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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回来了。他沉痛地告诉大家，南京公司已回电，证实出事的是徐志摩搭乘的“济南号”飞机，南京公司今天早晨已派美籍飞行师安利生赶往出事地点，调查事实真相。
林徽因觉得两眼一黑，昏倒在椅子上。
下午，北平《晨报》又发了号外：诗人徐志摩惨祸「济南二十日五时四十分本报专电」京平航空驻济办事所主任朱风藻，二十早派机械员白相臣赴党家庄开山，将遇难飞机师王贯一、机械员梁壁堂、乘客徐志摩三人尸体洗净，运至党家庄，函省府拨车一辆运济，以便入棺后运平，至烧毁飞机为济南号，即由党家庄运京，徐为中国著名文学家，其友人胡适由北平来电托教育厅长何思源代办善后，但何在京出席四全会未回。
整整一天，林徽因的眼前闪动着一团火光，徐志摩散文中《想飞》中的那几句话，不时地撞进她的脑海：“同时天上那一点子黑的已经迫近在我的头顶，形成了一架鸟形的机器，忽的机沿一侧，一球光直往下注，砰的一声炸响——炸碎了我在飞行中的幻想，青天里平添了几堆破碎的浮云。”
志摩，难道你是先知，难道你早就预感到你的幻灭，你就这样悄悄地走了吗？
冷雨如麻。雨滴敲在福缘庵的青瓦上，如泣如诉。水幕从屋檐下垂落成一幅挽帐，也是凄清而冰冷。
这座小庵原来是个卖窑器的店铺，院子里堆放着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徐志摩的遗体停放在庵内入门左边贴墙的一侧。在济南中国银行工作的一位姓陈的办事人，早已把徐志摩的遗体装殓得干净整洁，他照当地民间寿衣的样式，给徐志摩穿了件蓝色的绸布长袍，上罩一件黑马褂，头戴红顶黑绸小帽，露出掩盖不住的额角，左额角有个李子大小的洞，这显然是他的致命伤，他的眼睛微微张开，鼻子略微发肿，门牙已脱落，静静地躺在那里的。这就是那个永远生气勃勃、永远渴望飞翔的徐志摩。
梁思成、金岳霖、张奚若3人，11月22日上午9时半赶到济南，在齐鲁大学会同乘夜车到济的沈从文、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等人，一起赶到福缘庵。
梁思成带来一只用铁树叶作主体缀以白花的小花圈，这只具有希腊风格的小花圈，是林徽因和他流着泪编成的，志摩的一张照片镶嵌在中间，照片上的徐志摩是那样充满灵性，生龙活虎，而现在已成古人。人生的渺茫和命运的不可知，就像这凄风苦雨，让人感到悲凉。
下午5时，徐志摩的长子徐积锴和张幼仪的哥哥张嘉铸，从上海赶到济南，朱经农夫妇也来了，晚8时半，灵柩装上了一辆敞篷车，将由徐积锴、张嘉铸、郭有守等人，护送回沪。
在返回北平之前，梁思成悄悄捡起了“济南号”飞机残骸的一块小木板，珍贵地放进自己提包里，这是林徽因再三叮嘱的。
徐志摩的灵柩运到上海万国殡仪馆，上海文艺界在静安寺设奠，举行追悼仪式，吊唁的人络绎不绝，许多青年学生排着队来瞻仰这位中国的拜伦。
北平的公祭设在北大二院大礼堂，由林徽因主持安排，胡适、周作人、杨振声等到会致哀，京都的社会贤达和故友纷纷题写挽联、挽诗和祭文。
蔡元培的挽联是：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
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梅兰芳的挽联一唱三叹：归神于九霄之间，直着噫籁成诗，更忆招花微笑貌；北来无三日不见，已诺为余编剧，谁怜推枕失声时。
张歆海、韩湘眉的挽联椎心泣血：十数年相知情同手足；一刹那惨剧，痛切肺腑。
温柔诚挚乃朋友中朋友；纯洁天真是诗人的诗人。
杨杏佛的挽联不胜哀痛：红妆齐下泪，青鬓早成名，最怜落拓奇才，遗受新诗又不朽；少别竟千秋，高谈犹昨日，共吊飘零词客，天荒地老独飞还。
庐隐和李惟建夫妇的挽联是一片手足之情：叹君风度比行云，来也飘飘，去也飘飘；嗟我哀歌吊诗魂，风何凄凄，雨何凄凄。
黄炎培的诗长歌当哭：天纵奇才死亦奇，云车风马想威仪。
卅年哀乐春婆梦，留与人间一卷诗。
白门哀柳锁斜烟，黑水寒鼙动九边。
料得神州无死所，故飞吟蜕入寥天。
新月娟娟笔一支，是清非薄不凡姿。
光华十里联秋驾，哭到交情意已私。
…………
公祭之后，林徽因把那片飞机的残骸，悬挂在卧室中央的墙壁上。志摩轻轻地走了，他把他的苦闷、惆怅、落寞、欢愉全部交付与了万里云空，唯一没有带走的，是他轻轻挥手作别之后，留下的这片烧焦的云彩……
八宝箱的奥秘
对徐志摩的赞美和攻讦自他逝世后不久就开始了。
新月社的同仁筹备了《新月》志摩纪念专号，刊出了小曼的《哭摩》、胡适之的《追悼志摩》、郁达夫的《志摩在回忆里》、韩湘眉的《志摩最后的一夜》、杨振声的《与志摩最后一别》、周作人的《志摩纪念》、何家槐的《怀志摩先生》、方令儒的《志摩是人人的朋友》、陈梦家的《纪念志摩》等十二篇文章。
林徽因、凌叔华等也在《北平晨报》发表了纪念文章。
志摩的碑文，大家委托在武汉大学任教的新月社故旧凌叔华题写。
不只是新月社同仁，整个北平文化界都把志摩的遇难，看作是中国新文学的一大损失。
另一面，社会上对于他的个人生活，往往有不能谅解之处。他的离婚和他的再婚，是他一生中最受社会谴责的两件事。现在志摩虽已盖棺，却未定论，种种指责，也理所当然地牵涉到林徽因。这使新月社的朋友们为之愤怒，他们在悼念文章中，很直率地谈到了这一点。
胡适说：“谁都能明白，至少在志摩的方面，这两件事最可以代表志摩的单纯的理想的追求，他万分诚恳的相信那两件事都是他实现他那‘美与爱与自由’的人生的正当步骤，这两件事的结果，在别人看来，似乎都不曾能够实现志摩的理想生活。但到了今日，我们还忍用成败来议论他吗？”
杨振声说：“他所处的环境，任何人要抱怨痛苦了，但我没听见他抱怨过任何人，他的行事受旁人的攻击多了，但他并未攻击过旁人。难道他是滑？我敢说没有一个认识他的朋友会有这个印象的，因为，他是那般的天真！他只是不与你计较是非罢了。他喜欢种种奇奇怪怪的事，他一生在搜求人生的奇迹和宇宙的宝藏。哪怕是丑，能丑得出奇也美；哪怕是坏，坏得有趣就好。反正他不是当媒婆，作法官，谁管那些！他只是这样一个鉴赏家，在人生的行程中，采取奇葩异卉，织成诗人的袈裟，让哭丧着脸的人们看了，钩上一抹笑容，这人生就轻松多了！
我们试想想这可怜的人们，谁不是仗着瞎子摸象的智慧，凭着苍蝇碰窗的才能，在人生中摸索唯一引路的青灯，总是那些先圣往哲，今圣时哲的格言，把我们格成这样方方板板的块块儿。于是又把所见的一切，在不知不觉中与自己这个块块儿比上一比，稍有出入，便骂人家是错了。于是是非善恶，批评叫骂，把人生闹得一塌糊涂，这够多蠢！
多可怜！志摩他就不——一点也不。偏偏这一曲《广陵散》，又在人间消灭了！“
陶孟和说：“一个永远寻求新的兴奋的人当然最怕平凡。规则的生活与志摩的性格是格格不相人的。我们若想像志摩每天早晨拿着皮包到公事房，过衙署式的生活，晚间回家同老婆孩子相聚，过19世纪的家庭生活，不特是滑稽之极，实在是亵渎了志摩的可爱的性格。这样无聊的，平庸的，缺乏生命兴味的存在只是凡夫、俗子的份，没有志摩的。”
方玮德说：“至于另一些人毁谤志摩，那又是因为做人的基本观念不同。那些人是不大承认古老是有价值的，即是新奇和将来于他们也不一定有意味。这些人的论调我们无须辩白，我不愿意在我们这是非的世界里谈判我们的是非。志摩文学上的事业没有达到他自己所愿望的成功，那是无可讳言，但他这半生做人的精神已是可贵。另外他待人处世那副热肠，那样真切，也不易得。我们失掉一个得用的东西，总都要记挂半天，除非是寻得一件和以前差不多的，心里才略为安慰些。但是寻不着的话呢，那在这凄漠的国度里，谁又能禁止我们对于志摩的早死不加以惆怅？”
志摩的心是挂在胸膛外面的，因此也最容易让人当成靶子。再没有比看到一个死去的朋友仍然在受着世人的责难，更让人难过了。新月社的朋友们，只有用他们手中的笔，愤怒地为他们的朋友呐喊，这是对朋友杜鹃啼血的忠诚。
最令人悲痛的莫过于林徽因，在徐志摩坠机不几天，她便给《北平晨报》写了《悼志摩》的文章：现在那不能否认的事实，仍然无情地挡住我们前面。任凭我们多苦楚的哀悼他的惨死，多迫切的希冀能够仍然接触到他原来的音容，事实是不会为体贴我们这悲念而有些须更改；而他也再不会为不忍我们这伤悼而有些须活动的可能！这难堪的永远静寂和消沉便是死的最残酷处。
我们不迷信的，没有宗教地望着这死的帏幕，更是丝毫没有把握。张开口我们不会呼吁，闭上眼不会入梦，徘徊在理智和情感的边沿，我们不能预期后会，对这死，我们只是永远发怔，吞咽枯涩的泪，待时间来剥削这哀恸的尖锐，痂结我们每次悲悼的创作……
他离平的前一晚我仍见到，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他次晨南旅的，飞机改期过三次，他曾说如果再改下去，他便不走了。我和他同由一个茶会出来，在总布胡同口分手。在这茶会里我们请的是为太平洋会议来的一个柏雷博士，因为他是志摩生平最爱慕的女作家曼殊斐儿的姊丈，志摩十分的殷勤，希望可以再从柏雷口中得些关于曼殊斐儿早年的影子，只因限于时间，我们茶后匆匆地便散了。晚上我有约会出去了，回来时很晚，听差说他又来过，适遇我们夫妇刚走，他自己坐了一会，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