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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河分流南北，北会黄河，南入江苏，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
好一个“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完全是帝王口气。毛讲历史总是这样妙趣横生，没有一点附庸或卖弄的味道，他是把中国历史读得烂熟，也是真正读懂读通了的。
南旺小镇上的分水龙王庙现在已经圮毁得不成样子了。尽管分水工程是白英老人天才的创造，但人们还是习惯于把功劳记在龙王的头上，在这里建龙王庙以承香火。有资格在这里承受香火的有：龙王、禹王、关公、观音、蚂蚱（龙王的大将军）、工部尚书宋礼和辅佐他治河的济宁同知潘叔正。在后面的配殿内，也有白英老人一尊小小的塑像。反正千只馒头一锅汤，杨柳水大家洒洒，沾得上边的都请进来。在这些塑像中，除去神仙皇帝，就是当官的，只有白英一个人是布衣之士，但后人总算没有忘记他，这也就不错了。
一个中国水利史上杰出的天才，最后被请进了神殿。其实他并不需要香火，因为常年的香火会把他熏得面目全非。而且，香火和膜拜又往往是和灾难联系在一起的，至少是和人们对灾难的恐惧联系在一起的——愚昧产生崇拜，恐惧也会产生崇拜。作为一个从乡野间走出来的智者，他更愿意和人民讨论治河中的一些问题；或者布衣麻鞋，风餐露宿地把足迹撒遍荒原和草泽，在大地上收获田园诗一般的创造灵感。现在，让他在这里站班陪侍，为神仙皇帝们充当配角，实在是太难为他了。好在这里离运河不远，运河的呼吸是那样令人神往，流水的鸣奏也永远都是动听的。老人的目光透过缭绕的烟雾和檐角上的风铎，注视着运河上的风景。分水石激起的涛声如雷鸣狮吼，那是一个强健的生命不堪重负的呼喊。船工号子响起来了，缓慢、单调而沉重。白色的帆篷鼓得满满的，如同男性青春的胸脯。船队过了水脊，驶向下一道闸坝，高高的桅杆在阳光下化作一道优美的弧线。他知道，在船队的前方，等着他们的是上好烧酒、女人和繁华的市镇。
如果老人把目光从运河上稍稍移开，他还会看到，在作为背景的那菘青色的土丘之间，是大片的棉田，几个穿花布衫的农妇掩映其间，她们侍弄棉花的神态和动作体现了一种东方式的细致。那是比其他作物都更难侍弄的娇客，从初夏到深秋，她们几乎一直陪侍在棉田里，从播种、移植、褥萆、松土，到施肥、灌溉、整枝、捉虫，那娇客的每一寸茎秆、每一张叶片都不知要被抚摸多少遍，其中的种种温柔和期待，是完全可以用“哺育”这个词来形容的。最后是在明净的秋阳下拾花、分拣，一大包一大包地送到附近市镇的收花站去。她们当然还要留下一点，上了点年纪的女人总舍不得丢下那祖传的纺车和织机，她们固执地认为自己织的土布更厚实耐穿，特别是用于做被里和衬衣时，有一种无可比拟的亲和感。收花是考验耐心和意志的等待，买主趾高气扬地在大厅里踱来踱去，鹰一样的目光中充满了挑剔。一边用铁钎子在棉包上到处乱扎，然后根据铁钎勾出来的纤维的成色，吆喝着论价。据说有一个农妇为了增加分量，竟把自己六岁的儿子藏在棉包里，想等过了秤再偷偷放出来。于是悲剧发生了，买主的铁钎子扎进棉包，勾出来的纤维却红得怕人，那上面蘸着一个六岁男孩生命的血浆——铁钎子正好扎在孩子稚嫩的胸脯上。这样的传说到处都有，但一般不是真的。传说的起因大抵由于常常有人在棉花里夹带砖头之类的杂物。目送着棉花进了收购站的库房，女人的眼神中有一种淡淡的惆怅。男人则把卖棉花的钱摊在宽大的手掌里，叮叮当当地数来数去，他知道，其中的大部分马上就要落入债主手中，余下的也不会在口袋里捂上多长时间。但即便如此，也还是比种粮食合算一些。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商品意识的觉醒是从大面积的棉花种植开始的，它扩大了农民的眼界和生存空间。而那一大包一大包的棉花几天后就将被船队运走，送进运河沿线更大的市镇——例如济宁和聊城——的工场和作坊。乡村里延续了千百年的土制织机正在悄悄地消失，让农妇们感到既轻松又失落。而这一切都是大运河带来的。
注视大运河的不仅有两位老人那穿越时间隧道的目光，还有沿线大大小小的口、闸、店、铺，这些都是地名，犹如常青藤上麇生的葫芦一般，在运河沿线一溜排开。这中间，最早出现的当是“口”和“闸”，它们原先都是运河上的工程设施。在南旺附近，民间有所谓“一溜十八口”的说法。有了这些设施，昔日荒芜的土地上才有了人迹和炊烟。人类的文明史首先是一部追逐江河的迁徙流动史，考证这一带运河沿线诸姓的家谱，发现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元末明初的山西移民，暴政的皮鞭和生存的渴望把他们从故乡的大槐树下驱赶到这块土地上，生命的色彩沿着运河两岸浸润开来。这时候，店铺也随之出现了。“铺”本是最早出现在运河岸边的修造作坊，而且是以修船和造船为主要营生的。随着运河航运和经济的发展，以“铺”为中心的其他产业亦应运而生。南来北往的漕船、兵船、官船、商船，呼唤着服务业的繁荣；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都需要一个休憩和释放生命热情的空间，即便是在旅途中，吃、住、玩、乐也是不可或缺的，“店”的兴起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人气带来了商机，大批的外籍商人蜂拥而至，如山西商人即遍布汶上济宁等地，而济宁著名的“玉堂酱园”即苏州人戴玉堂所创办。我们可以想象，当初那位苏州人是如何怀揣着他的发财梦一路北上的。古运河上的舟船络绎如流，在投资者眼里，那都是流不尽的财源和商机。从江南到淮北，扬州过去了，淮安过去了，徐州过去了，都是很不错的市面，但航船仍然固执地向北方驶去。终于，他到了济宁。航船靠岸了，船缆在岸边的石缆柱上挽了个活络的梅花结。他提着长衫的下摆走上河埠头的石阶，以南方人特有的精明打量着这座运河中段的水陆码头，甜糯的吴侬软语撒遍了石板街旁的店铺馆栈。苏州人的心热了，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溢满胸际。于是，在其后的某一个黄道吉日，“玉堂酱园”的填绿招牌挂上了沿河小街一家店铺的门楣，这一挂就是好几个世纪……
我不知道“玉堂酱园”落户济宁具体是在什么年代，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济宁，在投资者眼中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关于这座运河重镇历史上曾有过的繁荣，我们不妨听一段有趣的小故事。
这段记载在《济宁直隶州志》中的小故事，讲述了一个老先生在济宁选择居住地的过程，一波三折的情节中带着几分黑色幽默，很有意思。
旭窗陈先生，祖南阳人，与高姓祖同来卜居。
这是一个引子。接下去作者采用了类似于现代的影视手法，镜头随着陈老先生择居的目光依次摇过去，济宁的社会风貌和市井人情亦展现无遗：
至济州关南侧，百物聚处，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高氏祖遂居之。先生之祖曰：此地可致富，非吾志也。
城外没有合适的居住地，那么就进城吧。再看：
观东南隅，多有子弟效梨园者，曰：后日子孙必有度曲忘学者，去之。观西南隅，多有子弟聚赌博者，曰：后日子孙必有博簺废学者，又去之。观东北隅，多有子弟乐酣饮者，曰：后日子孙必有沉湎荒学者，又去之。至西北隅，见其地人罕，曰：此可以居矣，遂卜居焉。
这位陈老先生真是个迂腐得可以的老夫子，他念念不忘的是子孙的学业和功名，跑遍了当时的济宁城关和城内四隅，却处处都是工商业者的花花世界，以他那满脑子的封建信条，自然会感到无地容身的，因此“去之”者再三。最后只得在西北隅一个所谓“其地人罕”的地方定居下来。
究竟是什么迫使陈老先生退避三舍呢？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工商业者制造出来的城市世界的繁嚣，但归根结底，老先生其实是在一步一步地躲避大运河。翻开济宁市的地图，大运河流经城关南侧，然后穿城而过。陈老先生不屑于居住的几个地方，都属于运河经济带的范畴。只有西北隅，离运河较远，居者多为地主、士绅和文人。不难看出，这些被陈老先生引为同道的，恰恰都是寄生于传统经济形态的“最后的贵族”。大运河曾给他们带来了梦幻般的诗意，夕阳下的帆影和月色下的桨声是不着铅华的流丽，那种中世纪的恬静和安谧产生了东方式的休闲趣味和优美的田园诗。但与此同时，大运河的通达也带来了沿线城市的繁华，新兴的商品经济正在封建的母体内潜滋暗长，这些自然是让陈旭窗那样的遗老们无地自容且深恶痛绝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居住在济宁城西北角那一群“最后的贵族”中，肯定有不少人也曾经历过一步一步地躲避大运河的迁居过程。
这是清代乾隆年间的济宁，那时候，大运河正值容光亮丽的风韵年华。
十三东昌
大运河在理智的平静中完成了与黄河的交汇。从淮阴到张秋，千里风尘，数代沧桑，它们曾在一个阔大的时空背景下互相纠缠，其中的种种恩怨情仇曾化作滚滚浊流漫遍黄淮大地。它们的纠缠是堂堂正正地写在旗帜上的，每一次冲突和离异都有一种开天辟地、重整河山的气魄，连哀怨和仇恨也毫不矫揉造作，要哭便哭，要闹便闹，一招一式都是真性情。在这种生死以之的纠缠中，它们走过冲动的青春和多灾多难的中年。现在，它们不再有那么多浩荡的激情了，这不光是由于衰老，也不是所谓相逢一笑泯恩仇，而是更多地懂得了责任。是的，它们吵闹过，争斗过，甚至互相撕扯得遍体鳞伤。但在更多的时候，它们也曾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