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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泉底浮动，泛流到水面上，灿烂，分散！
是谁笑得好花儿开了一朵？
那样轻盈，不警起谁。
细香无意中，随着风过，拂在短墙，丝丝在斜阳前挂着留恋。
是谁笑成这百层塔高耸，让不知名的鸟雀来盘旋？是谁笑成这万千个风铃的转动，从每一层琉璃的檐边摇上云天？
这首题为《深笑》的诗，可以看出林徽因一个时期内的总体上的美学追求，清新、细腻、纯净，仿佛每一个句子都有很高的透明度，同时又很讲究韵律美、建筑美、音乐美。
还有她的《藤花前——独过静心斋》：紫藤花开了轻轻的放着香，没有人知道……
紫藤花开了轻轻的放着香，没有人知道。
楼不管，曲廊不作声，蓝天里白云行去，池子一脉静；水面散着浮萍，水底下挂着倒影。
紫藤花开了，没有人知道！
蓝天里白云行去，小院，无意中我走到花前。
轻香，风吹过花心，风吹过我，——望着无语，紫色点。
用独特的意象，全新的审美角度，像工匠用彩瓦砌造钟楼一样，她用语言营造着一个全美的艺术建构，仿佛在心的背面，也照耀着春日明媚的阳光。
古典主义的理性与典雅，浪漫主义的热情与明朗，象征主义的含蓄与隐秘，这三者在她诗中的统一，以及古典主义风格的托物寄情与现代主义的意象表情的对立统一，共同构成了这个时期的艺术风格。
她的小说处女作《窘》，显示了她不凡的艺术视点。这篇12000余字的小说，描写了一个刚刚进入中年的知识分子维杉，在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窘迫和精神压抑所带来的双重尴尬。
做教授的维杉在学校暑假时感到无聊之极，在朋友少朗家，他同少朗的几个儿女在一起，觉得自己已经突然苍老了，似乎自己还未来得及享受人生，时光就把他粗暴地推人另一个边缘。他感到自己正在变成一个落魄的四不像。这篇小说开头维杉就陷入了这样一个境地：拿做事当作消遣也许是堕落，中年人特有的堕落。“但是”，维杉狠命的划一下火柴“中年了又怎样？”他又点上他的烟卷连抽了几口。朋友到暑假里，好不容易找，都跑了，回南的不少，几个年轻的，不用说，更是忙得可以。当然脱不了为女性着忙，有的远赶到北戴河去。只剩下少朗和老晋几个永远不动的金刚，那又是因为他们有很好的房子，有太太、有孩子，真正过老牌子的中年生活，谁都不像他维杉的四不像的落魄。
在长起来的孩子们面前，维杉好像在他们中间划出了一条界限，分明的分成两组，把他自己分在前辈的那边。他羡慕许多人只是一味的老气，或是一味的年轻，他虽然分了界限，仍然觉得四不像，他处处感到“窘——真窘极了”。
林徽因在这篇小说中，首次提到了“代沟”这个概念，这道沟是有形的，它无处不在，处处让人感到一种生存的压迫；它又是无形的，仿佛两个永恒之间一道看不见的深壑。
林徽因以细腻的心理描写手法，写出了维杉这种无处不在的“窘”：——他不痛快极了，挺起腰来健步到旁边小路上，表示不耐烦。不耐烦的脸本来与他最相宜的，他一失掉了“不耐烦”的神情，他便好像丢掉了好朋友，心里便不自在，懂得吧？他绕到后边，隔岸看一看白塔，它是自在得很，永远带些不耐烦的脸站着——还是坐着？——它不懂得什么年轻，老，这一些无聊的日月，它只是站着不动，脚底下自有湖水，亭榭松柏，杨柳，人，——老的小的——忙着他们更换的纠纷！
“要活着就别想”，维杉不得不这样安慰自己。维杉觉得自己同这全部世界中间隔了一道深深的沟。“桥是搭得过去的，不过深沟仍是深沟，你搭多少桥，沟是仍然不会消灭的。”这是一代人的悲剧，作为知识分子的维杉，只不过是比别人更早地体味到了这一点：维杉心里说：“对了，出去，出去，将来，将来，年轻！荒唐的年轻！他们只想出去飞！飞！叫你怎不觉得自己落伍，老，无聊，无聊！”他说不出的难过，说老，他还没有老，但是年轻？！他看着烟卷没有话说。芝看着他不说话也不敢再开口。
最后写到少朗的女儿芝请维杉写一封介绍信给她去美国的同学，少朗问：“你还在和碧谛通信吗？还有雷茵娜？”‘’很少……“维杉又觉得窘到极点了。仿佛连过去的那一点有色彩的生活，也被这道无形的沟隔开了，甚至没有回眸生活的权力。
生活状态的窘迫，是心理状态窘迫的投射。这篇小说的主题，其深刻之处在于她写出了整整一代人的生存尴尬，这里面有社会的、历史的、道德的、观念的因素，但最本质的还是那道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的鸿沟。
这篇小说，发表于《新月》月刊第三卷第九期。
《九十九度中》是林徽因的一部重要作品，在叶公超主编的《学文》杂志创刊号发表后，立刻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和同代作家的注意。
这篇小说充满了寓意和象征。李健吾先生早在1935年就慧眼独具，给予林徽因的小说《九十九度中》以很高的评价。他说：“一件作品或者因为材料，或者因为技巧，或者兼而有之，必须有以自立。一个基本的起点，便是作者对于人生看法的不同。由于看法的不同，一件作品可以极其富有传统性，也可以极其富有现代性。”‘’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材料更事实的，然而却只有这样一篇，最有现代性；唯其这里包含着一个个别的特殊的看法，把人生看做一根合抱不来的木料，《九十九度中》正是一个人生的横切面。在这样一个北平，作者把一天的形形式式披露在我们眼前，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有那样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一个女性细密而蕴藉的情感，一场在这里轻轻地弹起共鸣，却又和粼粼水波一样轻轻地滑开。“
诚如李健吾先生所说，《九十九度中》以一幅全景式的京都平民生活风俗画，多角度呈现了市民阶层一个生活的横断面。
通篇小说处处洋溢着一个“热”字，有钱的人热热闹闹地祝寿，热热闹闹地过生日，热热闹闹地娶媳妇。另一面，生活在下层社会里的挑夫、洋车夫忙忙碌碌地为生活奔波，一切都是混乱的、无序的，仿佛这世界就是一只热气腾腾的开水锅，所有的面孔都在这生活的蒸汽里迷离着。
这家在忙着祝寿：喜棚底下圆桌面就有七八张，方凳更是成叠地堆在一边；几个夫役持着鸡毛帚，忙了半早上才排好五桌。小孩子又多，什么孙少爷，侄孙少爷，姑太太们带来的那几位都够淘气的。李贵这边排好几张，那边小爷们又扯走了排火车玩。天热得利害，苍蝇是免不了多，点心干果都不敢先往桌子上摆。冰化得也快，篓子底下冰水化了满地！汽水瓶子挤满了厢房的廊上，五少奶看见了只嚷不行，全要冰起来。
那一户在忙着娶亲：喜燕堂门口挂着彩，几个乐队里人穿着红色制服，坐在门口喝茶——他们把大铜鼓撩在一旁，铜喇叭夹在两膝中间。杨三知道这又是哪一家办喜事。反正一礼拜短不了有两天好日子，就在这喜燕堂，哪一个礼拜没有一辆花马车，里面搀出花溜溜的新娘？今天的花车还停在一旁……
这沸沸扬扬的闹热，确已达到了九十九度，人生就像一台戏，总是由锣鼓声伴着开场的。然而：此刻那三个粗蠢的挑夫蹲在外院槐树荫下，用黯黑的毛巾擦他们的脑袋，等候着他们这满身淋汗的代价。一个探首到里院，偷偷看院内华丽的景象。
他们是生活最热情的参与者，但又是最无奈的旁观者。通篇小说中不着一个冷字，连冰菜肴的冰块都“热”得要溶化了，但每一笔都透着逼人的寒气：七十年的穿插，已经卷在历史的章页里，在今天的院里能呈露出多少，谁也不敢说。
事实是今天，将有很多打扮得极体面的男女来庆祝，庆祝能够维持这样长久寿命的女人，并且为这一庆祝，饭庄里已将许多生物的寿命裁削了，拿它们的肌肉来补充这庆祝者的肠胃。
在那场婚礼的闹热背后又是什么呢？
理论和实际似乎永不发生关系；理论说婚姻得怎样又怎样，今天阿淑都记不得那许多了。实际呢，只要她点一次头，让一个陌生的，异姓的，异性的人坐在她家里，乃至于她旁边，吃一顿饭的手续，父亲和母亲这两三年——竟许已是五六年——来的难题便突然的，在他们是觉得极文明的解决了。
她没有勇气说什么，她哭了一会，妈也流了眼泪，后来妈说：阿淑你这几天瘦了，别哭了，做娘的也只是一份心。……现在一鞠躬，一鞠躬的和幸福作别，事情已经太晚得没有办法了。
这是一幅多么发人深省的人生的冷风景。
林徽因以哲学的关照俯瞰人生，以九十九度来比照生命的零度，如同《红楼梦》中翻看“风月鉴”，美女的另一面便是骷髅。
这才是人生真正的严酷。
活泼、美丽、健硕，全幻灭在死的幕后，时间一样的向前，计量着死的实在。
寒暑表中的水银，一直过到九十九度的黑线上，这人生的闹热也算达到了顶点。
然而就在这种种纷乱中，却不会有谁注意到，坐在喜棚门外的小丫头，肚子饿得咕咕叫，一早眼睛所接触的大都是可口的食品，但是她仍然饿着肚子，坐在老太太门槛上等候呼唤；没有谁注意到，给祝寿的人家送宴席的挑夫，因中了霍乱，跑遍全城竟找不到一粒暑药，只好眼睁睁地死去。
小说结尾是颇有意味的：报馆到这时候积渐热闹，排字工人流着汗在机器房里忙着。编辑坐到公事桌上面批阅新闻。本市新闻由各区里送到；编辑略略将张宅名伶送戏一节细细看了看，想到方才同太太在市场吃冰其凌后，遇到街上架，又看看那段厮打的新闻，于是很自然地写着“西四牌楼三条胡同庐宅车夫杨三……”新闻里将杨三、康的争斗形容得非常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