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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为此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王冠落地和脑袋搬家，还有千秋万代的骂名。此后又过了六百七十多年，由于蒙元统治者定鼎燕京，大运河又从淮阴向北延伸，经过齐鲁苍原和燕赵大地直达京都，从而奠定了京杭大运河的最终走向。在大运河每一次新的生命开始的时候，淮阴都是一个端点，它注定了是运河上的一大关节，也注定了是一个供历史踌躇和思考的地方。
时间篇
7千秋功罪
一个身影走下龙舟，前呼后拥地踏上了江都的御码头。在他的身后，桅杆上的锦帆次第落下来，殿脚女和宫娥艳丽的服饰映在运河里，夕阳下有如晃动着满河胭脂、满河鲜血。斜晖脉脉，垂杨依依，色调是凄冷的，那人身后的影子因此比他的实际身量长出了许多，也扭曲了许多。他就这样拖着自己的身影，义无反顾地走进了江都的宫城。
这是一幕极富于象征意义的画面，在后来的千百年中；人们提到这个人时；大抵总会联想到这幅画面的：一种有如流泻在现代派画家笔下的浓艳而疯狂的意象；一种凄婉得近乎绝望的美丽；一种颓废的但又极富于挑战性的精神氛围。这幅画面中的人物叫杨广。他是隋朝的第二代帝王；死后谥号“炀帝”。“炀”是一个很生僻的词；何谓“炀”？“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反正都是不大好的名声。在中国历史上；得到这一谥号的皇帝本来还有一个人；那就是陈后主陈叔宝。有意思的是；陈叔宝的这一谥号正是杨广追赠的。但后世只称陈叔宝为“后主”。这样一来；“炀帝”便成为杨广一个人所专用的了。但此时杨广早已抽身局外；无所谓了；“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他是很洒脱的人。
在杨广死去二百年后，一个名叫李商隐的青年才子从长安来到了江都（当时已改名为扬州），他当然是沿着运河南下的。留连在隋代宫城的废墟间，他想到了许多。李义山的诗一向是很晦涩的，但这一首《隋宫》却并不难读。读者一般都认为这是一首政治讽刺诗，而我却从中看到了一种美：华丽的宫殿掩映在烟霞当中；浩荡的锦帆接天而来，又向着天涯驶去；杨柳优美地垂挂在运河两岸，时不时地飞过不祥的暮鸦。背景是放荡的桃红色，充满了暧昧的情欲，从中似能感到香艳的脂粉气，绸缎滑腻的质感，还有武士腰间的刀剑那种冷冽的光泽。这就是杨广的那个时代。你可以说它浮躁，但你绝对不能否定它那充满了浪漫精神的想象力。你也可以说它颓废，但你也绝对不能否定它那唯美主义的光辉——美得像一件凶器，张扬，甚至嚣张。“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这是何等阔大的气象！简直可以与秦皇汉武相媲美的。因此，所谓“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恐怕就不光是讽喻，更多地带着对杨广的某种欣赏——他那浪漫派大师的气质和高扬着理想主义的心灵之帆，岂是陈叔宝之流可以与之等量齐观的？
李商隐走了，他为那个时代谱写了一曲最凄美的挽歌。在所有关于隋炀帝的咏史诗中，李商隐的这一首《隋宫》是写得最好的。他当然还是沿着运河走的，“锦帆十里，殿脚三千”早已成了史书上的一页奢华，但隋堤上的垂柳仍在婆娑弄姿，那是可以千年万载地繁衍的生命。王朝代谢，人事沧桑，这些都是过眼烟云，只有大运河是不朽的，它已成了中华大地上永远的风景，也成了历代诗人笔下永远的意象。光凭这一点，杨广即使不能称为伟大的帝王，也是可以走进有作为的帝王之列的。
8杨广的目光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十一月，隋炀帝杨广巡幸东都。
仁寿是隋文帝杨坚的年号，在老子的年号下，杨广以皇帝身份出巡，这似乎不大说得通。事实是，杨坚已在本年七月死去，由皇太子杨广即皇帝位，改元大业。但新的年号要等到第二年才开始启用。
“大业”这个年号本身就决定了杨广的命运。他是个不安分的人，而“大业”正好契合了他那种好大喜功的性格。中国历代帝王的年号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它是一种写在旗帜上的施政纲领，如果把某一王朝的年号排列在一起，其中所折射的人格精神和心理趋向，与王朝盛衰的曲线大体上应该是吻合的。例如杨坚，当他从北周宇文氏手中夺过帝位时，“开皇”恰恰体现了他那踌躇满志的进取精神。在这个年号下，他确实干了不少具有开拓意义的大事，有些事情即使放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漫长河中也是很值得一提的。上下五千年，能同时留下那么多被历史认同的东西的帝王可能不多，而杨坚就是几个不多者当中的一个。但到了晚年，他的人格精神渐至萎靡，进取之心亦消弥在颐养天年的暮气之中。这中间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大兴土木建仁寿宫，并改年号为仁寿。一个只想着“仁寿”的老人，其寿命大致也不会太长了，果然，三年半以后，杨坚就在仁寿宫一命呜呼，“仁寿”已矣，现在轮到杨广来擘划他的“大业”了。他自负，聪颖，富于才华和想象力，既有挥师疆场的勇武，又有运筹深宫的权谋。更重要的是，他才三十五岁，正值生气勃勃的年华，一切都还来得及，包括毁灭与重塑。他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大业”。作为年号，“大业”将伴随着他走过在金粉与铁血中恣意妄为的一生，直至最后走进扬州郊外的一座荒冢。
现在，杨广到洛阳来了。他对洛阳是如此多情，本来，从七月到十一月，这中间朝野发生了一系列大事：自己的登基大典自然是马虎不得的；汉王杨琼的叛乱更是搅得大家手忙脚乱；大行皇帝的葬礼也得像模像样地操办，那是做给天下人看的。但他在处理完这一切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洛阳。这是他第一次以天子的身份出巡，车驾出潼关，过渑淆，一路上那种翠华摇摇的威仪自是不必说的。深秋的寒风虽是有点凛冽，但这里的天空是明净的，山川草木也带着很抒情的成分，别有一番清灵之气。这些都和关中不同。关中是厚重的压迫，天地间一片混沌，连人们嘴里喷出来的也是一股浊气。这使得杨广很看不惯。他总认为，长期生活在那种环境中，是会压抑灵性的。他是有着诗人气质的帝王，而诗人总是崇尚灵性的。南朝的山水诗是充满灵性的，那是江南清丽的山水使然（哦，江南！）。曹植的诗赋也不错，他那首《洛神赋》叫人说什么才好呢？“轻袿之猗靡兮，翳脩袖以延。”简直让人心旌摇荡。美是一种诱惑，而杨广是从来不会拒绝诱惑的。对美的征服与挥霍，将使他的帝王生涯笼罩在一种近乎疯狂的艳色之中。
但眼下的洛阳已经破败得不成样子了，铜驼荆棘，废苑秋风，一片衰飒之景。遥望着这座五朝故都，杨广的胸中鼓荡着一股苍凉豪迈的情怀。“洛阳何郁郁，冠带自相索。”古诗中的洛阳是何等繁华！这里山河控戴、万方辐辏，形势甲于天下。更兼龙门壮伟，伊水中流，端的是帝王之州。但说来惭愧，历代的帝王虽然往这里跑的也不少，但他们大都是在长安的粮食接济不上时，才会想到“就食东都”；或是遇上了政治危机和兵燹之险，在长安待不下去了，到这里来避风头。因此，除西晋外，洛阳只能守着陪都或候都的名分，很少有机会充当正室的。
委屈你了，洛阳，以你的天姿国色，难道就只配躲在长安的身影下做如夫人吗？
于是，站在洛阳北部的邙山上，杨广和大臣苏威便有了以下一段对话：
/大运河传杨广：“此非龙门邪？自古何因不建都于此？”
苏威：“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
苏威的职务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尚书右仆射），这个位置上的人都很会说话的，特别是对主子说话，更是滴水不漏：自古以来的帝王并非不知道洛阳是建都的好地方，只是没有能力，只能等着陛下了。他已经摸准了主子的心思，这么急乎乎地跑到洛阳来，显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就眼下这座破城有什么好玩的，在断垣残壁间喝西北风吗？那么皇上就是要在这里建都了。
苏威的猜测大致不错，杨广确实有一个营建东都的宏大构想，这种构想甚至在他进入洛阳以前就开始了。洛阳居天下之中，北界黄河有太行之险，南通宛叶有鄂汉之饶，东临江淮有渔盐之利，西驰渑淆有关河之胜。这么好的地方，历代帝王为什么不在这里建都呢？苏威的说法是他们没有能力，这是拍马屁的话。当年刘邦在大定天下后，就曾想过在洛阳定都。但这时候有一个叫娄敬的齐国人来见他，问他定都洛阳是不是想和东周王朝媲美。刘邦说是呀。娄敬说，洛阳四战之地，有德者，在这里定都易于王；无德者则易被攻击。周朝自后稷到文王、武王，中间经过了十几世的积德积善，所以东周可以在这里定都。现在你的天下是用武力打出来的，战后余灾，疮痍满目，情况完全两样，怎么可以与东周相比呢？还是定都关中较为稳妥。刘邦认为他说得有理，赏了他五百斤黄金，并封了他的官。在杨广看来，刘邦之所以不敢定都洛阳，归根结底，还是缺少自信。一个曾与英雄盖世的项羽争斗了半生，也曾在樽前慷慨高唱过《大风歌》的马上天子，这时候却成了一介侏儒，真叫人不敢恭维。“四战之地”怕什么？无非是说，哪里出了乱子，就很容易危及到洛阳。那么反过来说，若以洛阳为中枢，驻以重兵，岂不是可以震慑四方吗？一旦有事，向四面出击岂不是更加方便快捷？一个强盛的王朝是不怕出乱子的，出了乱子，你躲在长安就能安稳了？那也只能安稳一时，该怎样处置还得怎样处置。对娄敬的那一番说教，杨广很不以为然，引经据典，致君尧舜，一股酸腐的头巾气。“德”是个什么玩意？它是圆的，还是方的？是高贵还是卑琐？它尖锐吗？有杀伤力吗？能进攻或者防御吗？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