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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儒家、佛教、基督教、伊斯兰都属于“历史的宗教”，其中，只有基督教才能进入“前现代的宗教”，在他看来，只有基督教完成了一个“突破”的过程，经过马丁·路德的改教，导致新教伦理的出现，才成为“前现代的宗教”，而新教伦理作为精神价值资源导引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出现。在这个逻辑中，只有西方的基督教才酝酿和推动了现代化社会。其他的所有大文明传统统统不过是“历史的宗教”而滞足在现代化的城墙之外。你想要现代化，你就必须抛弃你的那种“历史的宗教”，这个心态至今也还有人津津乐道，不只是在西方，甚至在中国，也有人认为，不发展基督教，中国就不能现代化。这是非常强势的西方中心论的观念。麻省理工学院的丹尼尔·莱纳在他的《传统社会的消失》中认为，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冲突就是现代和前现代的冲突，西方以外的本土的文化资源都被看作是前现代的、历史的文化因而丧失了任何现代的意义。这是多么傲慢的心态！
在所有的大文明传统中，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启蒙心态伤害最重的非儒家文化莫属。印度虽然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但是它的知识群体和僧侣集团始终保持着对民族文化和本土价值的深刻认同，正是这种认同，使得印度的知识分子在国际学术语境中，一直拥有特殊的文化身份，成为西方学术思想领域中绝对不可缺少的重要参照，现在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国际学术组织中几乎都有印度学者担任重要的职务，相比之下，中国的学术力量在国际学术界的文化力量是很微弱的。中国可以大量翻译引介西方的学术，这无疑是有意义的工作，但是，这种引介如果没有任何本土的文化认同作为反思和再创造的基础和动力，那么中国的学术界和中国现在的绝大部分工厂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那些工厂已经成为西方产品的加工基地，如果再没有本土认同的真正觉醒，中国学术界无论在话语还是叙事方式、主题还是思想境界上，都将只是生产西方学术思想的复制赝品。在伊斯兰世界，维护文化传统根本上就是维护主权，长期的宗教冲突，使得文化的保卫远远超出了文化本身的意义，因此本土性、文化的自我认同，不仅对伊斯兰的知识分子不是问题，就是普罗大众也都有充分的自觉。伊斯兰文化曾经对西方文明的发展有过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很多重要的学者都深受伊斯兰文明的启发。即使是在当今这个严酷的世界中，伊斯兰文化发展面对内部外部种种困境的情况下，它对世界的影响仍然是巨大而不可估量的。有朝一日，假如能走出目前的困局，伊斯兰的文明绝对会给人类的未来做出伟大而又辉煌的贡献。
第一部分编者手记（3）
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既不像印度，也不同于伊斯兰，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五四”前后是主动自觉地割裂传统、打倒传统，这个文化心态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百年的思想历程。到了1949以后，更是把《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决裂”（与旧制度和旧传统决裂）当作基本的意识形态，推广到全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相当滑稽地把孔子当作林彪的思想后台。更甚至于，在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后，还仍然有以反传统为己任的思想文化运动和《河殇》这样的要现代化就必须西方化的反本土化的文化思想作品。现在，从政府到民间，都不再坚持这样偏执的文化立场了，孔子的纪念也被赋予了民族甚至国家的色彩。但是，非本土化的文化心态，特别是学术心态却不是通过一些仅仅是象征意味的活动就可以去除的。如果不从根源上检讨这种反本土化的文化立场的形成，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未来仍然会陷落在去本土化所造成的“社会失范”、“群体性的精神错乱”、“价值失落”、“族群分裂”、“认同的离散”等深刻的危机之中。
“五四”高举“科学”、“民主”大旗的反传统运动，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就是那些激烈反传统的思想勇士们，鲁迅、吴虞、陈独秀、钱玄同等，那时都没有到过西方，胡适虽然是个例外，但也只是刚刚到美国求学的年轻学子。他们多数是留日的学生，因此他们关于西方的了解最主要是源于日本的影响。相反，真正到了西方，并在西方长期求学的人，几乎都没有加入这个阵营，严复是留学英国的，他对反传统一直持不同的意见，并且坚持“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而自外于“科学和民主”，留学德国的张君劢则是反传统运动的反对派，留学英国的辜鸿铭不仅对反传统口诛笔伐，甚至激愤到故意去未名湖散步以炫耀他那条“传统的”辫子。这是为什么？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那场争论涉及很多方面，其中最核心的是现代化是不是一定要反传统，传统是不是没有价值了。至少在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中，西方的本土化因素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无论是远自希腊的哲学，还是希伯来的宗教都对西方的现代化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为什么中国的儒家的传统就不能对中国的现代化发生积极的影响呢？这是那些留学西方的学子百思不解的问题。“五四”后，所谓“学衡”派，从美国哈佛回国的梅光迪、吴宓、汤用彤等人，深受哈佛教授白璧德影响，伸张“国粹”，强烈地批判文化虚无主义，结果被反传统的思潮斥为“保守主义”。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那些年仅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主张的全盘性的反传统、向西方寻找真理成了百年中国最强势的文化心态，而那些有着本土情怀、认同传统的文化主张却没有在中国日后的历史中发生实质性的影响？一个值得记取的教训是，他们的根本缺失在于他们仅仅只是在文化立场上考虑反传统的偏执，对反传统所透露的政治意识方面的危机没有作出严肃的回答，因此他们的影响注定是非常局限的，只能是文化人的自我表白，不能深入地影响社会进程。而以反传统为标志的启蒙心态，自始至终就不是单纯的文化运动，它的背后是紧迫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意识。启蒙是中国文化人的政治！是用文化的方式谈论政治！
这样，一个被长期忽略的问题就可以展开了。事实上，中国百多年来的文化危机，是两个基本因素相互夹击的结果，其一，毫无疑问，是西方启蒙思潮的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其二，是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不能直接运作文化资本，政治统治集团垄断文化资本的恶果。
知识分子的存在意义就在于他们生产、掌握、运用文化资本，使得社会有凝聚的力量、评判的标准、前进的方向。但是从清朝起，知识分子与社会文化资本之间的有机联系被切断了。一个百万人口的游牧民族突然占领了中原，要统治上亿人口的国家，清朝的开国领袖知道，仅仅依靠铁骑利刃是断断不可的，必须要掌握中国的文化资本，使用软性力量；而且因为是外族占领，所以必须把文化资本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能任由汉族知识分子运作文化力量。他们不仅自己发奋学习，而且严格要求他们的子女熟读中国各种文化经典。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都是对文化资本的重要性有清醒认识的人，他们成功地霸占了文化权力，而把汉人知识分子彻底地从文化权力中边缘化了，这个过程非常残酷血腥。我们可以从《大义觉迷录》、从关于乾隆大兴“文字狱”的史料中了解那个残忍暴戾的经过。中国知识分子从来都是运用文化资本的高手，既可以在庙堂之上，也可以在江湖之远，运作文化资本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最主要的人生使命。孔子、孟子、董仲舒、二程、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哪个不是既在朝廷中施展政治才华，又在民间发挥文化影响力的大师？可是，到了乾隆、嘉庆年间，知识分子要在运作文化资本上呼风唤雨已经决无可能了，他们只能拨弄文字，考据训诂，所谓“乾嘉朴学”，章太炎先生用“学隐”来概括朴学，很准确地道出了那些学人无可奈何不得已的心情。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理解，所谓“影射史学”、所谓“微言大义”，所来为何。这也是为什么清朝没有任何大思想家是真正从朝廷中诞生的原因。从清朝中后期起，知识分子大量地民间化了，因此，清朝的后期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由知识分子所发动的社会运动最为风起云涌的时代。切断文化资本与知识分子的联系，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切断朝廷与民间的联系，导致民间的社会运动蓬勃高涨。可是这个教训显然没有被后继的统治者吸取，民国初年的袁世凯就经常训斥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只会高谈阔论，什么都不懂，他这个军阀行伍比读书人还有学问，他甚至动用政府权力强行把《孟子》编入小学四年级的课本，运用行政、军事力量推行“尊孔”运动。这是导致“五四”打倒孔家店的历史事件方面直接的导火线。这或许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五四”知识分子偏激地认为儒家传统一无是处，是与统治权力垄断和滥用文化资本有关。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要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垄断的文化资本看作一个相互支持的统一体，一起予以打倒；他们才要另起炉灶，把那种不能由自己来运作的文化资本“扔到茅厕里”。
第一部分编者手记（4）
今天，中华民族重启现代化的伟大航程，我们不能不考虑我们的文化资本、本土价值如何作用于中国的现代化；同样，我们也不能不考虑文化资本的主体知识分子和文化资本的关系。一个没有本土化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它充其量只能使我们成为一个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大国，这样的国家是没有文化意义的。只有为人类的未来创造生活典范的民族才是真正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有作为伟大民族的过去，也应当有作为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