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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守旧而又虚荣的老太婆却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从来不肯赏光。现在看来，她似乎有意是为了等待逃亡返京的这一时刻，来完成这个历史性的盛大典礼。火车开动了，车站上跪满了花花绿绿的顶戴花翎，西洋乐队呜里呜拉地奏起了进行曲。这一对母子君臣在风驰电掣的火车上都想了些什么，我们无法揣测；我们只知道，銮驾回京不久，清廷就发出了一道谕旨：裁撤东河总督，自本年始，各省河运一律改征折色。至此，延续了二千四百五十余年，建筑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漕运制度，终于最后退出了历史舞台。
不久，朝廷又发布了一道谕旨：废除科举。于是，大运河上最后一道令人神往的风景消失了。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冬天，一个书生背着行囊全程考察了大运河。在很多时候，我就这样站在古运河边，而且大致总是在黄昏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因为眼前的衰飒气象和古运河有某种相通之处吧。是的，我得承认，这当儿看大运河最能看出情调，因为目下的运河（主要是北段）已不再属于诗人笔下的艳词丽句，很有些没落的了。
大运河是衰落了，又恰逢枯水季节，便愈见出衰飒中的戚容。所谓浩荡和明丽自然都说不上，那浅浅窄窄的一脉，自然也失去了往日流畅的叙事风格。水边结着薄冰，是脆弱的苍白，有的地方呈现出类似于石砚上“眼”的那种花纹。水很小，又不时被沙渚割据开来，便有些袅娜的意味。但两岸的河堤却很雄硕，器宇轩昂有如仪仗一般，虽显得有点过分隆重，却以其萧索的河床证明着当初的浩阔。河滩上长满了说不出名字的蒿草，一蓬一蓬的，一直铺展到与薄冰的交接处。还有几棵孤零零的柳树，都有了些年头，很难令人怀想那柳丝拂地的轻盈和春风快意。夕阳的余辉从那树梢上散漫过来，带着温存的伤感，抚摸着古运河边的一切。它渲染出一种尘埃落定的安宁，也使得那表情呆滞的河水有了片刻的瑰丽。
火车的汽笛声就是这时候传来的。
那几乎是一种惊心动魄的震撼。于是我看到，就在不远处的旷野上，那庞然大物正呼啸而过。它张狂、傲慢、旁若无人，那斩钉截铁的金属撞击声仿佛来自地层的深处。我这才意识到，铁路和大运河其实是平行地向前延伸的，在我这一路上，它一直若即若离地跟着我，有时它贴近过来，近得几乎能感到它那灼人的鼻息；有时又冷着面孔扬长而去，一甩手跑得无影无踪。现在，它又过来了——这次是在山东的德州。
翻开地图，看一看铁路和大运河结伴同行的轨迹，是很可以看出点意思来的。
无论是从北京向南还是从杭州向北，它们起初都是一起上路的，那两根并行不悖的线条也曾维持了好长一段。但铁路其实一直就很不安分，这种不安分源于它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倨傲不恭，它是新世纪的骄子，它的名字就打着铁与火的烙印，它有自己的思维定势和价值取向，为什么要跟着这位老态龙钟的“老祖母”亦步亦趋呢？于是它开始走自己的路。从地图上看，铁路和运河两根线条大致扭结成一个阿拉伯数字的“8”，但头尾又各自拖了一条小辫，那是双方并行的部分，在北端，是从德州到北京；在南端，是从镇江到杭州（其间铁路又经不住上海的诱惑，从苏州向东拐出去一段）。而那个“8”字中间的纽结点则在徐州。如果再看看它们分道扬镳的那几段，我们甚至可以闻到那延伸的铁轨有几分趋炎附势——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叫“傍”——的味道。你看，在镇江，大运河渡江北上，汇入了古邗沟。铁路则驰心旁骛，拂袖西去，因为那里有六朝金粉的古都南京。在德州，大运河汇入卫运河，而后经临清循会通河南下。铁路则独断独行，兀自兜搭上了风光旖旎的泉城济南，而后又想去圣人故里的曲阜观光，因为圣人看不惯它那种新贵的骄矜，只让它擦了个边。大运河和铁路就这样从北京起步，到杭州结束，它们数次牵手又数次分袂，其中的纠葛和龃龉真是一言难尽。这是一次不平等的结伴同行，一次忠厚与倨傲，朴实与轻狂，忍辱负重与趾高气扬的同行。
如果说大运河和长城的对比显示出一种空间性，那么，它和铁路的对比则更多地属于时间。一个是二千四百年，一个是一百年，时间的权力是绝对的权力，当蒸汽机车的烟雾飘散在古运河上时，后者便无可奈何地走向了衰落。
这种衰落是如此触目惊心。在从镇江到德州的每一座运河城市中，你都可以看到这种衰落的痕迹，感受到历史老人悠长的叹息。只要看看他们的名字：扬州、高邮、淮安（清江浦）、济宁、聊城（东昌府）、临清，稍微有点历史知识的都会想到在明清以至更早的时代，它们那独特的美学风貌和文化个性。现在，这些城市几乎都在大兴土木，筹建古运河公园和古运河博物馆，不少城市还成立了古运河研究会，这种收拾打点本身就透出一股没落贵族的味道。是的，大运河已成了它们昔日的光荣与梦想，它们曾因运河而丰韵鲜活、亮丽照人，成为农耕中国的商务重镇。无论是文人、商人、女人，还是皇帝、官僚、仆役，都曾在这里体味过生命的风神和热力。但衰落似乎只在一夜之间，它们好像中了什么巫师的魔法，一觉醒来突然发觉自己灰头土脸、韶华不再，成了不入流的三等都市，只在古运河边留下了几条街巷的名字（例如大市口、皮坊街、瓷器巷之类），羞羞怯怯地诉说着当年商贾云集的繁华。当然，随之衰落的还有那诗化的生命。而所有这一切，仅仅因为在大运河与铁路纽结的那个“8”字中，它们成了被铁路遗弃的一群。
起初，它们并没有怎么把铁路放在眼里，它们认为拥有运河就足够了，犯不着去攀附那轻狂倨傲的异教徒。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当津浦铁路修至山东曲阜时，为了线路的走向问题曾打了一场官司。诉讼的一方是有“天下第一家”之称的孔府，主诉人是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另一方是德国驻青岛的铁路公司。案由是：测量铁路的洋员竟将标杆插到了孔林附近，距西围墙只有五十丈。孔林是圣人寝息之地，岂能容忍那飞扬浮躁的洋玩意？为了这次诉讼，衍圣公曾亲赴山东巡抚衙门打通关节，并咨会清廷的津浦铁路大臣痛陈利害。面对着孔府这样背景很硬的家族，洋人也很知趣，他们同意拔掉孔林前的测量标杆。但孔府方面仍不肯罢休，坚持必须把铁路修在十里以外。这场官司的最后结局是孔府胜出，铁路只得乖乖地改道兖州。在那个时代，这恐怕是极少有的中国人盖了洋人一头的事。但曲阜却从此与铁路失之交臂，小城的衰落也自不待言。
但过了几年情况就不同了。1916年，围绕陇海铁路的东段走向又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的双方都是当时实业界的名流，一方是前清状元张謇，一方是海州耆宿沈云沛。所不同的是，这次双方是为了“争”铁路而“论”理。当时，陇海铁路通至徐州，沈云沛主张向东修至他的老家海州，终点放到大浦港码头。而张謇则主张从徐州向东南，在徐淮一线与大运河并驾齐驱，终点是他的老家南通。中国的士大夫向来总是以“尽瘁桑梓”为标榜的，但在涉及这个敏感话题时，两位老先生都摆出了一副高姿态。请看张謇在《为陇海线致张、解二君函》中的一段话：
南通者，中国之南通；海州者，中国之海州，非一省、一县、一人之所得私也。
话说得很冠冕堂皇，但也仅仅是冠冕堂皇而已。到了民国初年那个时候，铁路已成了有识之士眼中的“香饽饽”，谁不想往自己怀里搂呢？
最后沈云沛的主张占了上风，于是在陇海铁路东端，一个叫老窑的小渔村开始在中国地图上显露头角。但老窑这个名字太土气，当时的报刊上称之为“陇海铁路终端海港”，这大概是中国地图上字数最多的地名了。又过了十七年，当这个因铁路而崛起的城市正式命名为“连云港”时，作为运河中枢的淮阴已经衰落得不成样子了。
从孔圣后裔到实业巨子，他们一个个都在铁路面前奔走呼号，无论是驱逐还是延揽，也无论是争讼还是争论，那声音中的感情强度几乎是同等的。而大运河却被冷落在一边。历史的脚步势利地踩过它衰老的脊梁。时间，在名流显贵们的慷慨激昂和宏论滔滔中颤栗，抖落下梦的羽毛和语言的碎片。它成了孤独的守望者，默默地流淌，默默地苍老。
火车驶过来了，打破了运河沿线牧歌式的宁静，它喷吐的蒸气超过了所有农家屋顶上炊烟的总和，那地动山摇的喘息中隐含着一股不由分说的霸悍之气。它是真正的庞然大物，也是一阙关于钢铁与火的宣言。在它突兀的路基两侧，水车在干旱的土地上唱着古老的歌谣。女人的头巾掩映在庄稼地里，仿佛盛开的野百合花。农夫们赶着毛驴优哉游哉地走过村路，他们目送这钢铁的怪物轰然远去，目光中满是迷惘。偶尔，他们会看到司炉打开炉门加煤，火焰在炉膛里舞蹈一般跳跃着，正是那被驯服的火，化作了奔跑的力量，如同高扬的帆驯服了风，化成航船前进的力量一样。有时候，他们为了验证那怪物的力量，会在铁轨上放一枚铜钱——同治通宝或光绪通宝，火车过后，那铜钱被碾成了纸一样的薄片，淡化了原先的字迹和花纹。他们把那薄片钉在农具的把手上，成为一种装饰。若干年以后，农具的主人已经逝去，他的后辈还会从那铜饰上辨认出“同治”或“光绪”的字样。但他们赶着毛驴经过铁路边时，目光已不再迷惘，毛驴上驮着土地上收获的棉花、蓖麻、烟草或女人的手工艺品，在前面的小镇上，它们也将被装上火车，送到更遥远的地方。火车正在悄悄地改变着他们的生活，而这一切都是在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