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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说，为自己的口腹之欲而吃人，不应该；为了国家利益则无可非议。又说，“图大事者，不顾其小。”为了“伟大的事业”，死几个人算什么？可是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你们所说的“伟大的事业”最终不是为了保护生命，反而要以吃人为代价，那它又有什么“伟大”可言呢？“革命革命，多少罪恶假汝之口而实行。”这是法国大革命时的一句名言。君不见，那些独夫民贼们不就是借口某个“主义”，某个“原则”，或者“国家利益”，把人民当作垫背，来实现一己私欲的吗？
睢阳之战只是争夺大运河的诸多战事中的一幕，类似的情节一再演绎，成为中国战争史上独特的篇章。我想，迟早会有人把那些战事编成一本大书，题目就叫《美丽的脆弱》。大运河的历史无数次验证了这种美丽的脆弱——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格局中，大运河的鲜活与亮丽，苦难与无奈、血雨腥风与忍辱负重。经历了鸦片战争的道光皇帝就目睹了这种脆弱，夷人只要用几条兵舰在运河上游稍微晓以颜色，京师里就惶惶不可终日了。已经步入老年的道光经此变故，精神上已完全垮塌了，像许多老人一样，他变得越发胆小怯懦，终日里只图耳边清静，“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事。”但他心里还是有数的，在临死之前，他曾力图有所振作，又一次下诏试行海运。一条衰老的运河是不足恃的，在万方多难的时局下，不能把一个庞大的王朝总是拴在运河上。
但这次试行也仅仅是试行而已，道光的生命精神已不可能再承载一次对祖宗成法的变革，最后自然又是例行故事，不了了之。
道光死于1850年，他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其遗嘱词气谦逊，也透着浓重的悲凉情绪。清朝祖宗有规定，丢失国土的皇帝死后不得建神功碑，因此，他的墓陵是清代帝陵中规模最小的一个。斜阳惨淡，墓陵萧萧，一个自感愧对祖宗的庸懦之君瑟缩在龙泉峪的一隅，孤独地注视着清王朝走向最后的谢幕。
道光帝旻宁去了，咸丰帝奕裕戳耍庸死习质种械哪且桓崩锰印Ｗ魑桓黾刃坌牟从植攀镀狡降氖潘甑那嗄辏坏靡兄刈约旱亩魇Χ攀芴铩６攀芴锸且桓鲂欧睢鞍氩柯塾镏翁煜隆钡拇呈看蠓颍淙凰诎镏仍｝谋登帝位的宫廷角逐中显示了对中国政治的深刻理解，但他最大的缺陷恰恰是缺乏对当今世界的了解。鸦片战争时，这位老先生曾上奏建策：用中国传统的木簰，火攻突入长江的英国舰队。这是书生论兵的典型，表现出对前线战况以及近代军事技战术的无知。他那些源自儒家经典的治国方略，也基本上是与“木簰火攻”相类似的食古不化的一套东西。但咸丰没有办法，他只能倚重杜受田。这里且说一桩小事，道光帝死于圆明园慎德堂，按照清代制度，新皇帝奕裕比障挛缁に痛笮谢实鄣囊盘逯磷辖乔骞７牛馕恍戮鞒龅牡谝桓鼍龆ㄊ牵�
以上书房为倚庐，席地寝苫。
这道谕旨很有深意。“倚庐”是居父母大丧时所住的房子，紫禁城里有上万间房子，奕裕尾谎≡癖鸫Γ≡裆鲜榉磕兀克匀徊皇俏朔孔樱俏讼蚨攀芴锾纸痰姆奖恪Ｒ蛭诺纳矸菔恰叭胫瞪鲜榉俊保刻炀傻缴鲜榉恐蛋啵荒苋ス斜鸬牡胤健＾仍｝若选择别处为倚庐，召见杜受田须由御前大臣带领，不仅手续烦杂，而且十分招摇。以上书房为倚庐，师生见面就顺理成章很平常了。
杜受田是山东滨州人，出身于官宦诗书之家。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我觉得，中国到了十九世纪中叶，需要的不是被传统浸泡得烂熟的齐鲁大地和孔孟之乡的山东人，而是思想更开化的广东人和湖南人。在每次社会变革的大潮涌动时，总会有一些带有地域特征的风云人物走上前台，晚清和民国历史上的广东人和湖南人就是这样的群体，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在中国政坛上起主导作用的几乎都是他们的湖广方言。从曾国藩、左宗棠到康有为、梁启超，再到孙中山、毛泽东，湖广方言成了这一时期最富于号召力的声音。有时候，某个历史人物之所以走进了这个房间而不是那个房间，在冥冥之中决定他命运的仅仅是他那带着乡土味的方言，他一生的蹦达其实都没有超过故乡村头那棵最高的老树。例如像袁世凯那样的一代枭雄，你不能说他没有才干，也不能说他没有干过一些顺应时代潮流的好事。但他最后为什么一定要穿上那件丑陋的龙袍呢？他那个大总统其实已拥有了和皇帝差不多的绝对权力，他通过操纵约法会议通过了《总统选举法》修正案，不仅将总统终身化了，而且实际上也世袭化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如果让残存的一点“共和”、“民主”的形式存在下去，当一个西装革履的“皇帝”岂不很好？可他不干，偏偏为了一个皇帝的名分弄得身败名裂，这样的昏招似乎与他的智商相去甚远。现在看来，根子就在于他的方言，他是河南人，那个自古以来的帝王之州，帝王思想对他的影响就如同那一口红薯腔一样，几乎是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这就是传统的力量。
咸丰初年的政事仍然在一条暮气沉沉的旧航道上运行，虽也时有雷霆之声、风云之色，但落到地上总是毛毛雨。本来，社会的各种弊端皆源于已失去了活力的儒家学说和祖宗制度，而咸丰和杜受田现在又以此去配制救世药方，这样能有什么效果呢？按照祖制，杜受田让咸丰接连三次下诏求言求贤。一般来说，求言求贤固然显示了君主的开明，但以中国当时的国情，什么事情到了大事张扬地提倡的地步，往往说明这件事本身已不大妙了，就正如提倡廉政，恰恰说明了腐败成风，提倡民主，恰恰说明了专制横行，提倡安定，恰恰说明了盗贼蜂起一样。中国的封建帝王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若公开求言求贤，则标志着统治已有些问题了；若到了公开下“罪己诏”的时候，那么也就差不多要亡国了。这期间，杜受田自己也推荐了两位老人：一个是林则徐，六十六岁；一个是周天爵，差不多八十岁。林则徐是众望所归，就不去说他了。周天爵是前漕运总督，作风苛猛果敢，在任期间很做了几件厘清恶弊的大事。重新起用周天爵似乎是一个信号，使人们预感到朝廷又要大刀阔斧地整治漕运了。
但还没等到朝廷动手，运河就出事了。咸丰二年夏季，黄河在丰县破坝决口，水漫山东、江苏，漕运亦为之阻断。大运河总会以它那美丽的脆弱，不失时机地提醒人们对它的注意，新皇帝的屁股还没有坐热，它就以这种特有的方式上了一道奏本。
咸丰几经踌躇，只得在奏本上下了一道朱批，派恩师杜受田亲自去处理。
也实在难为杜受田了，这么一个庞大的王朝，这么一副百孔千疮的烂摊子，都压在他书生的双肩上，而他偏偏又是个不肯拆烂污的人。他太累了。
盛夏溽暑加上心力交瘁，这一年八月，杜受田死于河工。
噩耗传到京师，咸丰声泪俱下，用朱笔写下了一段在谕旨中极为少见的富于人情味的话：
忆昔在书斋，日承清诲，铭切五中。自前岁春，懔承大宝，方冀赞襄帷幄，傥论常闻。讵料永无晤对之期，十七年情怀付于逝水。呜呼！卿之不幸，实朕之不幸也！
杜受田死于河工，这样的结局极富于象征意义。杜受田老了，他为之身体力行的那一套治国思想老了，大运河也老了，这些走到了历史尽头的事物，最后悲剧性地聚汇在一起。衰老是一个可怕的词，任何别的词一旦和它沾边，便立即失去了生命的鲜活。憔悴是可以恢复的，衰老却无法恢复。既然如此，那么死亡就是他们必然的归宿，他们聚会在一起，以死亡的形式完成了一次悲壮的告别。
杜受田的灵柩，通过大运河运往京师，沿途的地方官亲自照料护送，所有的漕船都为当今皇上的恩师让道。自山东向北，这也是杜受田当年进京赶考的路线，大运河见证了一个书生在古老航道上的奋斗和追求，最后又通过这条古老的航道把他送回京师去接受祭奠。从淮安到北京，千里运河线上灵幡似雪，哀声入云，这样盛大的丧仪，大运河以后再也看不到了。
咸丰二年的秋天，大运河已感到了几分带着寒意的孤独，这不是什么好兆头。但作为一个伟大的生命，即便是死亡，也要和它的诞生一样伴和着纷飞的血雨，弄出惊天动地的大声音来的。
那惊天动地的大声音说来就来了。
26长河悲风
杜受田死于河工时，“长毛”正在江南闹得沸反盈天。“三十刀兵动八方，安排龙马接洪杨。”自道光三十年开始，“长毛”起事已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咸丰二年十一月，太平军由湖南挺进湖北，一举攻克华中重镇武昌。第二年三月又挥戈东指，沿长江顺流而下，五十万大军征帆浩荡，旌旗蔽日，一路势如破竹。三月二十八日，天王洪秀全在万军簇拥下进入虎踞龙盘的南京。南京是多好的地方啊，这里有世界上最华丽的绮罗和最香艳的脂粉。洪秀全不想再走了，他要定定心心地在这里住下来。京都的华冕又一次降临在石头城上，这座曾叫过建邺、建康、金陵、应天和江宁的古都，这一次的名字叫天京。
大运河最先感觉到了天京城里天翻地覆的声响，因为在天京下游不远，就是扼守运河要冲的镇江、瓜洲和扬州，历史的智慧告诉它，一场血战正在向它逼近，而这场血战也许将从此终结它的使命，把它从与生俱来的精神特权和世俗劳碌中解脱出来。它老了，是到了该解脱的时候了。但它生命中的每一次重要仪式都是以尸山血海作为铺垫的，这一次当然更不会例外，它已经闻到了刀光剑影中那股欲望的血腥味。
围绕着这几座运河重镇的攻守战惨烈而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