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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传-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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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为此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王冠落地和脑袋搬家,还有千秋万代的骂名。此后又过了六百七十多年,由于蒙元统治者定鼎燕京,大运河又从淮阴向北延伸,经过齐鲁苍原和燕赵大地直达京都,从而奠定了京杭大运河的最终走向。在大运河每一次新的生命开始的时候,淮阴都是一个端点,它注定了是运河上的一大关节,也注定了是一个供历史踌躇和思考的地方。





时间篇


7千秋功罪


一个身影走下龙舟,前呼后拥地踏上了江都的御码头。在他的身后,桅杆上的锦帆次第落下来,殿脚女和宫娥艳丽的服饰映在运河里,夕阳下有如晃动着满河胭脂、满河鲜血。斜晖脉脉,垂杨依依,色调是凄冷的,那人身后的影子因此比他的实际身量长出了许多,也扭曲了许多。他就这样拖着自己的身影,义无反顾地走进了江都的宫城。

这是一幕极富于象征意义的画面,在后来的千百年中;人们提到这个人时;大抵总会联想到这幅画面的:一种有如流泻在现代派画家笔下的浓艳而疯狂的意象;一种凄婉得近乎绝望的美丽;一种颓废的但又极富于挑战性的精神氛围。这幅画面中的人物叫杨广。他是隋朝的第二代帝王;死后谥号“炀帝”。“炀”是一个很生僻的词;何谓“炀”?“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反正都是不大好的名声。在中国历史上;得到这一谥号的皇帝本来还有一个人;那就是陈后主陈叔宝。有意思的是;陈叔宝的这一谥号正是杨广追赠的。但后世只称陈叔宝为“后主”。这样一来;“炀帝”便成为杨广一个人所专用的了。但此时杨广早已抽身局外;无所谓了;“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他是很洒脱的人。

在杨广死去二百年后,一个名叫李商隐的青年才子从长安来到了江都(当时已改名为扬州),他当然是沿着运河南下的。留连在隋代宫城的废墟间,他想到了许多。李义山的诗一向是很晦涩的,但这一首《隋宫》却并不难读。读者一般都认为这是一首政治讽刺诗,而我却从中看到了一种美:华丽的宫殿掩映在烟霞当中;浩荡的锦帆接天而来,又向着天涯驶去;杨柳优美地垂挂在运河两岸,时不时地飞过不祥的暮鸦。背景是放荡的桃红色,充满了暧昧的情欲,从中似能感到香艳的脂粉气,绸缎滑腻的质感,还有武士腰间的刀剑那种冷冽的光泽。这就是杨广的那个时代。你可以说它浮躁,但你绝对不能否定它那充满了浪漫精神的想象力。你也可以说它颓废,但你也绝对不能否定它那唯美主义的光辉——美得像一件凶器,张扬,甚至嚣张。“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这是何等阔大的气象!简直可以与秦皇汉武相媲美的。因此,所谓“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恐怕就不光是讽喻,更多地带着对杨广的某种欣赏——他那浪漫派大师的气质和高扬着理想主义的心灵之帆,岂是陈叔宝之流可以与之等量齐观的?

李商隐走了,他为那个时代谱写了一曲最凄美的挽歌。在所有关于隋炀帝的咏史诗中,李商隐的这一首《隋宫》是写得最好的。他当然还是沿着运河走的,“锦帆十里,殿脚三千”早已成了史书上的一页奢华,但隋堤上的垂柳仍在婆娑弄姿,那是可以千年万载地繁衍的生命。王朝代谢,人事沧桑,这些都是过眼烟云,只有大运河是不朽的,它已成了中华大地上永远的风景,也成了历代诗人笔下永远的意象。光凭这一点,杨广即使不能称为伟大的帝王,也是可以走进有作为的帝王之列的。





8杨广的目光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十一月,隋炀帝杨广巡幸东都。

仁寿是隋文帝杨坚的年号,在老子的年号下,杨广以皇帝身份出巡,这似乎不大说得通。事实是,杨坚已在本年七月死去,由皇太子杨广即皇帝位,改元大业。但新的年号要等到第二年才开始启用。

“大业”这个年号本身就决定了杨广的命运。他是个不安分的人,而“大业”正好契合了他那种好大喜功的性格。中国历代帝王的年号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它是一种写在旗帜上的施政纲领,如果把某一王朝的年号排列在一起,其中所折射的人格精神和心理趋向,与王朝盛衰的曲线大体上应该是吻合的。例如杨坚,当他从北周宇文氏手中夺过帝位时,“开皇”恰恰体现了他那踌躇满志的进取精神。在这个年号下,他确实干了不少具有开拓意义的大事,有些事情即使放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漫长河中也是很值得一提的。上下五千年,能同时留下那么多被历史认同的东西的帝王可能不多,而杨坚就是几个不多者当中的一个。但到了晚年,他的人格精神渐至萎靡,进取之心亦消弥在颐养天年的暮气之中。这中间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大兴土木建仁寿宫,并改年号为仁寿。一个只想着“仁寿”的老人,其寿命大致也不会太长了,果然,三年半以后,杨坚就在仁寿宫一命呜呼,“仁寿”已矣,现在轮到杨广来擘划他的“大业”了。他自负,聪颖,富于才华和想象力,既有挥师疆场的勇武,又有运筹深宫的权谋。更重要的是,他才三十五岁,正值生气勃勃的年华,一切都还来得及,包括毁灭与重塑。他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大业”。作为年号,“大业”将伴随着他走过在金粉与铁血中恣意妄为的一生,直至最后走进扬州郊外的一座荒冢。

现在,杨广到洛阳来了。他对洛阳是如此多情,本来,从七月到十一月,这中间朝野发生了一系列大事:自己的登基大典自然是马虎不得的;汉王杨琼的叛乱更是搅得大家手忙脚乱;大行皇帝的葬礼也得像模像样地操办,那是做给天下人看的。但他在处理完这一切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洛阳。这是他第一次以天子的身份出巡,车驾出潼关,过渑淆,一路上那种翠华摇摇的威仪自是不必说的。深秋的寒风虽是有点凛冽,但这里的天空是明净的,山川草木也带着很抒情的成分,别有一番清灵之气。这些都和关中不同。关中是厚重的压迫,天地间一片混沌,连人们嘴里喷出来的也是一股浊气。这使得杨广很看不惯。他总认为,长期生活在那种环境中,是会压抑灵性的。他是有着诗人气质的帝王,而诗人总是崇尚灵性的。南朝的山水诗是充满灵性的,那是江南清丽的山水使然(哦,江南!)。曹植的诗赋也不错,他那首《洛神赋》叫人说什么才好呢?“轻袿之猗靡兮,翳脩袖以延。”简直让人心旌摇荡。美是一种诱惑,而杨广是从来不会拒绝诱惑的。对美的征服与挥霍,将使他的帝王生涯笼罩在一种近乎疯狂的艳色之中。

但眼下的洛阳已经破败得不成样子了,铜驼荆棘,废苑秋风,一片衰飒之景。遥望着这座五朝故都,杨广的胸中鼓荡着一股苍凉豪迈的情怀。“洛阳何郁郁,冠带自相索。”古诗中的洛阳是何等繁华!这里山河控戴、万方辐辏,形势甲于天下。更兼龙门壮伟,伊水中流,端的是帝王之州。但说来惭愧,历代的帝王虽然往这里跑的也不少,但他们大都是在长安的粮食接济不上时,才会想到“就食东都”;或是遇上了政治危机和兵燹之险,在长安待不下去了,到这里来避风头。因此,除西晋外,洛阳只能守着陪都或候都的名分,很少有机会充当正室的。

委屈你了,洛阳,以你的天姿国色,难道就只配躲在长安的身影下做如夫人吗?

于是,站在洛阳北部的邙山上,杨广和大臣苏威便有了以下一段对话:

/大运河传杨广:“此非龙门邪?自古何因不建都于此?”

苏威:“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

苏威的职务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尚书右仆射),这个位置上的人都很会说话的,特别是对主子说话,更是滴水不漏:自古以来的帝王并非不知道洛阳是建都的好地方,只是没有能力,只能等着陛下了。他已经摸准了主子的心思,这么急乎乎地跑到洛阳来,显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就眼下这座破城有什么好玩的,在断垣残壁间喝西北风吗?那么皇上就是要在这里建都了。

苏威的猜测大致不错,杨广确实有一个营建东都的宏大构想,这种构想甚至在他进入洛阳以前就开始了。洛阳居天下之中,北界黄河有太行之险,南通宛叶有鄂汉之饶,东临江淮有渔盐之利,西驰渑淆有关河之胜。这么好的地方,历代帝王为什么不在这里建都呢?苏威的说法是他们没有能力,这是拍马屁的话。当年刘邦在大定天下后,就曾想过在洛阳定都。但这时候有一个叫娄敬的齐国人来见他,问他定都洛阳是不是想和东周王朝媲美。刘邦说是呀。娄敬说,洛阳四战之地,有德者,在这里定都易于王;无德者则易被攻击。周朝自后稷到文王、武王,中间经过了十几世的积德积善,所以东周可以在这里定都。现在你的天下是用武力打出来的,战后余灾,疮痍满目,情况完全两样,怎么可以与东周相比呢?还是定都关中较为稳妥。刘邦认为他说得有理,赏了他五百斤黄金,并封了他的官。在杨广看来,刘邦之所以不敢定都洛阳,归根结底,还是缺少自信。一个曾与英雄盖世的项羽争斗了半生,也曾在樽前慷慨高唱过《大风歌》的马上天子,这时候却成了一介侏儒,真叫人不敢恭维。“四战之地”怕什么?无非是说,哪里出了乱子,就很容易危及到洛阳。那么反过来说,若以洛阳为中枢,驻以重兵,岂不是可以震慑四方吗?一旦有事,向四面出击岂不是更加方便快捷?一个强盛的王朝是不怕出乱子的,出了乱子,你躲在长安就能安稳了?那也只能安稳一时,该怎样处置还得怎样处置。对娄敬的那一番说教,杨广很不以为然,引经据典,致君尧舜,一股酸腐的头巾气。“德”是个什么玩意?它是圆的,还是方的?是高贵还是卑琐?它尖锐吗?有杀伤力吗?能进攻或者防御吗?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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