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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从小见大。”
“杰米是注定了要出人头地的，他总是订出一些诸如此类的决心。你注意没有，他用什么办法提高自己的思想？他在这方面一向是了不起的。有一次地说我吃东西像猪一样，我把他揍了一顿。”
他舍不得把书合上，把每一条大声念了一遍，然后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想他满以为我会把那张表抄下来给我自己用。
快到三点的时候，路德教会的那位牧师从弗勒兴来了，于是我开始不由自主地向窗户外面望，看看有没有别的车子来。盖茨比的父亲也和我一样。随着时间过去，佣人都走进来站在门厅甲等候，老人的眼睛对始焦急地眨起来，同时他又忐忑不安地说到外面的雨。牧师看了好几次表，我只好把他拉到一旁，请他再等半个钟头，但是毫无用处。没有一个人来。
五点钟左右我们三辆车子的行列什到基地，在密密的小雨中在大门旁边停了下来——第一辆是灵车，又黑又湿，怪难看的，后面是盖兹先生、牧师和我坐在大型轿车里，再后面一点的是四五个佣人和西卵镇的邮差坐在盖茨比的旅行车里，大家都淋得透湿。正当我们穿过大门走进整地时，我听见一辆车停下来，接着是一个人踩着湿透的草地在我们后面追上来的声音。我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个戴猫头鹰眼镜的人，三个月以前的一大晚上我发现他一边看着盖茨比图书室里的书一边惊叹不已。
从那以后我没再见过他。我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今天安葬的，我也不知道地的姓名。雨水顺着他的厚眼镜流下来，他只好把眼镜摘下探一擦，再看着那块挡雨的帆布从盖茨比的坟上卷起来。
这时我很想回忆一下盖茨比，但是他已经离得太远了，我只记得黛西既没来电报，也没送花，然而我并不感到气恼。我隐约听到有人喃喃念道：“上帝保佑雨中的死者。”接着那个戴猫头鹰眼镜的人用洪亮的声音说了一声：“阿门！”
我们零零落落地在雨中跑回到车子上。戴猫头鹰眼镜的人在大门口跟我说了一会话。
“我没能赶到别墅来。”他说。
“别人也都没能来。”
“真的！”他大吃一惊，“啊，我的上帝！他们过去一来就是好几百嘛。”
他把眼镜摘了下来，里里外外都擦了一遍。
“这家伙真他妈的可怜。”他说。
我记忆中最鲜明的景象之一就是每年圣诞节从预备学校，以及后来从大学回到西部的情景。到芝加哥以外的地方去的同学往往在一个十二月黄昏六点钟聚在那座古老、幽暗的联邦车站，和几个家在芝加哥的朋友匆匆话别，只见他们已经裹入了他们自己的节日欢娱气氛。我记得那些从东部某某私立女校回来的女学生的皮大衣以及她们在严寒的空气中喊喊喳喳的笑语，记得我们发现熟人时抢手呼唤，记得互相比较收到的邀请：“你到奥德威家去吗？赫西家呢？舒尔茨家呢？”还记得紧紧抓在我们戴了手套的手里的长条绿色车票。最后还有停在月台门口轨道上的芝加哥－密尔沃基－圣保罗铁路的朦胧的黄色客车，看上去就像圣诞节一样地使人愉快。
火车在寒冬的黑夜里奔驰，真正的白雪、我们的雪，开始在两边向远方伸展，迎着车窗闪耀，威斯康星州的小车站暗灰的灯火从眼前掠过，这时空中突然出现一股使人神清气爽的寒气。我们吃过晚饭穿过寒冷的通廊往回走时，一路深深地呼吸着这寒气，在奇异的一个小时中难以言喻地意识到自己与这片乡土之间的血肉相连的关系，然后我们就要重新不留痕迹地融化在其中了。
这就是我的中西部——不是麦田，不是草原，也不是瑞典移民的荒凉村镇，而是我青年时代那些激动人心的还乡的火车，是严寒的黑夜里的街灯和雪橇的铃声，是圣诞冬青花环被窗内的灯火映在雪地的影子。我是其中的一部分，由于那些漫长的冬天我为人不免有点矜持，由于从小在卡罗威公馆长大，态度上也不免有点自满。在我们那个城市里，人家的住宅仍旧世世代代称为某姓的公馆。我现在才明白这个故事到头来是一个西部的故事——汤姆和盖茨比、黛西、乔丹和我，我们都是西部人，也许我们具有什么共同的缺陷使我们无形中不能适应东部的生活。
即使东部最令我兴奋的时候，即使我最敏锐地感觉到比之俄亥俄河那边的那些枯燥无味、乱七八糟的城镇，那些只有儿童和老人可幸免于无止无休的闲话的城镇，东部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即使在那种时候，我也总觉得东部有畸形的地方，尤其西卵仍然出现在我做的比较荒唐的梦里。在我的梦中，这个小镇就像埃尔·格列柯 ① 画的一幅夜景：上百所房屋，既平常又怪诞，蹲伏在阴沉沉的天空和黯淡无光的月亮之下。在前景里有四个板着面孔、身穿大礼服的男人沿人行道走着，抬着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一个喝醉酒的女人，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晚礼服。她一只手耷拉在一边，闪耀着珠宝的寒光。那几个人郑重其事地转身走进一所房子——走错了地方。但是没人知道这个女人的姓名，也没有人关心。
①埃尔·格列柯（El Greco，约1541－1614），西班牙画家。作品多用宗教题材，并用阴冷色调渲染超现实的气氛。
盖茨比死后，东部在我心目中就是这样鬼影憧憧，面目全非到超过了我眼睛矫正的能力，因此等到烧枯叶的蓝烟弥漫空中，寒风把晾在绳上的湿衣服吹得邦邦硬的时候，我就决定回家来了。
在我离开之前还有一件事要办，一件尴尬的、不愉快的事，本来也许应当不了了之的，但是我希望把事情收拾干净，而不指望那个乐于帮忙而又不动感情的大海来把我的垃圾冲掉。我去见了乔丹·贝克，从头到尾谈了围绕着我们两人之间发生的事情，然后谈到我后来的遭遇，而她躺在一张大椅子里听着，一动也不动。
她穿的是打高尔夫球的衣服，我还记得我当时想过她活像一幅很好的插图，她的下巴根神气地微微翘起，她头发像秋叶的颜色，她的脸和她放在膝盖上的浅棕色无指手套一个颜色。等我讲完之后，她告诉我她和另一个人订了婚，别的话一句没说。我怀疑她的话，虽然有好几个人是只要她一点头就可以与她结婚的，但是我故作惊讶。一刹那间我寻思自己是否正在犯错误，接着我很快地考虑了一番就站起来告辞了。
“不管怎样，还是你甩掉我的，”乔丹忽然说，“你那天在电话L把我甩了。我现在拿你完全不当回事了，但是当时那倒是个新经验，我有好一阵子感到晕头转向的。”
我们俩握了握手。
“哦，你还记得吗，”她又加了一句，“我们有过一次关于开车的谈话？”
“啊……记不太清了。”
“你说过一个开车不小心的人只有在碰上另一个开车不小心的人之前才安全吧？瞧，我碰上了另一个开车不小心的人了，是不是？我是说我真不小心，竟然这样看错了人。我以为你是一个相当老实、正直的人。我以为那是你暗暗引以为荣的事。”
“我三十岁了，”我说，“要是我年轻五岁，也许我还可以欺骗自己，说这样做光明正大。”
她没有回答。我又气又恼，对她有几分依恋，同时心里又非常难过，只好转身走开了。
十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碰到了汤姆·布坎农。他在五号路上走在我前面，还是那样机警和盛气凌人，两手微微离开他的身体，仿佛要打退对方的碰撞一样，同时把头忽左忽右地转动，配合他那双溜溜转的眼睛。我正要放慢脚步免得赶上他，他停了下来，蛮着眉头向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看。忽然间他看见了我，就往回走，伸出手来。
“怎么啦，尼克？你不愿意跟我握手吗？”
“对啦。你知道我对你的看法。”
“你发疯了，尼克，”他急忙说，“疯得够呛。我不明白你是怎么回事。”
“汤姆，”我质问道，“那天下午你对威尔逊说了什么？”
他一言不发地瞪着我，于是我知道我当时对于不明底细的那几个小时的猜测果然是猜对了。我掉头就走，可是他紧跟上一步，抓住了我的胳臂。
“我对他说了实话，”他说，“他来到我家门口，这时我们正准备出去，后来我让人传话下来说我们不在家，他就想冲上楼来。他已经疯狂到可以杀死我的地步，要是我没告诉他那辆车子是谁的。到了我家里他的手每一分钟都放在他口袋里的一把手枪上……”他突然停住了，态度强硬起来，“就算我告诉他又该怎样？那家伙自己找死。他把你迷惑了，就像他迷惑了黛西一样，其实他是个心肠狠毒的家伙。他撞死了茉特尔就像撞死了一条狗一样，连车子都不停一下。”
我无话可说，除了这个说不出来的事实：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你不要以为我没有受痛苦——我告诉你，我去退掉那套公寓时，看见那盒倒霉的喂狗的饼干还搁在餐具柜上，我坐下来像小娃娃一样放声大哭。我的天，真难受……”
我不能宽恕他，也不能喜欢他，但是我看到，他所做的事情在他自己看来完全是有理的。一切都是粗心大意、混乱不堪的。汤姆和黛西，他们是粗心大意的人——他们砸碎了东西，毁灭了人，然后就退缩到自己的金钱或者麻木不仁或者不管什么使他们留在一起的东西之中，让别人去收拾他们的烂摊子……
我跟他握了握手。不肯握手未免太无聊了，因为我突然觉得仿佛我是在跟一个小孩子说话。随后他走进那家珠宝店去买一串珍珠项链——或者也许只是一副袖扣——永远摆脱了我这乡下佬吹毛求疵的责难。
我离开的时候，盖茨比的房子还是空着——他草坪上的草长得跟我的一样高了。镇上有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载了客人经过大门口没有一次不把车子停一下，用手向里面指指点点。也许出事的那天夜里开车送黛西和盖茨比到东卵的就是他，也许他已经编造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故事。我不要听他讲，因此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