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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大运河和刚刚从大漠深处走出来的蒙古骑兵一样，有一种开天辟地之初的气魄。这种气魄的全部内涵是：充满了原始野性的生命活力，慷慨大度的奉献精神和放荡无羁的恣意作为。元朝立国的时间不长，从忽必烈开始，历代帝王都很重视对水的驯服和治理。但重视有时也并不是好事，重视什么往往说明那个“什么”没有解决好。元朝最后灭亡的导火线不是别的，恰恰是他们一直耿耿于怀的治河，从这一点看，这些来自北方荒漠的骑手最终也没有真正熟谙水性。当年从临安运到大都的那些宫廷礼器，又被朱元璋的大将军徐达运回了江南，来去走的都是水道，所不同的只是，北上的时候走的是海路，南归的时候走的是运河。一个马背上的王朝曾把自己的命脉系于盈盈一水的运河，等到气数已尽日落大都时，大运河又为他们唱了一支最后的挽歌。
一个重视治水的王朝，走出几个水利专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元朝的水利专家，开始的时候有郭守敬和马之贞，最后一个则是贾鲁。不管什么人物；成为最后一个总带着几分悲剧意味，确实，无论是在元代政治史还是中国水利史上，贾鲁都注定了是一个悲剧人物。
贾鲁的悲剧在于他是一名专家型的政府官员，这种人的特点是，有比较精深的专业知识，但社会管理的经验和能力相对较差。他们在内心深处其实是相当高傲的，并不怎么把那些官场政客们放在眼里。对自己专业知识的过分自信，再加上强烈的表现欲，使得他们往往喜欢钻牛角尖，缺乏从政治上看问题的大局观。作为元朝末年最杰出的工程技术专家，贾鲁的工作无疑是富于创造性的。但可惜的是，这样难得的专家偏偏生不逢时。到了他那个时候，元帝国的大厦已是千疮百孔，风雨飘摇，科技成果已不可能被有效地吸纳和消化，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也就是说，仅仅靠科技已是无力回天了。在这种时候，作为有头脑的政治家，首先考虑的应该是社会的稳定，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是在不稳定因素蓄势待发甚至积重难返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口号，若是海晏河清天下太平，谁会吃饱了撑的，整天把稳定像口香糖似的放在嘴里嚼？那是怎样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啊！吏治的腐败已是公开的秘密，公开得人们都懒得去说它，贪污受贿犹如一张时髦的名片通行无忌。私囊中饱，国库空虚，中央财政近乎崩溃，只能靠滥发钞票来勉强维持。加之灾荒连年，民生凋敝，邪教麇生，盗贼蜂起，哪怕一点小小的火星，也有可能引起燎原大火。因此，干什么事都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唯恐突破了社会可承受的临界点。就连反腐败也只能悄悄地进行，生怕把娄子捅大了收不了场；或者把黑幕揭得太多，让民众看到了那一摊烂污，对当局更加失去信心。强化专制，钳制舆论，虚言矫饰，打肿脸充胖子，这些都是不必说的，最重要的还是不能让老百姓扎堆儿，扎堆儿能有什么好事？就像元杂剧《陈州粜米》中所说的：“柔软莫如溪涧水，到了不平地上也高声。”不满和牢骚一摩擦，就会生出动乱的火星，只要谁振臂一呼，大局就不可收拾了。
但贾鲁偏偏忽视了这些，他太相信自己的专业技术，以为天下的坏事都是黄河泛滥造成的。黄河一泛滥，不光使沿线的农村经济雪上加霜，赋税收不上来，饥民流离失所，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而且还直接影响了漕运，因为黄河和大运河有一段是抱在一起的，黄河一感冒，运河也跟着打喷嚏，弄得京城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因此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治好了黄河，使流民回归本土，一切社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样的思维从逻辑上讲或许并不错，但他恰恰是在社会承受能力这一点上超越了现实。对此，工部尚书成遵就曾指出：山东河南一带“连灾饥馑，民不聊生，若聚二十万人于此，恐日后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
这是一个具有政治头脑的老官僚发出的警告。
这样的警告后来又不幸而被言中。就在贾鲁大规模地开工治河，并且以他那天才的创造取得了相当了不起的成就，差不多就要大功告成时，饥饿的民众却等不得了，一个经过精心预谋的独眼石人“挑动黄河天下反”，元王朝的丧钟最先在治河工地上敲响了。
所有的愤怒都冲着治河而来，贾鲁成了一切的罪魁祸首。且看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
丞相造假钞，
舍人做强盗。
贾鲁要开河，
搅得天下闹。
但贾鲁并没有看到元朝覆亡的那一幕，他在这以前就死了。他出生的时候，主持朝廷水利的是大科学家郭守敬，他自己最后担任的也是这个职务。大运河成了两个水利奇才之间最有力的纽带，但它的一头是庄严的正剧，一头却是有始无终的闹剧。贾鲁死后，他的职务也就不再有人接任了，因为漕运已经瘫痪。
贾鲁肯定是带着诸多委屈和困惑死去的，治河有什么过错呢？在这样一个天灾人祸大大超过了社会承受力的时代，无论是治河还是不治河，老百姓揭竿而起都是迟早的事。以自己的殚精竭虑和在工程建设方面的大手笔，却没有能像预期的那样让灾民安居乐业，反而是在治河工地上汇聚了数十万民工，给大规模的起义准备了条件。呜呼！此天亡大元，非贾鲁之过也。自己在水利方面的满腹才华和杰出贡献，恰恰都被民众与朝廷之间的对立彻底抵消了，这实在是一个优秀的工程技术专家的悲哀，也是让他死不瞑目的。
贾鲁死后十五年，元朝灭亡，作为大一统的中央王朝，它在历史上存在了九十三年，只比嬴政的秦朝和杨广的隋朝稍长一些。但它却为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大一统的黄金时代拉开了序幕。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黄金时代到来之前，都曾有一个统一而短命的王朝存在过，它们分别是：秦之对于两汉，隋之对于盛唐，元之对于明清。在这几对冤家组合中，前者有点类似于一次浓缩了剧情的彩排，但又更像是充当了一个报幕人的角色。他们在历史的聚光灯下匆匆登场又惨然淡出，却也绝对有声有色。而且这几位“报幕人”还有一个共同的嗜好，他们都把自己的名字和中华民族的两大文明工程定格在一起。秦始皇在中国的北部修筑了一堵纪念碑式的高墙；隋炀帝用五千里长河在版图上书写了一个面向苍天的“人”字（当然他也修筑过长城）；忽必烈倚天张弓，几乎是比照羽箭的轨迹最后修正了大运河的北端走向。长城，运河，王朝兴衰，暴政与文明，还有那千古流不尽的苍生泪和英雄血，我总觉得这中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淮安梁红玉祠的墙角里扔着一块“古末口”的石碑，我曾站在那里好一阵发呆。古末口是邗沟入淮处，也是汴河与元代运河的交汇之地。为了大运河，夫差、杨广、忽必烈曾在这里神圣地交接，这是南方与北方的交接，是暴政与强权的交接，是耀武扬威与好大喜功的交接。一个伟大的生命让亡国之君与开国之君走到了一起，这不由得让人想到了文明的代价。犹如生命的分娩总是在血海中喷薄而出的，总要伴随着剧烈的阵痛、挣扎和呼天抢地的叫喊，文明的进步往往来自强权和暴政，这几乎是一条丑陋的定律。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开国之君和亡国之君在精神品格上脱颖而出。他们都是心雄万夫、虎视八荒的强者，都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他们看来，天下事了犹未了，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并非不可逾越。人生在世，玩的就是心跳，轰轰烈烈地活一回比什么都值得。于是他们走到了一起，在这里神圣地交接。或许他们知道，人们诅咒强权和暴政，却从来不诅咒成功。
如果把大运河比作一条时间之河，那么夫差、杨广和忽必烈则分别站在它的上游、中游和下游，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以大运河作为对手的。一个共同的对手，成了这几个强者之间最有力的纽带。如今，古老的邗沟还在奔流不息，元代运河那风尘垢面的轮廓尚在，而汴河和当年那植满了柳树的隋堤则早已湮没无痕。无边落木萧萧下，透过时间，我们才真正感受到了一个生命的苍古与强健，仿佛不是自己在运河上旅行，而是运河在浩浩茫茫的历史中顾盼生姿。
面对着大运河这样的对手，历史上任何人的点滴成功都应该被记取，而任何人的失败或失误都是可以心平气和地对待的。
元朝灭亡了，大运河还在。在它的视野里，有着比王朝的兴衰更替更值得关注的风景。它被征服过，但最终是它成了征服者。它正处于这样一个最值得夸耀的时期，如果从吴王夫差算起，它已经走过了差不多一千八百年，早该现出迟暮了；如果从隋炀帝杨广算起，它也走过了差不多七百年，正值生命的壮年；但如果从忽必烈的京杭大运河算起，它还不到一百年，尚未跨进青春的门槛。现在，这些经历都化为一种哲学和宗教汇聚在它的生命中，有如智慧老者一般的沉着，中年壮汉那山一般的体魄，再加上天真烂漫的热情和幻想，即使在以后的岁月里不再有任何馈赠，它也足以应付一切了。
仍然是淡淡妆，天然样，带着日月星辰的顾盼和四时不衰的传奇，大运河流进了它的黄金时代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明清大一统时代。
史诗掀开了新的篇章。
第四章
空间篇
五生命的风景卫河
对于北方的这片大平原来说，水是最伟大的造物主。
首先是源自西部山地的河川搬来了大量的泥沙，堆积在这片古老的岩层上，这在地质学上称为山麓洪积平原。随着平原逐渐向东推进，海水也参与进来了。海水本来是以抵抗者的身份出现的，它用澎湃的潮头阻击河川的入侵，然而也正是这种抵抗孕育了新的陆地，正如女人对男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