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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社会的“失势”及它临终前为顽固保存自己而做的“变形”。他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后描写袁寿山世界的作家之一。
3月初，他写到了“尾声”。如果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个被卞之琳誉为杰出的“风俗画”，与《清明上河图》一样“在美的欣赏上将流传下去”的《红石滩》，在尽了笑着唱完挽歌的使命后，还能说什么呢？现在，他对中国封建主义的余威，在名山批斗场和昭觉寺囚室内外，在自己的盲从与伟人的错误里，在八分钱（邮资）可以决定四川姑娘一生命运的日子，看得分外清楚。他再不想廉价地向读者许愿：袁寿山的王国已彻底崩溃，了无踪迹，或者说那句用滥了的“一去不复返”。《红石滩》越出了《淘金记》时代他对中国社会的认知水平，在“尾声”里，胖爷还在社会主义的国度像个幽灵般游荡——它在红石滩社会已成为“通用词汇”：如果有人沽吃霸赊，人们会说，“家伙咋个跟胖爷一样呵！”
（你表露的思想，虽然远未发掘到尽致，但依年龄，你已经做了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重新起步和重新思考！）
一年前，他在安县，在睢水，就曾经无数次陷入这种历史沉思之中。
写出一本《红石滩》，也像是一次故地重游。每一处故地就是一个会说话的化石。大西街的故宅，杨家碾房的屋院，刘家酱园的经堂，断头卧牛石，通往茂汶大山的后门，在向他诉说过去——当今——未来，自然——宇宙——英雄——智者——芸芸众生，人民——群体——自身！
1985年6月8日的清晨，他从安县招待所后院的一间客房醒来，意识到昨晚他是睡在“历史”上面。这里原是汶江小学的旧址。出招待所左拐，便是大西街。上午别人引他跨进这二十二号。他老眼迷离，这就是他的老屋，“祖父”的房子？
“变了，变了，”他不住地低声念叨。
他站在一个小院，询问一位老者：“这恐怕是原先的第一个天井坝吧？”
“不，这是原来第二个天井坝。第一个已经新盖了房子，看不出了。”老者回答。
“这后面还有一个院坝、一片菜地和几棵皂角树吗？”“没有了，都没有了，盖上房子了。”
“对，对，房子也应当推陈出新嘛。”
嘴上是这么说，看见扩建的安县公园，繁闹的十字口，东门大街上鳞次栉比的四、五层新楼，他也是这么讲，但是心里不免惆怅。历史不可重复，哪里能寻得到他青少年时代的故乡呢？
在南门外现在大大加高的河堤上，远眺对岸杨家碾母亲兴建的旧宅，他不准备再去打破梦影。听郑县长在旁边介绍，那里已做了县敬老院，他连说“用得恰当、用得恰当”。
不经意，回忆已钻破尘封的往昔。同行的年轻人在给他记录，周克芹的问话好像在帮他把扯不断的丝线连缀。城关的风貌习俗，圣灯山的庙宇，杨家的家世，母亲、舅父、谢象仪、陈红苕、魏道三……这里是他的“根”，他的出生地，读书识字之所，看戏赶场的平坝，他是从这里读完人生的最初一课，走向成都，走向外面的世界的。他一生的道路走得怎样？是喜是悲？对多错多？有没有辜负了什么？他后来访问安县劳模刘定国，参观他的种猪、饲料地和“养猪技术服务中心”，听说他过去是劳改释放犯，很感动地握住他的手，希望他“好好总结自己”。是啊，他这次回来就是要找回自己，总结自己！
9日是星期天。他们的车队停在公路上，他身着灰色中山服，脚登一双轻便旅游鞋，拄一根无柄的手杖，轻步走过平桥，来到睢水场口。
这天正逢场期，他们的到来使熙熙攘攘的街市掀起一股热浪。不时有年长的农民兴奋耳语：“杨二哥来了！”
“这是杨沙汀回来了！”
他甩开引路的乡长和一大群同行者，急促地向场口左手走去。谁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他自己找到了原睢水小学的校门。“没有变！没有变！”他念叨着，原路走回，向左拐向正街，去找刘家酱园。走进一个铺面观望，上了两截石梯，他止步了，否定道：“不对！这不是刘煦之的公馆，朝里走是平地，没有梯子。”然后退出来，才找到邻近的酱园后院。
睢水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只是有的地方衰朽了一些，有的地方修整得过于新鲜。他面对刘家酱园后山坡的颓垣残壁，凝望了许久。这是他最寄予感情的地方，《淘金记》是他焕发文学生命之所在。睢水周围的山水，是他乡土文学的主源。通过闭塞乡村的人物、社会，他参与了挖掘中国封建老根的事业。这里老乡的普通市井口语，幽默而简练的表现格调，直接影响了他的小说风格。讽刺的传奇性、讽刺的激情以及讽刺本身包孕的痛苦内涵，都得之于这块貌似贫瘠的土地。他坐在睢水河边，全身陷进籐椅，任凭周围的喧嚣，沉入对自己文学的思考。
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在提醒他这是他的一次“衣锦还乡”。看着那些前来观瞻，挤着闹着不忘开玩笑的老乡，他的心情很复杂。他想对他们说，我的文学就像你们一样，追求的是质朴、开朗、幽默、含蓄，这是你们身上美的风格。但是，为什么这样把我当一个“热闹”来看？如果没有这些汽车，没有这些县里大小人物护卫着，你们会对我这样的老人有兴趣吗？你们能认可我是个睢水人吗？
他的情绪突然减弱，觉得干枯的河床，根子已经枯朽大半的核桃树，土砖封门的故宅，都很难看。刚宜满有兴致地去看自己出生的房子，他却坐在门前良久、良久。有个小辈的亲属来探望他，他无故地发了几句脾气。
只能吃到鲤鱼，而吃不到沙勾鱼。故乡的小鱼更牵动他。他不应当这样对待好心来看他的人。他不是备了礼物，要送给当年保护过他的那些家庭吗？到过睢水中心校就可以了，那是玉颀常年工作过的地方，操场上有她的足迹，预备室有她的身影，不要去山上读她的碑文了。她知道我已经来了，来看过她就行了。让苦竹庵萧业贵的儿子萧鸿发带走这包礼品。不要忘掉到刘家沟，见到房东邱廷珍大娘替我问好。板栗园的吴瑞卿的老伴还在，他们的女儿该是四十岁的人了。他躺在睢水纸厂的一个小房间里休息，内心不能平静。
刚宜代表他去板栗园探望吴瑞卿的妻子李芳琼。李已重病不起。刚宜本来与他们说好，不必来睢水了，还是在家侍候病吧，等吉普车返回纸厂，李的女儿吴国琼坐在儿子的自行车后，提着一篮新鲜又新鲜的鸡蛋也赶到了。他从休息室出来，握住吴国琼的手，第一句便问：“你母亲好吗？”
刚宜他们很着急，怕沙汀知道李芳琼生病，会不好受。谁知吴国琼含着热泪答道：“好！很好！谢谢杨伯伯的关心。”“娃娃长成人了！”他指着一旁的小伙子。
“是呵！1956年你来看妈妈，我才九岁。记得你送我一支钢笔，还要我好好学习。”
母子俩一直把他送上车。吴国琼始终没有透露母亲病重的消息，只是止不住用手绢擦脸。轿车启动了，儿子抓住车门，把头伸进车子，还在喊：“杨爷爷保重！”
“杨爷爷多多保重！”
这就是故里乡亲的朴素情谊。人民，是他文学的母亲。
他坐在车上，疲乏而兴奋。他算是个好的作家吗？他的作品能面对人民无愧吗？他将永远告别红石滩，也永远留在红石滩了。
返回成都的路上，他访问安县养猪、制面粉的专业户，参观绵阳的“乡村冠生园”，会见“古凉粉”其人，赴德阳观光天元乡段家坝农民新村。中国目前的改革，是从农村广袤的土地上首先兴起的，他密切注视着它的每一变动。在北京，他剪过一些报导农村的报纸，特别是四川的。这次绵阳市安排王达安一家从三台赶到这里来见他。他把老朋友留了整整一天。招待他吃饭，上下午谈个不停。除了“文革”动乱，更主要的是谈今日的尊胜，谈改革形势下农民与土地的新型关系。
他是在搜集写作材料吗？前两年，他有写农村改革的动机，还为自己不能到尊胜、烈面了解新时期的农村而感缺憾。
现在他承认，这已经不是他这一代作家能做的事了。他今天到了尊胜的门口，仅仅因为有一段公路路面破损，只好让王达安跑来看他。他确实衰老了，勇气也不够。攀上睢水玉洞山去看玉颀的勇气就不够。身在绵阳，刚俊陪他往返安县，明明知道李增峨就在这个城市里，近在咫尺，也没有勇气去看她。她一定也垂垂老矣。像朋友一样对待与自己终止了婚姻关系的女人，这也只有下一代的青年才能做到。对他来说，太难了。
他的使命是写红石滩土地的昨天。他完成了这个使命。做为作家，他没有太多的个人天才，他是时代的天才。风云际会，他有幸成为一个最早的忠诚的左翼文人，现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家，把中国宗法农村的没落、农业文明的终结，与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之交的世界文学模式完好结合的作家。他的艺术生命在故乡，源于川西北，终止于川西北。他是个有强烈乡土意识、社会意识和造型意识的四川地方志的形象叙述者。
做为一个人，他浑身浸透川味。诚实，容易急躁，感情丰富，含秀于内，过于琐细、凝重。他解剖过自己，多少还有些世故，因为社会阅历过早、过深。
他的一个孙子，有一天把他和巴金做横向比较，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巴爷爷从来就是青年，而爷爷从来就是一个老人！
那是说他刻板、冷峻、不洒脱，太刻事求全。他多么愿意把他内在的热力献给这个孙儿，但是他知道，他注定不是奔腾喷溅的瀑布，他只是家乡一块生长红苕的坡地，一块默默的与大山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