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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那一年,郑慕周写信给朝熙,要他终止家塾的学习,与谢荣华一道去灌县商量进一步外出读书的事宜。朝熙这年十七岁,在五四运动已经发生了的第三年,足未出过安县,他被封闭在故乡社会的小圈子内,视野甚至还没有郑慕周那样宽阔。他到了都江堰之边,着长衫,头戴博士帽,身条瘦瘦的。渐渐长成青年的杨朝熙,越显出一副文弱的样子。他原来一心一意想进刘成勋办的军校,但被舅父阻止了。郑慕周仿佛看准了少时活动型的外甥,并不适于跟着自己的脚步走。不许他操袍哥,又不准他参军。他给朝熙安排的出路是去成都考学校!
当杨朝熙步入青年时代正要开始选择自己未来道路的时候,他的前程仿佛完全操纵在别人手里。这很难说是幸,还是不幸。如果舅父不替他“专断”一下,我们或许将永远见不到一个现代小说家的诞生。一个全副戎装的杨朝熙将是一个怎样的军官,是现在很难想象的了。
在灌县,一个小姑娘轻盈地向他走拢来。她是黄玉颀。(这样写,我不赞成。我注意到她、喜欢她的时候比这晚得多。当然你有你说明的权利,我也有我分析的自由。我这里写的是你们最早的见面,你已经对她留有印象,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
黄玉颀的母亲黄敬之其时在灌县女子学校当校长。学校的对面是郑慕周的私宅。郑的三姨太太在成都读书时认识黄敬之,这样便有了往来。黄敬之是一位近代新式职业妇女。她原籍江苏,年轻时随丈夫游幕进川,曾在贵州住过几年。辛亥以后在成都定居,置下的房产不久在川黔军阀战争中被付之一矩。丈夫去世后,她独立在外教书,教养三个子女成人。子女都从了母姓。她不吃素,不信鬼神,旧文学功底好,书琴棋画,样样精通,绣花、绘画、填词、烹饪,尤其擅长。她在成都把教职丢了,便应聘来灌县主持学政。黄敬之能打麻将,常常被请到郑府去凑牌局,她是极能干、极开朗的一个人,很快便在郑府上上下下混熟。
黄玉颀是她的小女儿,也是她的一颗掌上珠。黄敬之外貌利落,不过牙有点暴,爱吃瓜子,门牙总露在外面。黄玉颀则远胜其母,她长得特别的娇小,一支直直的希腊鼻子,一双圆圆的、对外部世界充满惊奇的眼睛,显得十分可爱。
这么一个将近十岁的女孩子,当然还谈不到其他,但确实吸引了以后在省城读书,有时回灌县来度假的杨朝熙的注意。这母女二人注定要深深地进入他的生活之中。这是你的一个转捩点。没有这次转折,你只能是故乡乡村的士绅,旧军队的幕僚,决不会是一个进步的文化战士。
时代的、个人的因素都在起作用。我的自在的人生阶段戛然而止,自为的阶段便开始,我受到了“五四”的恩惠。
沙汀传……第三章 迟来的启蒙
第三章 迟来的启蒙
盐道街省一师
1921年秋凉的一天,一个瘦削的浑身散发土气的青年人,穿着当年流行的灰市布长衫,外套着羽纱马褂,同另一个衣饰整齐的青年,同时跨进了曾做过前清盐茶道署衙门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大门。这便是杨朝熙与谢荣华。现在我们尚能寻到的一份档案材料《四川省立成都师范学校历期毕业生一览表》,是该校教务处1946年制订的。其中普通科第十班的名单从“张光银”到“周遂初”,共排列二十七名。在第十一人处写明:
杨朝熙,籍贯四川安县,毕业年月民国十五年七月。①从荒僻闭塞的安县来到辛亥、“五四”风云在四川汇集的中心成都,从断断续续读过十年方块汉字、不识得一个英文字母的文化环境,一下子踏入到本省风气纯朴、开明的著名学府,他整个被一种自卑的情绪包围住了。他几个月前,便按照舅父的旨意到省会来考一般学校,发现在这个新的陌生城市里,他变得什么学问都没有了。连考了几个学校,都未录取。特别是英语和数学,虽然请人补习过一番,毕竟底子太薄,一时赶不起来。最后是郑慕周委托他在成都的代表黎少农,通过私人关系,才把他送进了省一师的。
为此,大约有一年时间,朝熙站在这个学校绝大部分清寒好学的同学面前,总觉得抬不起头来。
我不敢直面看任何人,似乎他们都知道我是靠了人情才进去的,因而随时都会向我发出卑视的和诽笑的眼光。②(你又一次被羞耻心攫住了?你说到了一点痛痒处。不要忘记,我是从一个小地方到大地方的,这种由小到大引起的震动,在我以后的经历里还要发生多次。每一次心理危机都逼迫我调动故乡给我的一切自信“储备”。这是我这个“土包子”最后战胜外界压迫的武器)省一师前身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创办的优级选科师范,当时设在皇城内。宣统二年(1909)改名川中师范学堂。辛亥后,校址被成都军政府借用,迁至后学门糖业讲习所内。1914年改为一师,拨东马棚街官地建设新校舍(今成都一中)。设立附属小学后又感地方狭小,于1919年迁入盐道街原高等师范校址,而高师则迁进了皇城,等于转了一个大圈,换了个位置。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可笑。
盐道街几乎已面貌全非了,仿佛比记忆中的盐道窄了很多。学校看来改变也大,招牌则已换成“盐道街中学”。原早的校内旧有的浓沼、亭阁,显然也早已不存在了。出版局地址,我记得原是鲜特生的旧式公馆,现在也换成新式楼房。①
说“盐道窄了很多”,那是老年他的眼光。属于一种心理空间感觉。1921年的省一师校园,在他心目中永远是阔大的。
如果当年经大门两旁的石狮子走进这个学校,便可见右面一棵硕大的桂树。人穿行在一条竹丛夹道当中,一侧是附小,及附小操场北面的礼堂,一侧便是东院高年级学生宿舍。在东院与西院之间,是教室群落。向北穿过自修室、实验室,跨过池塘上的小桥,便来到北院低年级学生宿舍。学校的学制,预科是一年,正科是四年,杨朝熙在校五年,就从北院升级般地移到前面院落去。这种每年的移动,是学生们高兴的事:他成了老资格了。
出北院向东,整个学校的后半部分是足球操场。朝熙在班里爱踢脚球(足球),是个前锋。艾芜踢后卫。这在当时还是相当新鲜的一种体育活动。整个校舍,除了实验室是砖房,其余都是泥墙房。几乎每一个院中之院,都有一眼水井。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所学校的学生是太少了:每一年只收一班,每班从二十几人到三十几人不等,满打满算,全校五期五个班的学生才不到二百人。校园在朝熙心中显得宽敞,也是可以理解的。
省一师是官费,这里的学生,家庭困难的多,外地学生多。成都的富家子弟多半进的是联合中学(石室中学),他们看不起师范,称之为“稀饭学校”。但这里的教员很多是成都知识界的名人,师资水平是很高的。
上国文课,最使朝熙宽松。他第一个半年,便一头钻入经史百家的古文堆里。他喜欢明人归有光,爱读他的《项脊轩志》、《先妣事略》,欣赏其不事雕饰、运用细节,刻绘生动的文字风格。但是其他的功课就陌生了。教历史、地理的先生,年纪都在六十上下,这种古老的学科勉强还能让他跟得上,但是像“周三角”的三角课,“王几何”的几何课,还有什么代数、物理、化学,简直使他望而生畏。特别是英语,从零一下子跳到中学程度,上课时用的是狄更斯《大卫·考波菲尔》的英文节本,拿在手里,简直像是一本天书。
当他能够冷静地观察十班这些同窗,就更不安了。这里的学生读书愈好的,衣履愈坏愈旧,也愈得到人们的敬重。好多人在冬季连件棉袄也没有,只穿一身破破烂烂的夹衣度日。省一师的传统是简朴。学生要轮值帮厨、买菜,参加各种体力劳动不会遭人鄙视。到了假期,学生把行李送入当铺,得了盘缠才回家。等到开学返校时再赎回,视同平常。反过来,他从故乡袍哥社会带来的各种成人习惯,在同学间就显得很刺眼了。他连穿戴打扮都是“孤立无援”的。
杨朝熙这时还是个少爷式的人物。他开初时常吃馆子、看戏。成都试行公共汽车那阵,他就买张票从东城到西城逛一圈玩。听说督军杨森的小老婆有架飞机叫“洋马儿”,也会跟了人去看稀奇。当时成都人称去“开洋荤”。这个充满“五四”新思潮的学校的空气,对他无形中造成的精神压力,我们可以从他日后的回忆中鲜明地感觉到。朝熙内在的敏感特质,他吸收外在新东西的勇气,寻求新生活的欲望,显然是非常之大。他心理上甚至不惜夸大省一师同学的良好行为习惯对他构成的“威胁”,从而触发他要求改变过去、改变自我的内驱动力。
(为什么一样在你舅父的庇护下,你与你哥哥走的道路如此不同?同样,都在省一师的环境里,谢荣华改变自己的感觉为何不如你强烈?这是你早年生活转机中最值得玩味的问题)
谢荣华与他可说是总角之交,但论起性情来,这时的杨朝熙越来越觉得彼此有些“隔教”。谢荣华不是没有受到省一师的影响,他后来去上海读光华大学,参加过左翼的“艺术剧社”。只是被捕后走入歧途。重要的一点是谢在省一师时期,原封不动保持士绅子弟的生活习惯,以后回到家乡,很快与杨朝熙哥哥一样,烧烟、操袍哥,缩回到原来起步的生活圈子里去。但是朝熙反叛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一边深深地以过去的自己为羞,暗暗用功,想尽各种办法补习课程,有时急得半夜醒来在自己的床头偷偷哭泣,一边开始在谢荣华以外的同学中觅友。他看着自己脚踏的黑哔叽面的皮底平鞋,“开始默默观察那些穿着蒲鞋、草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