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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海运确是应当替代河运的了。
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随着海运的成功,反对阵营的鼓噪也随之甚嚣尘上,其中最厉害的一手就是危害耸听,以“稳定”来要挟皇上,说废除河运将造成数万运丁和水手下岗,这些人的饭碗被敲掉了,必然心怀怨愤,聚集滋事,成为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他们甚至故意制造谶语,神神鬼鬼地散布什么“木龙断,天下乱”。木龙者,漕船之连樯也,意思就是废除河运将招致天下大乱。这实在是很厉害的一手,对于任何一位统治者来说,最让他们耿耿于怀的就是“稳定”。既然稳定压倒一切,自然也就压倒了变革、压倒了民主、压倒了惩治腐败的正义呼声,也理所当然地压倒了老百姓的肚皮。为了稳定,什么样的代价都是可以付出的,只要自己还坐在权力的殿堂里,其他什么都好说。于是,维护稳定便成了贪官污吏们维护既得利益最堂皇的旗号,甚至成了一只藏污纳垢的大垃圾桶——他们可以“稳定”地贪污收贿,“稳定”地压制舆论,“稳定”地胡作非为,却唯独不能容忍稍微不那么“稳定”地变革旧有的秩序。他们捞了那么多的好处,干了那么多的坏事,搞得民生凋敝,天怒人怨,从来不曾觉得有碍稳定。现在别人要触犯一下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就关心起稳定来了,认为天下要大乱了。他们这一鼓噪,软弱的道光果然就动摇了,他明明在先前的谕旨中说过,南方其他各省的漕粮海运事宜,“俟江浙等帮海运有所成效,再行归并筹办。”现在,成效明摆在那里,他却不认账了,反而下了一道言辞峻厉的谕旨,一开头便说:“朕思海运,原非良策。”
道光六年下半年的皇上,否定了道光六年上半年的皇上,而且理直气壮,一点都不脸红。这就是当皇上的好处——他可以说话不算数。
在洋洋洒洒地陈述了一通海运之不可行之后,皇上居然恶狠狠地反问那些支持海运的官员:“受国厚恩之人,其可不禀天良耶?”
究竟谁不禀天良呢?真是匪夷所思!
最后又是一番严旨切责:“倘明年河运不能通畅,贻误漕运,咎有攸归。朕言出法随,决不宽贷。”
这就是说,从道光七年开始,河运又一切如常。
当然,道光毕竟不是个太刻薄的人,他只是资质太差,分不清好歹。在停止海运的同时,他又想到对陶澍还是要安抚一番的,那就再发一道谕旨吧:
陶澍(在试行海运中)亲驻督办,深协机宜,著赏戴花翎。
一副花翎把陶澍打发了,也把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给打发了,他打发得相当得体。
但这种打发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在不久以后将会看到。试想一下,道光六年离鸦片战争还有十几年时间,如果当时就全面实行海运,并按照海运的要求着手中国的海军建设,那么,在十几年以后,英国人还能凭几条三樯战舰在我们的大门口横冲直撞吗?
一个平庸的时代是干不出什么有远见的大事的,道光本身是个很平庸的人,这就注定了他只能重用那些平庸的官僚,例如像谨小慎微而专坏大事的曹振镛那样的人。曹振镛的为官之道很简单:多叩头,少说话。他把仅有的一点智慧都用在揣摩皇帝的心思上。有一次道光上朝时穿了一条打补丁的裤子,曹振镛马上叫家人翻出箱子底下的旧官服,也打上补丁。此风一开,满朝文武竞相仿效,弄得京师估衣铺里的旧官服供不应求。道光六年左右,清廷内的河运派和海运派争论得沸沸扬扬时,首席军机大臣就是这个曹振镛,和他搭档的还有一个潘世恩,这个一脑子糨糊的老官僚同样因平庸而显达,从乾隆末年开始,居然一路青云,荣际三朝,到八十多岁时还赖在军机处不肯退休,连道光也有点讨厌他了,二十九年四月,一天大雨过后,皇帝下了一道谕旨:“本日又获甘霖,地面一片湿滑,潘世恩可毋庸进慎德堂,虽有扶掖之资,难抒眷念之意。”慎德堂在圆明园,是皇上日常召进军机的地方,皇上的这几句话说得很有人情味,但弦外之音却不怎么动听:你老潘这么一大把年纪,该致仕回家了。潘世恩知道赖不下去了,只得自请罢直,回苏州养老去了。苏州有名的大儒巷潘家,就是此公的寓所。
这样的臣子,这样的朝廷,这样的时代氛围,怎不让有识之士仰天浩叹!
道光七年秋季,江苏巡抚衙署的掖房内,一位青年书生正在为陶澍赶写一篇鼓吹海运的大文章。秋容惨淡,秋声飒飒,那是天地万物在衰老中不甘寂寞的演出,不是为了谢幕,而是为了铺垫出来年又一个灿烂的生命季节。书生条分缕析,议论纵横,正反推演,雄辩滔滔,经世致用的思想风骨借助于汪洋恣肆的才情,文势如长河飞瀑,奔流直下。写到得意处,他自己也不由得为笔下的雄文劲采而击节赞叹。在文章的最后,他大声疾呼:
天时人事,穷极变通,舍海运别无事半功倍之术!
这篇文章就是后来被人们传诵一时的《复蒋中堂论南漕书》。
蒋中堂即两江总督蒋攸铦,他刚从军机处外放江南。军机处实际上是个很闭塞的地方,也是容不得思想锋芒的地方,他开始并不赞同海运。但这个人比较正派,也并不固执,在陶澍的游说下,对海运的态度有所转变。因此,上任伊始,便着手研究来年河运与海运孰者可行的问题。他把这份问卷交给陶澍,实际上是想借助于陶澍的答卷上书朝廷,对道光皇帝的决策施加影响。而陶澍把这么重要的问卷放手交给一位青年书生,亦足见对他的了解和信任。
这位书生也是湖南人,他叫魏源,字默深。这一年,他刚刚进入陶澍府中做幕僚,在未来的三十年中,中国的思想界将会不断听到他那振聋发聩的声音。
22憔悴的老妇人
在入陶澍幕以前,魏源曾三入京师,其中有两次走的是运河水道,因此,他对大运河的了解就不光具有一个思想者的理性思辨,也洇染着人生经历中的感情色彩,数千里运道上的辗转之艰,艄公纤夫的风霜之苦和沿途关胥的盘剥之酷令他感慨良多。这条衰老的大运河实在已经不堪重负了,一个庞大的王朝拖累了大运河,大运河也拖累了一个庞大的王朝。
说不尽的漕运,欲说还休,却又不得不说。
那是怎样一种艰难卓绝的远征!每年数百万石的粮食(当然还有其他御前用物)从南方起运,千里迢迢地辗转北上,用以充实京师或供应军旅,抑或分储仓廒。漕船所过之处,江河大泽的风涛之险且不去说它,为了解决水位落差问题,光是沿途的那些堰闸就要费多少周折。像瓜洲和清江浦的那种磨堰,每一次通过时都要把船卸空,再用牛拉的绞盘把空船拽上去。木质的船底贴着石砌的堰坝,一点一点地向上“磨”,绞盘牵引的粗麻绳不堪重负地呻吟着,有如巨大的弓弦,期待着把痛苦射向天空。健壮的牯牛——它们是农耕时代无与伦比的大力士——在重轭下也显得步履艰难,全不像在场头地边那般优雅。那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幕,似乎每艘漕船都要以伤痕累累作为进入京师的印戳,都要体验一次绝望中的诞生。天空、太阳、流水、牯牛因用力而绷紧的后胯,还有船夫严肃的面孔,全都冷峻得有如生铁一般。这里几乎体现了那个时代科技发展的最高水平:绞盘的运用,人力与畜力的通力合作,杠杆原理与支点的转换,船底与石堰的摩擦系数如何控制在极限之内,等等。这时候,你可以闻到汗的气息,血的气息,甚至还有火的气息——是那种潮湿的、欲燃未燃的焦灼气息。木头与石头——它们都是阴阳五行中最古老的音符——之间的摩擦曾点燃了原始人类的文明之火。而在它们各自的生命中,它们也曾相依相偎过,那是在它们青葱饱满的年华,那时木头不叫木头,它因具有生命而被称为“树”。而石头也是原生态的,并不曾被人工砍削嵌砌成水坝。现在,它们却被安排在大运河上的一道磨堰前,让它们演示一出力学与美学的最高形式——在互相咬啮中痛苦,在痛苦中完成托举和升华。而这种咬啮一旦超出了极限,那艨艟巨舟就会在石坝上花瓣一般绽开,成为一堆积木漂流而去,最后又依偎在岸边的几棵老树根下——这种结局虽然带有某种宿命色彩,却并非大地的本意。
当年的瓜洲堰,用牛达二十二头之多。谁能想到,那最后云集在天子脚下的如林的帆樯,竟是负载在这些牯牛的重轭下,一艘一艘地“磨”上石堰的。
大运河最直接的功用在于漕运,就像牛的功用在于耕田拉车,骆驼的功用在于穿越沙漠一样,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来说,大运河就是忍辱负重的骆驼和牛。千百年来,人们对它的役使几乎到了贪得无厌的程度。历代的统治者无不把漕运作为立国之本,无论是雄才大略的明君还是抱残守旧的庸主,他们注视运河的目光都一样的殷切。漕运!漕运!这一惊一乍的幽灵时不时地就会出现在八百里快马送来的奏报中,亦时不时地闯入君王玫瑰色的梦境。北宋王朝定都开封,漕运仰仗汴河。每年夏季汴河发大水时,宋太宗赵匡义都要亲赴治漕工地视察。有一次车驾陷入了泥淖中,他就下车步行。九五之尊的帝王连同一班随行的近臣,一个个都弄得泥猴子似的。殿前都指挥使跪在面前叩头不止,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