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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这几座运河重镇的攻守战惨烈而持久，从咸丰三年开始，太平军与清军在镇江争夺五载，在扬州三进三出，在古渡瓜洲更是杀得昏天黑地。清军的江南大营驻扎镇江，江北大营驻扎扬州，形成对天京的合围之势，而林凤祥所部的一支孤军却死死地钉在镇江与扬州之间的瓜洲。为了这座弹丸小镇，攻守双方都打红了眼，清军的攻势如同江涛一般潮起潮落，太平军的坚守如同磐石一般落地生根。双方都志在必得，也都抱定了孤注一掷的信念，他们像两只死死地撕咬在一起的巨兽，招招都是冲着最致命处去的，却又总是不能置对方于死地，于是他们在淋漓的鲜血中喘息、对视、怒吼，然后又开始新的一轮撕咬。他们仿佛不是为了胜利而战，而是为了死亡——怎样死得威猛、死得壮烈、死得让对手颤栗——而战。瓜洲血流漂杵，尸骸横陈，经历了小镇历史上最痛苦的洗礼。战争有时是没有理性的，瓜洲何辜？从军事战略上讲，瓜洲的得失对天京的攻守战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何至于遭此荼毒？但战争说到底又是绝对理性的，瓜洲的不幸在于它太招摇了，它不仅依傍着运河，而且是大运河四千里航程中最重要的渡口，无论是死缠滥打还是困兽犹斗，攻守双方都因那个古老且娇贵的话题——漕运——而热血沸腾，亢奋不已。漕运是清王朝的天庾正供，漕运一断，偌大的一座京师就没有日子过了。因此，对于太平军来说，守住了瓜洲，就等于扼住了对手的咽喉。为了这真正体现了战争精神的一扼，他们在江北的据点尽数失手以后，仍不惜代价死守瓜洲，在遍体鳞伤中也享受着让对手血脉枯竭的快感。而对于京师里的达官贵人们来说，升平岁月对那座南方的渡口并不怎么看重，至多只不过是关于闺怨和离愁之类的诗意想象。可一旦刀兵动地，瓜洲就像一座不吉的符咒压在心上，不把瓜洲揽在怀里，即便是玉堂金马，高枕锦裘，做的也全是噩梦。
太平军在瓜洲的坚守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自咸丰三年以后，江西两湖的漕米只得改折征收，折合成白银就地拨充军饷；而苏南浙江的漕米则改由海运，具体做法仍然是当年陶澍擘划过的那一套，在上海雇用商船海运至天津。从嘉庆年间开始，争论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海运问题终于尘埃落定。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三代帝王的殚精竭虑，六部九卿的慷慨建言，船工纤夫的痛苦呼号统统都白搭了，它们在太平军呼啸的刀剑下全都显得那样苍白无力，这真应了一位伟人的名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不管对太平天国的革命性该如何评价，但沿袭了二千多年的漕运制度的最终废止却是由他们促成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在大运河的历史上，邗沟（里运河）和江南运河是最早形成的，现在，它们也理所当然地最先卸下了历史的重轭，回复到一种平民风格。它本来就应该是一条平民化的河，那些贵族化的光环是权势者强加给它的，就像他们把华贵的冠冕强加在一位民女头上，同时也强加给她无休止的屈辱和劳役一样，那无异于是一种巧取豪夺。解脱了漕运之累的大运河把优越感和使命感也扔给了历史，现在它是一条自由的河，仍然有江枫渔火的诗意，仍然有帆樯如林的壮观，也仍然有船工号子和纤夫的呻吟，却没有了运丁胥吏的呼喝和鞭挞，因此也就用不着总是那么行色匆匆。好风好水，并不都是为了皇室的差事而推波助澜，它们想吹送哪片风帆就吹送哪片风帆，甚至想滋润哪块农田就滋润哪块农田，用不着看权势的眼色。在生命的晚年，它落尽铅华，也洗却了总是被驱使的喧嚣浮躁，迎来了一段有如秋容一般的自在光景。
只有在京畿附近的山东河北一带，大运河仍然瑟缩在王朝的淫威之下，那里的漕粮仍然要通过大运河牵挽北上。
但太平天国的北伐军已经逼近那里了。
北伐意在“犁庭扫穴”，林凤祥和李开芳率领的北伐军从扬州出发，一路望风披靡，五个月之后，兵锋直抵天津郊区的静海。京师里的王公贵族已经悄悄地收拾好细软开始逃亡了，咸丰帝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他甚至想到了煤山下的那棵歪脖子老槐树。在华的外国人几乎都认定清王朝行将垮台。北京城里逃亡的脚步声和无可奈何的叹息，连远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埋头著书的马克思都听到了，他写道：
最近东方邮电告诉我们：中国皇帝因预料到北京快要失陷，已经诏谕各省巡抚将皇帝的收入送到其老祖宗的封地和现在的行宫所在地热河，该地距万里长城东北约八十英里。
其实马克思是过于乐观了，参加北伐的太平军总共只有两万人，孤军转战四千余里后，已成强弩之末，到了天津附近便无力继续向前，只能在静海县独流镇固守待援。时令已是严冬，往年的这个时候该张罗过年了。独流镇的战事除了见诸于那期间羽檄交驰的奏章和谕旨，还刻印在溢彩流光的杨柳青年画中，例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被称为“长毛年画”的《猴拉马》。作为这一历史大事件在艺术中的反映，猴拉马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今天的太平天国史家和民俗专家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民间俗语中有“猴拉马山石遛”的说法，“山石遛”的谐音是“三十六”，隐喻“三十六计走为上”，是太平天国撤退的信号。也有人认为，传统年画中的猴都是暗喻“侯”的，这幅年画无异于太平军的安民告示：我军到达，立即封侯。这些解释都说得过去，也都有点勉强。在我看来，猴，就是太平军，因为林凤祥和李开芳刚刚被洪秀全封为“靖胡侯”和“定胡侯”。而马则是他们的对手满清王朝，在南方人眼里，马原本是属于北方的，“胡马”向来代指北方的少数民族。你看，一支小小的北伐军，把清王朝搅得一惊一乍的，就像画面上那个顽皮的猴子拉着一匹不肯驯服却又无可奈何的大马一样。猴拉马，有玩的意思，他们是在玩自己的对手，玩得清王朝顾此失彼，昏头转向。如果认为这幅年画中的猴子和马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那么，这种意味就在于，正是一股自豪和乐观的精神力量，托起了太平军将士笑指沙场的使命感，让我们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所体味到的就不仅仅是悲怆和沉重。
在独流镇，太平军最大的对手不是“清妖”，而是气候。如同四十年前拿破仑在莫斯科城下的遭遇一样，这些习惯于在温暖的山岭中赤足奔走的两广兄弟，在北方的冰天雪地中既没有保暖的衣被，也没有御寒的知识。再加上与南方的稻米相比，北方的玉米和高粱简直让他们难以下咽。他们在饥寒交迫中固守了三个多月后，只得沿运河向南突围，一路退却，一路遗尸。最后退到东光附近的连镇，以数千残兵面对僧格林沁最精锐的蒙古铁骑，居然坚守了十个月。战事的残酷，让连镇地方志上的那几页至今仍令人不忍卒读，据说夏日里尸壅运河，尸臭熏天，数十里之内乡民无敢用水者。太平军最后弹尽粮绝，全部壮烈战死，他们用自己飞扬的热血，在运河沿线这座不起眼的小镇上，写下了近代战争史上悲壮的一章。
咸丰喜出望外，为僧格林沁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庆典。乾清宫前的广场上卤簿如云，金声玉振，黄罗紫盖，翠华摇摇，庄严的礼仪中洋溢着开天辟地再造乾坤般的欢乐气氛。大清国已经二十七年没有举办这样的庆典了，上一次是道光八年平定新疆的张格尔叛乱，那时候，当今皇上还没有出生。按照清代制度，这种庆典是只有在大获全胜之后才可以举行的，当此南方军务吃紧之际，咸丰却铺排出这样一招一式皆如祖制的盛大仪式，实在有点强打精神的味道。长江流域的战局扑朔迷离，呈现出令人不安的胶着状态，将士无能，师老无功，据说江南大营的兵勇已娶了当地的民妇，过起了抱子赌钱做买卖的小日子。但咸丰已无力去顾及这些了，南方还远着哩，只要京畿无事就好。
孤军北伐的太平军覆没了，历史学家们说，这是太平天国的战略错误白送给咸丰的一个战略胜利，这我们不去说它。但历史学家们同时也注意到，封建的漕运制度也由此而终结，清王朝现在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北伐军兵锋所至，大运河北段的漕运也整个儿瘫痪了，黄河以北的漕粮也只能改折征收。改折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朝廷现在要的只是银子，至于京师军民的日用衣食，尽可以交给那些无孔不入的商人去操办。有了银子什么不能买呢，何苦总要自己揽在手里，成天为饭碗操心？这个简单不过的道理，他们想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想通。无论是鼓励商船海运漕粮，还是将漕粮改折征银，虽然都是清王朝为摆脱困境而实行的权宜之计，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赋税的货币化进程，有助于加强农民同市场的联系。漕粮的商运或鼓励民间商人运销粮食，更直接有利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自然经济的分解。有意思的是，这一巨大的历史变革却是在太平军急风暴雨般的打击下，迫使清王朝在无可奈何中最终完成的。
大运河现在被冷落了，这种冷落中透出一股历史的悲凉感和势利味，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庞大的王朝须臾不可缺却的生命之河，京师里的衮衮诸公也不再会因为它的决口或堵塞而忧心如焚，以至奏牍如云、申斥如雨了。但冷落有时只是为了促成某种角色的转换，它虽然不再是一条神圣的河，却仍然不失为一条有神采的河。失去了权势的青睐，也还是有热情的目光注视着它，那是来自民间的。民间的热情不像权势的热情那样云蒸霞蔚一般辉煌，它是家常式的、温润平和的。接连几年汛期过后，有些地方的河道开始淤塞了，但各级官府已根本不把这当回事，因为到时候自会有商人凑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