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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陕会馆在封建时代的最后一次重修是在光绪二十三年，这次重修的费用在碑记中没有详述，只用“所费无几”一笔带过，大概花费不会很多。因为到了那个时候，随着漕运的终止，大运河已经衰落了，而强大的山陕商团也早已不复往日的风光。历经了几百年的风雨，会馆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剩下来的日子，只能作为运河边的一座古董供人们观赏和凭吊了。
与山陕会馆当年的热闹形成对比的，是海源阁藏书楼的清静。
这种清静源于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中国古代的私人藏书楼似乎都有这样的规定：秘不示人，不光是外人，连亲朋戚族也一律不得接近。清代作家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曾提及一件事，老残来东昌海源阁看书未成，便在旅馆的墙壁上留诗一首：
沧苇遵王士礼居，
艺芸精舍四家书。
一齐归入东昌府，
深锁琅嬛饱蠹鱼。
对海源阁这种不近人情的关门主义，老残是很有点牢骚的。从诗中我们可以知道，清代江南的四大藏书家——常熟钱曾、泰兴季振直、吴县黄丕烈、常州汪士钟——相继败落后，其书籍很大一部分流进了海源阁。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珍贵的宋元刻本及名人手抄本，当初正是通过大运河“流”进来的，因为海源阁主人杨以增的身份是江南河道总督。河道总督是个肥差，我们不知道杨以增其人的官德如何，但处在那个位置上，大概是不会缺钱花的。中央财政每年都要拿出一大笔钱用于治河，水过地皮湿，用不着很贪，就会有大把的银子进账。中国历史上的私人藏书向来以江南为中心，作为江南总河的杨以增自然有机会接触各种公私刻本的图书。杨家是，他自己又是进士出身，文化素养是不用怀疑的。这些条件都有可能成就一个藏书家。杨以增也当仁不让，他用自己毕生的努力，为我们留下了一座藏书楼——一座可以与江南任何一座私人藏书楼相媲美的海源阁。是的，江南的藏书楼已经够多的了，随口说说就有：天一阁、皕宋楼、嘉业楼、八千卷楼、铁琴铜剑楼，等等。而在杨以增之前，北方还没有一座真正像样的私人藏书楼。大运河给北方带来了一个诗化的江南，江南的园林、江南的丝绸、江南的美食，甚至江南那白如凝脂的美女，都已经进入了北方的生活，却单单缺少一座像样的藏书楼，他们似乎都在等待着杨以增的出场。有人认为，杨以增实际上是搜刮了南方藏书家之精华，并借主管河道之便，用漕船运到东昌，庋藏于海源阁。言下之意，说他是利用职权，巧取豪夺。我没有足够的根据质疑这种说法，但即便如此，在我看来，利用职权搜刮图书也比搜刮金钱美女奇珍异宝要好些，因为这不仅显示了一种文化良知，更重要的是，他的那种搜刮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抢救，让散落民间的残篇断简有了一个聊避风雨的归宿。他实际上是在为我们这个民族充当文化拾荒者。而且我还认为，一个把毕生的精力倾注于收藏图书的官员，大抵总不会太贪酷的，因为他的文化人格在那里明摆着。中国历代有那么多河道总督，但海源阁只有一座。试问，其他那数以百计的河道总督，他们都给历史留下了些什么呢？当他们利用大运河把成担的金银珠宝送往老家时，杨以增的船上却只有一摞一摞的书箱，这让我们注视他的目光多少有点感动。
和其他所有的私人藏书楼一样，海源阁的藏书后来也同样遭遇了悲怆而又无可奈何的散佚，它原先那些严格得几乎不近人情的规定只能阻止读书人的脚步，却无法阻止战乱和兵灾。1928年，海源阁遭到土匪王金发的劫掠，从此以后，清静的藏书楼便不再清静了，先后挂在这里的招牌有：韩复榘部队某旅的司令部，山东省流亡政府的“主席行辕”，侵华日军驻聊城司令部，伪顽合流的土匪部队司令部，等等。除去“行辕”就是“司令部”，都是些很有分量的招牌，丘八和政客们似乎都很看重海源阁，这实在是海源阁的荣幸。当杨以增最初制定那些几乎不近人情的规定时，当杨氏家人每年小心翼翼地把书搬到春日的阳光下曝晒，然后用白丝棉纸包着樟脑面装入锦函时，当一代又一代的杨家老仆给藏书楼关门上锁，并郑重地加贴封条时，他们决不会想到自己苦心坚守的这座藏书楼后来竟会有此等荣幸。文化有时是很脆弱的，在丘八和政客们粗暴的呵斥声中，杨家数代人的坚守顿时风流云散。这中间，有一批藏书被杨氏后人抵押在天津盐业银行，后来被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下令以二十亿法币赎出，归入国立北平图书馆，算是为海源阁保留了一点血脉。今天，我们在首都图书馆的善本书库里，或许会看到某本书上带有“字益之号东樵”或“陶南山馆”之类的印记，不消说，那就是当初海源阁的藏书，“字益之号东樵”者，杨以增也；“陶南山馆”者，位于肥城华跗庄的杨氏别墅也。
我到海源阁去的那次是个大雾天，从上午八点等到十点，才知道元旦放假，不开放。从外面大致打量了一番，房子很气派，显然是近几年新建的。总觉得想象中的私人藏书楼不应该是这种味道，似乎太赏心悦目了，简直有点惊艳的效果，缺少一种书卷气和沧桑感，还有那陈年樟脑若有若无的闷香。也难怪，原先那些善本珍本都不在了，想玩点深沉也难。不看也罢。
那么就走吧，顺便看了附近古运河的龙湾，那里是山东巡抚丁宝桢追杀大太监安德海的地方。作为晚清历史上一桩不大不小的政治事件，这段故事知道的人很多，当地人说起来亦头头是道。中国人历来总是对政治更感兴趣，相比之下，知道海源阁的人能有几何？
十四临清的砖
临清到了，落篷，靠岸。
不管是不是顺风顺水，也不管时间赶巧不赶巧，漕船到了临清，都得落篷靠岸。
靠岸是为了捎带一样东西，这是朝廷定下的惯例，到了通州卸船时，那东西要和漕粮一起检验交货的。
捎带的这样东西是临清的砖。
可不要小视了那一块块大青砖，偌大的北京城，从巍峨的宫殿到雄伟的城墙，还有郊外那明清两代的帝王陵墓，都是用它建造的。所以老辈子的人们说：“北京城是漂来的。”从哪儿漂来的呢？当然是临清。
在临清，大运河接受了它最值得夸耀的荣誉：为中国最庞大的皇家建筑群运送青砖。在它所有的荣誉中，这无疑是最骄奢浮华的。以往的那些荣誉大都从属于世俗生活中的日用衣食，即便是艨艟如风，帆樯如云，一俟进入京师，也很快就被消化得了无痕迹，不可能留下什么令人瞩目的场面之物。皇宫是皇权的象征，无论是外在形制还是精神隐喻都必须是坚固不朽的，临清的砖恰恰具备了这样的品格。这里的土胶中夹沙、细腻而无杂质，俗称“莲花土”；烧砖的柴草一律用的是豆秸，烧出来的火泛淡绿色。胶中夹沙的莲花土，在淡绿色的火焰中熔化、颤抖、澎湃，最后凝固为青黑色的临清砖。临清砖敲出来有一种悦耳的金属声，这种金属声也一直是检验其质地的重要手段。叮当，叮当，在明清两代的五百余年中，这种悦耳的金属声就这样从临清一路向着京师传递，带着某种庄严的仪式感。其实，临清的砖从一出窑就伴随着一种仪式感，烧制好的成品砖，经严格检验后，每一块都要用黄裱纸封住，用小拱车推到专门的皇砖码头，乘北上的漕船带走。船到通州后，要将砖全部卸下来，撕掉黄裱纸检验，然后再用黄裱纸封住送往北京。到了北京的工地上，还要一块一块地磨，磨得严丝合缝了，再放在桐油里泡，最后才会定格在大殿或城堞上。经过这样反复挑选的临清砖，它的视觉形态是老成且傲慢的，而所谓华丽，也是一种静穆中的端庄与持重。在我看来，它有点像老杜的诗，沉雄且流丽，表面上一点火气也没有，却蕴含着内在的历练和成熟。它的魅力就在于那点苍古的风尘气息。新出窑的临清砖肯定不会有那样的气质。
砖窑的烟尘在运河两岸傲慢地升腾着，如果是夜间，甚至在十里八里以外也能望见窑火的光焰，那是临清最醒目的标记。旷野上充斥着喧哗与骚动，窑工们的身影有如鬼魅一般，他们蓬头跣足，脸上总是带着长年不褪的烟火气。在临清，这样的窑场有数百座之多。如果你在别处犯了官司，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到窑场上找一份活干，在这里你不用担心官府的追捕。由于砖窑是直接为朝廷服务的，窑主和窑场拥有相当的特权，他们都有朝廷赐给的黄马褂，完全可以把地方官不放在眼里的。每座窑场门口还划有禁区，悬挂着朝廷赐给的虎头牌和水火棍，凡有私闯窑场或在窑内闹事者，用此棍打死勿论。因此，这一带流传着“打架上宫窑”的说法，意思是不论你闯了什么祸，只要往窑场一躲，就可平安无事。当然，前提条件是你必须有一身好力气，因为窑主并不是慈善家，他们看中的是从你肌肉和筋骨中能榨取的剩余价值。每一块成品砖，朝廷付给窑主工价银二分七厘；如挑出哑砖，每块折价一分七厘；不堪用者，每块折价一厘八毫。这些钱大部分落入了窑主的腰包，分到工匠手里的为数极少。工匠们只管牛一样地干活，他们其实比流放的苦役犯也好不了多少。每一块青砖都有枕头大小，五十来斤重，脱坯时必须是一次掼成的整块，不能添补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