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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就用这种法子把它吓醒。如果吓不醒，那就只好用红带子捆在长凳脚上，几天不给吃喝。毕竟温情脉脉的憧憬敌不过生存的欲望，它只得放弃爱的权利，去做一个平庸的产蛋婆，没有期盼也没有欢乐。当然也有的人家会成全它的梦，一般的做法是和邻居家凑份子，一方出抱窝的鸡婆，一方出色蛋（指公鸡交配后所生的蛋，这个词很有意思），孵出来的小鸡各得一半。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那只鸡婆便沉浸在做母亲的温馨中当然还有几分矜持一举一动都不胜娇贵，完全是初为人母的作派。有时候，顽皮的孩子会偷偷在孵桶里塞进两只喜鹊蛋，那是他们从大槐树上的喜鹊巢里掏来的，到时候就会孵出两只小喜鹊。但这种小插曲不常见，常见的是，当老鸡婆领着一群毛茸茸的小生命出游时，其中或许会有几只扁嘴阔蹼的另类，那是小鸭。因为鸭是不负责任的浪荡子，要靠母鸡给它孵育后代的。母鸡对小鸭并不歧视，照样会教给它们生活的常识，为了护卫它们也照样会奋不顾身。在它看来，那也是自己的子女，只不过长得丑一点罢了，但那又有什么要紧呢？老鸡领着小鸡（有时还有小鸭），在草地上自由自在地徜徉，从它们叽叽喳喳的议论中，你可以体味出不同的情绪：疼爱、撒娇、训斥甚至争吵，生命的赞美诗像阳光一样，铺陈在这片洋溢着幸福感的草地上。四处静极了，连蒲公英也收起了小花伞，这时候，似乎整个世界都在倾听它们的声音。
日子安然如常，在平淡中一天天逝去。窗格上的生肖图案，陈年草垛上升起的月亮，磨坊里梦呓般的吆喝声，篱笆墙上风干的葫芦和屋檐下红得耀眼的辣椒串，老人孩子捧着烤得焦煳的红薯，满脸都是夸张的甜蜜。这些琐屑细碎的情节栖息在大平原的每个角落，千年万载地永不褪色。
大概只有那难得一见的给牯牛去性的场面，才勉强算得上一次惊心动魄的体验。
骟牛都在秋后，田净场空，牲口没有多少活了，剩下的那个冬季又足够它将息的。骟法分生骟和熟骟，区别在于对刀口的处理，生骟是用麻线一扎了事，熟骟则是用烙铁慢慢地烫。生骟利索，但容易感染，一感染牛就败了力，从此吃不得重活。熟骟的时间长，牛也遭罪，但比较保险。
一般都是熟骟。
那场生命的洗礼交织着血与火的残酷。牛是有灵性的，先前拴在场边时已在默默地流泪，全没有平日那种雄赳赳的气概，让围观者伤感得唏嘘不已。等到小火炉上的烙铁烧红了，骟牛的汉子便扳倒酒壶，仰天猛喝一口，却并不咽下去，只潇潇洒洒地喷在刀刃上，然后将那柳叶尖刀衔在嘴里，口齿不清地指挥人们用粗麻绳套在牯牛的腿上，拍着牛屁股喝一声“驾”，牛的前腿刚刚抬起，人们便发一声喊，将绳子往后一拉，那两条前腿当即齐齐跪下；于是再发一声喊，将后腿如法撩倒，那牯牛便一堵墙似的扑下来，任凭人们把它的四只脚捆在一个点上，像一只倒在地上的陀螺，再也挣扎不起了。
操刀的汉子却并不急，先绕着那畜牲审视一圈，一边和围观者开着粗俗的玩笑，完全是一副大将风度。插科打诨之间，突然一把抓住那雄性象征物，一道白光闪过，另一只手果断地一握，那两块内囊便冒出来了，随手往地上一扔，但立即有血从刀口喷射出来。汉子也不打话，只是紧紧握住，一边接过火钳往刀口上一靠，只听得嗞的一声，先有一缕轻烟弥漫开来，随即便闻到一股带焦味的腥臭。牯牛的哀叫渐渐变成了呻吟，那声音有如老妇在粗砺的砂石上磨刀一般，断断续续的，越发凄楚可怜。
熟骟讲究的就是烫的功夫，只见那汉子斜睨着眼睛，一动不动地瞅定那一处，慢条斯理地运动手腕，或平平地滑行，或定定地旋转，举止之间总有一种韵律感，似乎他手下不是一块血肉之躯，而是一块没有灵性的坯料，任他精雕细琢的。烫一阵，换一块铬铁，必要将那刀口烫成皱巴巴的一撮，像包子褶一般，且滴血不见了，才肯罢手。
接下来便让人拉出去遛，若遛不到那功夫，血淤住了，牛的筋骨便亏了。
一个雄性的生命就这样被活生生地阉割了，剩下一个只知道出力流汗的驯服的工具。经过阉割的牯牛空长得一身好膘，但它的生命中是没有激情和色彩的，它已经没有资格称为公牛，那么就给它一个暧昧点的名字吧：犍牛。
每年的秋后，卫河两岸总不少了几次这样的仪式，就像每年开春总要举行迎种赛会那样。
十六永乐的气魄与迷失
德州是大运河上的四大粮仓之一，其他三座分别是淮安、徐州和临清。称之为粮仓并不是说这里出产的粮食多，而是囤集的粮食多。选择德州建仓，是明代永乐年间的事。
永乐是个暴君，又是在历史上很做了几件大事的，其文治武功对整个明代影响甚大。自元朝初年南北大运河开通后，经过元末的战乱，加之明初定都江南，大运河在山东境内大多淤塞，到了永乐年间才重新疏浚通航。德州的崛起，大致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在德州，与大运河有关的遗迹，除去那些屯粮的“仓”、“厂”和驻兵的“营”而外，就是城北的苏禄国东王墓。
苏禄国东王是永乐年间来到中国的。永乐是一个眼界高远的帝王，他执政期间的一个重要举动，就是取消了洪武年间“一片木板也不准出海”的闭关锁国政策，并派遣郑和率领庞大的武装船队游弋西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不在于通商，而在于炫耀王朝国威，以取得沿途小国对明王朝的臣服和进贡。苏禄国东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中国的。一行人在北京住了二十七天，然后沿着新疏浚的京杭大运河回国，途中东王病逝，葬于德州。这位来自南洋岛国的亲王枕着大运河的波涛安息在异邦的土地上，大运河浩荡南下，一直流入大海，这波涛与他的祖国是相通的，他在这里不会太寂寞。
东王病逝后，当时留下来守陵的人便世代居住于此，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国籍，朝廷赐以“温”“安”二姓，这除去含有“温饱”和“安居”的意思外，恐怕还体现了希望与邻国温良和睦相安无事的对外方针。确实，除去在少数几个时期而外，中国的历代政府一般是不大喜欢对外生事的，这个性格内向的农业王朝，既缺少一种广阔的想象力，也并不感到外部世界有多大的诱惑，只要别人承认他天朝上国的至尊地位，隔三差五地来朝觐进贡，让他们面子上好看，这就够了。
德州郊外北营村那些温姓和安姓的居民，现在已传到二十代以后了。他们生活得很平静。离东王墓不远还有一座清真寺，是他们做礼拜的场所。时间可以同化他们的血统、语言和生活习俗，但宗教信仰的旗帜却不会轻易因时间而黯淡，因为，那是潜藏在他们血缘深处最神秘的母语。
郑和的宝船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消失之后六十年，西方才有了哥伦布的远航，而且船队的规模与郑和也不可同日而语。但就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而言，哥伦布却要大得多。这种错位使我们想到爱伦堡的一句名言：“在决定性的时刻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是幸福的。”十五世纪末期的欧洲正处在文艺复兴的前夜，方兴未艾的淘金热加速了原始资本积累的进程，这种赤裸裸的利益驱动，使得哥伦布的远航充满了贪婪和冒险精神，在他们野蛮征服的背后，恰恰折射出一种远离传统秩序的强悍的生命力。而郑和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历史上的明王朝是一个暮气日增的时代，郑和的举动，只是某个帝王例如朱棣个人的胆略和性情使然，但对于中国的封建社会来说，这时已开始从烂熟走向衰落，失去了生气勃勃的进取精神。朱棣死后，他的孙子朱瞻基勉强主持了最后一次远航，终于敌不过手下那一班儒臣的鼓噪，下令把历次远航的所有重要档案（包括航海图）付之一炬，以防后人仿效。
所有的史书对此都一笔带过，根本没怎么当回事。中国历史上烧的东西太多了，几张航海图只是毛毛雨，根本算不上什么。那么就烧吧，烧它个片纸不留。这真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太监郑和是无后的，他的航线上也不会有后来人了。
事情很简单，郑和下西洋纯粹是一场政治示威，其支出亦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这种一味消耗国力，摒弃了商业利益的远航注定了是难以为继的。虽然郑和的船队也带回了西洋的香料、珍宝、油膏、药材及珍禽异兽，但这些花花绿绿的玩意只能点缀宫廷生活的色彩，不可能进入大众市场，当然也不可能产生利润。因此，一旦决策者的政治趣味发生了倾斜，远航便寿终正寝，顺便还要掷过来一顶“暴政”的帽子。政治上的争论有时很无聊，孰是孰非全凭专制帝王个人的好恶。这场延续了将近三十年的轰轰烈烈的远航，最后就这样化作了几缕轻烟，消失在中世纪的沉沉夜色之中。
稍稍开启的国门又关闭了，中国错过了一次迈入海上强国的契机，一个面向内陆的农业王朝与海洋文明失之交臂。从此以后，一直至十九世纪末期，历代的统治者不敢再向大海迈出一步，他们的生命精神如此萎顿，甚至连只能算半个男人的郑和都不如。在四百余年的漫长岁月中，中国基本上无海军可言，它那新月形的海岸线如同一块冗坠的软腹部，只等着西方列强的舰队来随心所欲地宰割。
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也许，一切都是从朱棣的迁都开始的。
苏禄国东王来到中国时，明王朝正在为迁都忙得焦头烂额。鉴于漠北元蒙残余势力的侵扰，朱棣将大本营进抵长城脚下，无疑可以震慑北部边关。况且北京是他的肇迹之地，一切都是肌肤之亲的。“靖难”之役后，他又在南京杀人太多，新鬼烦冤旧鬼哭，心里总觉得不那么踏实。因此，迁都北京自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