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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的。“靖难”之役后，他又在南京杀人太多，新鬼烦冤旧鬼哭，心里总觉得不那么踏实。因此，迁都北京自有他的道理。一般的史家也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以迁都为标志的军事上的战略北移势在必行，包括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那封面上的两句广告语是：震撼的史观，不一样的史笔），也称之为是“一次进取性的措施”。加之南北大运河的疏浚贯通，自秦汉以后又一次大规模地修筑长城，组织文化精英编撰煌煌巨帙的《永乐大典》，明王朝似乎很有一点开天辟地的气象。
但如果把视野扩大到东西方世界冲突的广阔背景之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在十五世纪以后之所以逐渐落伍于世界文明的进程，中国的封建社会之所以自明代以后长期停滞不前，都或多或少地与这次迁都有关。
为什么要把都城安放到北方去呢？不错，北方那灰色的没有层次的世界更适合于大规模的战争和帝国的统一，那里刻板的精神范式与权力话语也与主流文化有一种天生的亲和。但中国的历史到了明代那个时候，已不光需要登高一呼和金戈铁马，它更需要一种高远的眼界，而封闭且贫瘠的北方却不可能具备这种眼界。迁都，不仅是把先人留下的坛坛罐罐搬到北京，而且是从根本上改变王朝的风水由脚踩长江面向大海转为背靠长城面向内陆。南京是一座多么理想的都城啊！所谓虎踞龙蟠六朝金粉且不去说它，更重要的是它那开放的处势。从南京沿长江顺流直下，不多久就是大海，你的风帆不管驶向哪里，迎接你的都是海阔天高的世界。自南宋以来，东南沿海就一直是商品经济比较活跃的地方，那里的手工作坊和从事海外贸易的商船中最有希望滋生出新的经济形态。南方有嘉木，这“嘉木”首先体现为一种精神上的特立独行甚至一意孤行，那是一个有利于人们在面对世界时产生丰富的憧憬和想象力的地方。定都于此，正可以雄视东南，呼吸海洋文明的气息。南京西北的沿江地带古称龙江，十五世纪初，这里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就是在这里建造的，那些宝船的规模即使现在看来也相当可观，旗舰和主力舰长达一百二十米，宽四十米，可载一千多人。而在那个时候，执欧洲造船业牛耳的威尼斯王国还造不出吨位很大的船，因为他们对巨舰下水前往往因不胜负荷而破裂感到束手无策。上世纪五十年代，考古学者在龙江发现了一根宝船的舵杆，经过估计，其舵叶的高度当在五米以上，可以想见当初的宝船是何等崇宏伟岸。那些艨艟巨舰本来应该航行到更远的地方，把我们这个封闭的农业社会带向一个崭新的世纪。可是没有，恰恰相反，船厂附近人们祭祀郑和的静海寺，后来却成了《中英南京条约》签字的地方，在航海英雄郑和的塑像下，清政府的代表战战兢兢地画下了近代中国屈辱史的第一笔。
永乐十九年，朱棣力排众议，把都城迁到北方去了。随着王朝的中枢北移，大运河又焕发了它的第二青春，而郑和下西洋却终止了。一个东方古国的血脉在自己的身体内开始了新的一轮循环，有如一个晚景不错的老人，它心宽体泰，血气饱满，很自足也很滋润。但它与一个更大的母体大陆或海洋另一边的世界的联系却被剪断了，长此以往，它将在漫天沙尘的北方因封闭而僵死，因僵死而成为化石。
南京成了陪都，这个“陪”是安慰的意思，也是装点门面的意思。虽然六部九卿的体制还在，但衙门上灰尘日厚，没有多少事可干。明朝人所撰的《紫桃轩杂缀》中记载了这样一则小故事，很能说明陪都的清冷。
陪都的各大衙门大多无所事事，其中尤以专司祭祀大典的太常寺最为闲寂，终日里只知醉眠坐啸，所谓太平官是也。某日，忽传门柝甚急，询之，乃是南直隶的宣州送来一道公文。究竟有什么大事呢？原来是今年春季多风，吹坏了当地梨花，地方官深恐有妨秋间太庙荐新之需，所以报请太常寺及早另觅供应之地，以免临时误事。萧闲岑寂的冷衙门，一年中难得有几件大事可办，得此点缀一番，总算也不致使人完全忘记南京城中还有这么一个衙门在。当时担任南京太常寺卿的某公看完公文，不由得拈须一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便吟诗一首以纪其事，诗云：
印床高阁网尘沙，
日听喧蜂两度衙。
昨夜宣州文檄至，
又嫌多事管梨花。
南京冷落如此，除去春风吹坏了梨花，还有什么值得打扰的呢？
但朱棣冷落的不仅仅是南京，而是整个南方，他把南方的子民和土地都拴在大运河上，让它们连半点自由的呼吸也没有。从杭州到德州，大运河已经很疲惫了，再往北去，河道更加逼仄。它负载着南方的青山绿水向北方进贡，虽步履踉跄却不敢稍有懈怠。
下雪了，北方的雪有一股狂野的气势和覆盖的天赋，起初还能听到它在落叶上的飒飒声，那是两个苍老的季节之间礼节性的问候。但转眼间已是漫天皆白。四野茫茫，朔风萧萧，大运河像大地母亲身上的一道创口，只有它的颜色是清晰可辨的那是一种可以称之为“菜色”的苍黄。
十七沧州雪
沧州在漫天风雪中接受一个南方游子的解读。
真好！记忆深处的沧州就该是这种氛围，那是定格在风雪中的一派肃杀之气，有一种冷冽的凝固感，就像苍劲的北方汉子，脸上满是沧桑和沟壑。记忆中的事情并不一定都是亲身经历的，其实我以前从没到过沧州，这记忆来自中学语文课本上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至今还记得在林冲去草料场的路上，那一段关于风雪的描写：
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四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
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景物描写大都很简约，如果让现在的哪位仁兄去写，这么一段关乎情节走向和人物命运的大背景，不知要怎样洋洋洒洒地铺陈呢。但现在想起来，还是施耐庵那种看似很不经意的笔法来得传神，只寥寥数句，气氛就出来了。
这就是沧州。在宋代，这里是流放犯人的地方，自然是很荒凉的。荒凉是因为水的缘故，这里是九河下梢，又濒临大海，海潮来时则洪荒遍野，汪洋恣肆；海潮退去又遍地盐碱，古漠苍凉，不然施耐庵怎么会把这里称作“远恶军州”，又怎么会把林冲发配到这里来呢？要说历经沧桑，这里才是最有资格说的。林冲看守的那个草料场，我想大抵就是海滩上生长的茅草和芦苇，茅草是军马的饲料，芦苇则是军队的柴草。沧州古称长芦，著名的长芦盐场即因此而来，从这名字中，我们可以想见当初那海潮进退，芦荻萧萧的景况。为什么要把草料场放在这里呢？因为在那个时候，这里是北宋王朝和辽帝国对峙的前线，沧州南面的东光，原先叫定远军，西面的肃宁和蠡县，原先叫平虏军和宁边军，这些地名都是杀气腾腾的，带着浓重的军事色彩，分明有撩打的意思。事情也正是如此，宋太宗两次北伐，都和辽军在这一带反复厮杀，打了二十多年，却没有占到什么便宜。这样到了真宗时，就只好坐下来和人家讲和，签订了“澶渊之盟”。仗不打了，地名也跟着改，定远军改曰永静，平虏军改曰肃宁，宁边军改曰永定。地名改了以后，宋辽之间大约有一百余年相安无事。所以那管营叫林冲去守草料场时，说是“抬举”他，因为边关无战事，那草料场每月只是纳草纳料，还有些常例钱寻觅，是很闲散的差事。
沧州水多，便有了镇水的铁狮子。我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用铁铸的兽类来镇水，是不是在八卦中兽为坤象，坤为土，土胜水的缘故。我说不准。最常见的是铁牛，也有虎、羊、犬，甚至还有鸡，我怀疑那是用于贿赂龙王的，给它准备的牺牲。据说沧州的铁狮子体阔近丈，重约四十吨，铸于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是全国现存铁狮中最大的一座。我在前面说过，中国有资格被称为“最大”或“最早”的东西太多了，什么东西多了就掉价，因此，那座“最大”的铁狮子至今仍被遗弃在乡下的旷野里。人们遗弃它是有道理的，因为现在沧州已没有水了，那曾经滋润了元明清数代历史的南运河也干涸了，成了鸡飞狗跳的舞台或尘土飞扬的大道。既然没有水，还要那镇水的劳什子干吗？再镇下去，可就连人畜的饮水都成问题了。在沧州的大街上，我一路目睹了沧州人在风雪中狂欢的景象，那是一种对水的激情礼赞。毕竟生命是离不开水的，没有水，还说什么根深叶茂蓬勃亮丽？还说什么春风杨柳雨露滋润？还说什么男人的英气俊朗女人的温婉可人？在这漫天飞扬的大雪下，所有的生命都像接受洗礼一般舒活绽放了。男人们多少还不失矜持气度（不然他们就不是男人了），他们只是在雪地上走来走去，双手插在口袋里，把衣领拉得老高，很有风度地作哲人般的沉思，一边欣赏着自己脚下那很好听的节奏和响声；或者仰起头，让雪花抚摸着自己粗糙的面孔，那目光中有一种令人感动的温柔。男人的温柔是很少流露的，除非是在把头埋在母亲的胸前时，现在这些男人就有这种感觉那是做儿子的感觉。女人们呢？她们是天生的水性，没有水，她们就整个儿蔫了。光说“蔫”也不对，有时候她们会表现出一种男性化的浮躁和专横，甚至霸悍，其实，那正暴露了她们心灵深处的渴望对水的渴望。现在，一场大雪让她们重新找到了做女人的感觉。特别是女孩子们，她们在雪地上大呼小叫地追逐，一个个疯婆似的，几乎可以用纵情声色或无法无天来形容。有一个穿大红滑雪衫的女孩子甚至即兴制作了一块简易雪橇，让同伴们拉着她在雪地上奔跑，一路意气风发，完全是叱咤风云的气概。等到那雪橇翻倒了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