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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船开走了，码头上空寂下来，只留下一个孤零零的女孩子，提着一个小小的布兜，那里面是一捧鸡零狗碎的残花。秋风过了，棉叶落了，那遗留在棉秸秆上一瓣两枣的残花人家不要了，女孩子用心细细地剥下来，积在一起，想卖掉扯一块花布褂子哩。航船远去了，女孩子仍然站在深秋的晚风中，目送着大鸟似的白帆和航船后面“人”字形的波浪。
在那个季节里，河埠头上每天都会看到这样的女孩子，在她的身后，秋色在遍野的霜叶中冷寞地老去。
27最后的绝唱
咸丰六年秋天，六十三岁的魏源离开兴化，沿古运河前往杭州。这是在一个苍老的季节里，一个老人向另一个老人的告别之旅。
是的，魏源老了，大运河也老了。三十年前他在陶澍幕中鼓吹海运时，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意气是何等豪迈。如今，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秋天里，他又行进在这条因漕运终止而显得冷冷清清的旧航道上。孤舟寒水，天低云暗，芦花萧萧，满目凄凉，这景况正暗合了他的心境。尽管一本《海国图志》使他名满天下，但名气有时是不能当饭吃的，特别是在势利的科场和官场，名气更是一文不值。“惠抱兰怀只可怜，美人遥在碧云边。东风不救红颜老，恐误青春又一年。”这是何绍基为他鸣不平的诗，他就这样在屡败屡试中误了一年又一年，直到道光二十五年五十二岁时，才中了个三甲九十三名，这样的名次，对于一个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来说，简直是一种耻辱。我查了一下道光二十五年的登科录，那年的状元是一个叫萧锦忠的湖南人，此公是个平庸无为的孝子，夺魁后，在翰林院当了两年修撰，便回家奉养老母去了，直到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因喝醉了酒不慎被炉火烧死。但就是这个怎么看也不起眼的萧锦忠，当年在科场上的排名却要让魏源踮起脚尖才能看到。其实，就是把清代所有的状元加在一起，也肯定比不上一本《海国图志》的，仅从这一点看，科举的游戏规则也应该改一改了。
魏源在苏北的小县衙里坐了几年冷板凳，就辞官避居兴化，把佛经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大凡皈依宗教的智者都是有大痛苦的，魏源的痛苦或许在于他已经看出了清王朝不可救药的大趋势，既然无力回天，便索性横出三界，寄望虚无。于是，他把人生的最后一座驿站选在灵隐寺下的杭州。
小船从内河绕过战火中的瓜洲和镇江，在谏壁附近进入江南运河。北风吹送着孤帆，省却了一路上纤夫的辛苦。漕运的终止加上连年战乱，古运河上一片萧索，原先狭窄的航道也显得宽敞多了。船到苏州，魏源登岸小憩。苏州是人见人爱的地方，从表面上看来，这里仍然一如往常，小桥流水，幽静如梦，老圃秋香，金桂出墙。阊门的市肆仍然繁喧，山塘的仕女仍然靓丽，桃花坞的年画也仍然充满了俚俗和喜庆。但魏源已经感觉到，这座东南地区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正在走向衰落，随着漕粮改行海运，它的地位正在被邻近的上海所取代。从此以后，苏州只能作为上海的后院而存在了，这里精致的园林可以让冒险家们纵横四海的雄心得到休憩，这里的深巷小楼里为他们调教出一茬又一茬色艺可人的姨太太，而这里温丽的山水间则为他们准备了一方死后的墓地。一座曾在中国城市史上勃发出经济和文化原创力的苏州正在消失，它正在变成供人们休闲把玩的一把团扇或一曲评弹。秋风惆怅，美人迟暮，魏源叹息一声，重又登舟解缆。艄公扳动橹桨，搅碎了姑苏城苍老的倒影，旧日的繁华有如流水一般悄然逝去……
几个月以后，魏源病殁于杭州。
就在这之前不久，武英殿修书处奉旨将《海国图志》修缮贴锦进呈，但对于咸丰和他的清王朝来说，一切已经太迟了。
魏源的感觉没有错，不光是苏州，中国东部那些比较纯粹的运河城市都将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所谓纯粹的运河城市，是就它们对运河的依赖程度而言的，它们当初的繁荣就是运河滋润的结果，它们和运河是瓜儿离不开藤的关系，也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把这些运河城市和衰落联系在一起是很让人伤感的，这不仅因为它们的繁荣曾展示了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城市发展的骄傲，而且因为它们在历次战乱后所体现的那种令人惊叹的再生能力。例如扬州，铁血之剑曾一次又一次地把它犁为废墟，著名词赋家鲍照的《芜城赋》就是在这里写的，那种“饥鹰砺吻”和“崩榛塞路”之类阴森森的描写让无数后人不寒而栗，芜城也因此成为扬州的代称。可战乱一过，扬州从血泊和瓦砾中站起来，轻描淡写地理一理衣衫，将息好身上的创伤，照样平头整脸的，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一段时间以后，便又出落得丰容盛鬋，仪态万方了。扬州的故事属于大运河的历史范畴而不属于权力争逐的历史范畴，决定他命运的是大运河而不是任何一位帝王，即便是最残暴的将领和最平庸的帝王，也不能阻止扬州那凤凰涅槃般的再生，就如同饥寒交迫和风尘垢面不能阻止贫家少女出落得饱满鲜活一样。这些不因为别的，就因为它依傍着大运河，有艨艟连翩的漕运大观作为它生命的背景，从那里，它获得了生命中所有的色彩、思想和文明的声音。但现在不行了，随着漕运的终止，大运河已被冷落在一边，它生命中一个漫长的冬季降临了。
同治初年，随着太平军和捻军的相继失败，清廷内又发出了恢复漕运旧制的呼声。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当初改制只是在太平军兵锋之下的无奈之举。但同治初年已经不是咸丰初年，更不是道光初年，虽然当皇帝的还是爱新觉罗氏的子孙，但在剿灭太平军的过程中，以湘军和淮军为代表的各方诸侯已纷纷坐大，并分享了地方财政收入，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在正项漕粮以外的浮收部分，称之为漕折。这是一笔很大的财源。恢复漕运旧制的呼声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各方诸侯的反对，这中间以曾国藩风头最劲。清王朝到了这个时候，中央政府的权威已大打折扣，现在他们不得不看地方军阀的脸色了，既然各方老总们的脸色不好，那就只能不了了之。
北京的舞台开始式微，上海那边的好戏却迫不及待地开场了。同治十二年十一月，上海轮船招商局建立，这在当时并算不上一件大事。但如果联系到这一年发生的其他事情，你就会隐隐感觉到这至少不是一件小事。同治十一年发生了一系列具有终结性和开创性的大事。年初，曾国藩病死于两江总督任上，这位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中兴名臣的死去，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仿佛为了印证这种论断，这期间，由恭亲王奕䜣领衔修撰的《剿平粤匪方略》四百二十二卷和《剿平捻匪方略》三百二十卷相继告成，那一幕让清王朝不堪回首的历史将从此被封存在厚厚的典籍之中，但愿不要被重新提起。不久，容闳率领三十名留学生踏上了开往美利坚的海轮，这是中国政府向西方世界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三十名拖着长辫子的青年才俊中，有一个叫詹天佑的，后来被称为“中国铁路之父”。再接着，就是上海轮船招商局的成立。
招商局起初只有三艘轮船，后来又陆续收买了几艘外国洋行的旧船。尽管貌不惊人，也不那么张扬了，但黄浦江上喧闹的汽笛声中，毕竟有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声音，这开天辟地的大声音立即改变了航运界的竞争格局，过去一直是美国的旗昌；英国的太古、怡和几家公司之间互相倾轧，现在他们全都抱成一团，齐心协力地要挤垮招商局。招商局倒也不怎么怯场，凭借着清政府给予的漕运专利及回空免税的优惠政策，在竞争中反倒渐渐地显山显水，羽翼丰满起来。而且，从这里还陆续走出了一批近代中国的实业巨子，其中包括那位后来名满天下亦谤满天下的盛宣怀。在早期中国的洋务实业中，轮船招商局无疑是办得较有成效的，而在它那巨大的轰鸣声背后，则是大运河日甚一日的冷落。
大运河在冷落中流过十九世纪的后半叶，它目睹了那几十年中一个古老民族的屈辱和痛苦，也见识了一些崭新事物在它的身边次第崛起。如果说招商局海运的汽笛声离它还相当遥远，那么，另一个更大的声音却离它越来越近了——那是火车的轰鸣。
光绪二十七年，是中国传统的辛丑年，也是公元二十世纪的第一年。
慈禧太后带着光绪从西安回来了，他们是去年夏天被八国联军赶出京城的，走的时候蓬头垢面，仓皇辞庙，一路经河北、山西再到关中，惶惶如丧家之犬，丢尽了皇家的脸面。去年经过的那些伤心之地老太婆这次不想再走了，回銮走的是南路，浩大的皇家车队沿着黄河南岸的古驿道进入中州大地，然后再折向北行。銮驾到达保定时，刚刚接替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给了太后一个意外的惊喜，他特地为老佛爷安排了一段火车上的行旅——让太后和皇上乘坐豪华的“龙车”回京。虽然铁路出现在中华大地上已有了好几年，但这个守旧而又虚荣的老太婆却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从来不肯赏光。现在看来，她似乎有意是为了等待逃亡返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