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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夜沉沉，大野寂寂，一派朦胧的天光射向镇江，一部划时代的煌煌巨著就要诞生了。
《海国图志》。
哦，海——国——图——志！
我们对大海本来是不应该这样陌生的，因为我们身边就依傍着世界上最浩翰的大海，历代的帝王也无不宣称自己“富有四海”。“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诗人的笔下，大海从来就是激情的渊薮，充满了浪漫的诱惑力。可是我们走向大海的云帆却很少升起，可怜的几次远航，一次是徐福，目的是为帝王寻找长生不死之药；一次是郑和，那只是炫耀国威的政治游行，顺带着为主子寻找一个流亡在海外的政治上的对手。除去自己手中的权杖和那一副贪得无厌的臭皮囊，他们还能关心什么呢？大海是帝国的屏障，幸甚，幸甚！至于大海另一边的世界，他们从来懒得去想。一个依傍着大海的民族，关于大海的激情和想象力却日益枯竭，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
我们对海外诸国同样不应该这样陌生的，因为我们曾失去了多少次与人家交往的机会。作为“天朝上国”，我们从来总是把自己以外的国家称作“蛮夷”，那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不屑。本来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还要和人家交往什么呢？远的且不说，最近的一次，乾隆五十八年，英国特使率船队远涉重洋访问中国，带来了包括毛瑟枪和榴弹炮在内的六百箱礼品，要求与大清帝国签订贸易协定。但傲慢的乾隆不仅拒绝了人家的要求，还在敕书中老实不客气地把人家教训了一顿，说“中华万物皆备”，无需这些左道旁门的玩意。结果，才过了不到五十年，人家就带着当年作为礼品而不被主人笑纳的枪炮打上门来，把“天朝上国”打得一点脾气也没有。
那么，我们难道应该对一张展示外部世界的地图陌生吗？历史上的张骞西行、鉴真东渡、甘英出使古罗马帝国（据说此行曾一直抵达巴勒斯坦），都曾是我们走向外部世界的大举动。但那些只是汉唐遗事，随着汉唐大帝国从历史舞台上的消失，中华民族那种雄视四方的气魄也逐渐衰退，连同当年留下的那些地理图册亦散佚殆尽。既然已经下定决心闭关自守，不再需要对外进取和交往，还留下这些劳什子何用？最后一批地图是被烧毁的，十五世纪三十年代，明宣宗朱瞻基下令将郑和下西洋的所有档案付之一炬，其中就包括航海图，目的很简单：为了防止后人仿效。我们当然也拥有不少勉强可以与地图沾边的东西，有些甚至被作为国宝藏之秘室，例如历代的《宫苑图》、《京畿胜迹图》、《江山万里图》等等，却唯独没有一张可以把东西方各国一览无遗的世界地图。
说到志，那就更加令人尴尬了。中国古代的志书真可谓浩如烟海，国家大事就不必说了，连道听途说的神怪符瑞之类都一一记录在案。自西汉以始，宫廷中还有一帮人专门负责编撰《起居注》，整天像特务似的盯着皇帝的日常起居，连哪天夜里“幸”了哪个妃子都写得清清楚楚。一部二十五史，每个朝代都列有《礼乐志》、《食货志》、《五行志》、《艺文志》、《地理志》等等，在那些汗牛充栋的记载中，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关于外部世界的介绍，例如在明代的志书中，英吉利被列为“朝贡国”，要知道，对于那些“蕞尔小夷”来说，准许他们向中国进贡已经是一种“恩典”和“表彰”，只有进化了的“蛮夷”才能有这样的荣幸。在几乎所有的志书中，我们就是用这样近乎无知的目光打量外部世界的。
哦，海——国——图——志！
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我们才发现，中国迫切需要一本了解世界的——《海国图志》。
镇江的约会聚散匆匆，林则徐的行期转眼就到了，挥别之际是最令人伤怀的，孤帆远影，青衫飘零，天各一方的离愁有如古运河上的晨雾一般缠绵。这几位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以后再也没有相期之日了——三个月之后，才华横溢的龚自珍客死于丹阳。“云梯关外茫茫路，一夜吟魂万里愁。”他留下的压卷之作是两首怀念故人的《咏史》诗。
时局越来越吃紧了，大英帝国的舰队步步进逼，而当时中华民族唯一能与之抗衡的只有扬州挈园里的一支书生之笔，《海国图志》的编撰与战争的进程几乎是同步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英军攻陷吴淞口，陈化成力战殉国；六月，英军攻陷镇江，切断了江南漕粮的进京运道；七月，英舰陈兵下关，中外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中国赔偿白银二千一百万两，并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九月，《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完成初稿；十二月，完成修订及序言，不久即刊刻问世。
而差不多就在同时，在深宫里闭目塞听的道光皇帝在谕旨中提出了一系列很幼稚的问题，让大臣上奏：
英吉利距内地水程，据称有七万里，其至内地者，经过者几国？克食米尔（今译克什米尔）距该国若干路，是否有水路相通……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该国制造鸦片烟卖与中国，其但欲图财，抑或另有诡谋？
这些现在看来都是常识性的极为肤浅的问题，竟然出自堂堂天朝大国的皇帝笔下。从道光那迷茫的目光中，我们可以想见当时整个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无知达到了何种地步。
好在我们已经有了一本《海国图志》，并且已经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师夷长技以制夷！
25美丽的脆弱
这里有一个问题，英军为什么不直接从大沽口进攻北京，而要沿长江溯流而上呢？早在两年前，他们的舰队就曾北上大沽口，亦深知大沽炮台形同虚设。在晚清历史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大规模入侵一共有三次：1840年的鸦片战争、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进京。在后两次入侵中，列强都是从大沽口入津门，然后直捣京师，从军事上讲，这无疑是效率最高的。那么，在道光二十二年夏天，英国人为什么要迂回到南方，选择长江下游向清王朝发难呢？
答案很简单：他们是冲着大运河来的。
战争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用自己最小的痛苦换取对手最大的痛苦，对于清王朝来说，还有什么比切断运河漕运更让他们痛苦的呢？果然，扼守在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镇江一失陷，清王朝就如同被对手点中了命门一般，整个地瘫软了。在侵略者的战争指南里，大运河成了这个古老王朝肌体上的一条优美的软肋。而自咸丰中期开始，因河漕逐渐停止，大运河亦失去了作为清王朝生命线的价值，到了那个时候，侵略者便只能陈兵大沽口虎视京师了。
最美丽的往往是最脆弱的。大运河太重要了，它也因重要而饱经蹂躏。从隋炀帝开通运河那一天起，历代的封建帝王也就把自己像人质一般交给了大运河。一千二百多年来，有多少次战争是围绕着对运河的争夺而展开的，我没有统计过，我只记得唐代安史之乱中的那次睢阳之战——不仅因其惨烈，更因其留下的那些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的严峻命题。睢阳当汴渠冲要，又是江淮门户，对睢阳的争夺实际上是叛军与唐王朝对运河和战略后方的争夺。唐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安禄山之子安庆绪以十三万大军围攻睢阳，守将张巡、许远以不足万人死守。战事历时十个月，孤城碧血，惨绝人寰。到了最后，城中所有能下咽的东西——包括茶、纸、树皮、草根——都吃光了，守军的战马也吃光了，连麻雀、老鼠也吃光了，张巡就杀掉自己的爱妾，让士兵们分食。许远亦杀掉他的仆人。此风一开，守军从此以人为食，先是将城中的女人全部搜出来杀死吃掉，接着又杀死老弱病残的男子充饥。前后“所食人口二三万人”。睢阳最后还是没有守住，张巡、许远皆壮烈殉国，但他们为唐军的战略反攻赢得了时间。朝廷感念其功，除追封了一大堆金碧辉煌的头衔外，还下令将二人书图于太极宫凌烟阁，在唐代，这是对功臣至高无上的表彰。《新唐书·忠义传》中亦对睢阳之战大书特书，赞张、许二位为“烈丈夫”。
面对着这两位气薄云天的“烈丈夫”，我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张巡、许远的生命精神无疑有着相当的震撼力，但他们那种生命精神的实现，却是以蔑视生命作为代价的。这是真正的人吃人，三万多个无辜的大活人被另一群以正义自诩的大活人宰杀分食了，而且这种“吃”并不是手起刀落地一次完成的，而是零打碎敲细水长流，有如分批分期地宰杀大棚里的牲口一般，眼看要断炊了，就拉几个出来“做”掉。我们很难想象，那种场面中的吃人者和被吃者是一种怎样的精神状态。一群以食人为支撑的将士，在浴血奋战中张扬着报效国家的忠勇——我实在不愿用“忠勇”这个词，怕玷污了它应有的圣洁——这就是睢阳之战。也许有人会说，那些妇女和老弱病残如果不被守军吃掉，城破后也要被叛军杀掉的。这话从逻辑上讲并不错，但我们怎么能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来发落高贵的生命呢？就正如说既然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要死的，那么又何必来到这个世界上一样。生命的价值就在于过程，生命过程的每一步都是神圣的，对生命的尊重和爱护，应该是一切美好的情感——包括正义和崇高——的底线。也曾有人为张巡、许远辩护，说吃人这种事，“为己则不可，为国何害？”意思是说，为自己的口腹之欲而吃人，不应该；为了国家利益则无可非议。又说，“图大事者，不顾其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