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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收缩了。本来想倒着写，由第三部上溯写到第一部。后来集中精力写的就是一部。开头非常顺手，他安排了一个环境，以便引出小说的时代，引出人物，叙述一个强权社会在崩坏之前，如何最后一次运用权力来苦苦挣扎。这个环境选定在四川每一个稍大的县镇都会有的街市中心：十字口。
睢水的场镇太小，它没有标准的十字口，需要从安昌镇移植。十字口的夜市，烧房门口聚集着喝“碗碗酒”的挑夫、车夫、小商贩、吝啬的小粮绅、普通的市民。长柜台下边与之“配套”的烧腊摊子，担担面和汤元担子，正生意兴隆。挎竹篮卖花生、香烟的小贩，兜揽生意的那一股子劲够瞧的：“你尝两颗看脆不脆嘛！”“你吸一支，吸不通不要钱！”
描述这样的场面，描述在这样的场面下人们以各自的身份议论逼近的战争，对于他，真是闭上眼睛立时便在面前。这年年末，《应变》写好了前九章 。袁寿山、萧文虎舅甥俩和吴瑞卿老师之间，明明暗暗的斗争已经展开，小说却忽然在原地踏起步来。他迟疑不决，《木鱼山》和《应变》都遇到了麻烦。
《应变》的难题是，究竟应以哪种人物为重点？胖爷，还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他过去还考虑加上一个征粮队的角度。他不满意原来那种什么都沾一点的布局，管它叫“猫抓糍耙”。在1981年所有不写《木鱼山》的空隙时间里，他都在调整《应变》的结构，发现自己变得不忍割爱材料，总是拼凑故事。这说明他老了，犯了老年人的琐碎病。等到他已经意识到，他的艺术个性不适于大张大合，关键还在于收缩，《木鱼山》已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能够一气接写下去了。1983年《木鱼山》发表，《睢水十年》进入写作高峰，家里却发生一桩不幸的事件。
刚虹的儿子劼劼患了脑病。每年回川，在新巷子住所，劼劼是他身边最可爱的孙子。两爷子往往可以在一起说上半天并不需要谁懂的话。这年在京，听说孩子得了奇怪的病，他十分惦念，常盼他的母亲来信，好知道治疗的情况。7月，收到一封刚虹的信，竟然没有提到孩子，他很生气，曾让女儿拍电报来讲清楚劼劼的病情。实际上，孩子患的是脑癌，已经夭折。全家上上下下只瞒了爷爷一个人。
8月的一天，他做完早课，就是从十三层楼下到七层，再扶住楼梯爬上来。任白戈的夫人华逸来访，这是他们家的熟人，谈话比较随便。当话题从白戈的健康谈到四川住房的时候，沙汀冒出一句：“无论如何，我不想在新巷子十九号住了！”
华逸误以为这是由小孙孙的夭亡引起的，随便接口安慰说：“刚虹很懂事的，也很坚强，她没有被丧子的悲痛压垮。”一语泄露天机，道出了事情真相。
他当时惊呆在座位上，知道自己这几天预料的事果然发生。但经人证实后，他仍然不敢相信。下午华逸来他房里告别，一脸捅了漏子的自责神气，他已无心听她讲话。
连着几天，他闷闷地默不出声。眼光躲着屋里那张放大的劼劼照片，又像有一根线把他牵向那张照片。人生如此残酷，一个还没有开始生活的小生命便这样悄然消失，好像从没有来过这个世界。劼劼引起他对玉颀的思念。他细细温习起妻子手术前后的一切，把这一老一少连成一片，记入了日记。
后来，他为四川出版的《沙汀选集》选照片，在第五卷的扉页用了一张与劼劼的合照，算是只有家人才知道的纪念。
他的思路这些天还缠绕在新巷子十九号。种种与这所房子相关的不幸遭际，纷纷爬上记忆。他叫回忆压得喘不过气来，想做一个了结，与京、蓉两地的孩子商量处理一直供奉在那里的玉颀的骨灰盒。他提出三个方案：将骨灰倾撒在睢水关大拱桥的水潭里，或者寄放在成都文殊院，或者埋葬在睢水的山梁上面。起初还怕伤了儿女的心，不料大家比他开通、爽快，都赞成他的处理办法。是杨礼后来代表全家把他母亲的骨灰盒安置在睢水中心校背后的高高山岗上的。
刚虹那里他去了一信，绝口不提劼劼一句，只说自己将尽力克服所有的缺点，相信病体会日益健康。并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冯诗云，虽然双目失明了，可是照旧关心时局，关心别人，健谈、乐观。他听刚宜设过，这个暑假他姐姐每天都去游泳，可以看出这个一向开朗的女儿，为磨平心灵创伤所做的努力。这封信处处都是在暗示她、鼓励她，也是鼓励自己。
熟识的同辈故去者一天天增多，参加追悼会或与遗体告别回来，往往要病一场。但是，老而弥坚的人并不止诗云一位。巴金去年为现代文学馆整理自己藏书，摔断了左腿，最近听说又要第二次入院。巴金写字手已发抖，字越写越小，一个半天写不到一张稿纸，要分外努力才能叫百分之七、八十的字纳入方格内，但每日坚持写一、二百字的“随想录”。艾芜比自己大半岁，天天写作长篇，早上必走三五里路买菜，晚上小跑一阵，离开读书写字就不能生活。而周扬不久因谈人性和异化的一篇纪念文章受到批评，落了个脑晕的毛病，也仍在照常工作。
去看冯诗云，成了他了解社会的一个渠道。他一年之中虽然一半住在首都，但交游不广，与冯相比，实在是北京社会的“槛外人”了。诗云却赞许他的生活方式，专心一意地写作，尽力避免社交活动。写完这最后几部书，赶快办移交吧，他想起鲁迅晚年说的“要赶快做”的话。
工作能减轻悼亡的情怀。《睢水十年》除了查证历史事实费时，写起来是顺畅的。1983年为了这本书，他也像巴金一样，一天几百字地向前挺进。他又做过一回钓鱼的梦。一天午休，只见自己一下从河里捞起一条足足有尺多长的大鱼。好像站在岸边，有另一个沙汀在笑那个捧住鱼的沙汀。1984年患病，也没有很大地影响写作。这年初，他的呕吐病加剧。2月的一天夜里发病，来势凶猛，被送进医院抢救。这是他四十年代胃溃疡的卷土重来。不料十天后又一次发作，胃出血。首都医院（协和）原不想动手术，怕年事高的人吃不消，这时也只好冒险实行“胃空肠吻合术”，将他的胃切除了五分之二。表面瘦弱不堪的他，内部的生命力并不弱，八十岁上手术台，他挺过来了。
胸腹刀口拆线之后，因为修建病房把他转到北海公园附近的三○五医院，休养了两个多月。到4月23日出院回家。医生认为愈合情况良好，不需灌肠处理了，他高兴得忍不住对面前的外科大夫讲起《好兵帅克》里如何整治逃兵的故事。他庆幸自己这个老兵还算不错，称了称体重：八十四斤。出院一个多月里，他加紧写作《睢水十年》。
这些日子他每天六餐。饭后闷食半小时，让食物在胃里多停留一会儿，以激发残留的器官增强功能，担当起过去全部的工作。
他在超负荷运转：写回忆录，订正别人写的年谱，校改《木鱼山》单行本，关心巴金的成都故居。他还是那股子脾气，《木鱼山》的校样改完已经打包，马上要寄上海，临时又拆开来改了多处。他近来时常“倒觉”，醒来以为天亮，实际才是半夜。有时凌晨三时醒转，睁眼想今日要写的内容。就这样，6月20日，他在笔记本上写完《睢水十年》的最后一个字。
安县常有人来木樨地寓所探望他。搞县史、县党史的同志前来调查材料，带来故乡最新的消息。他鼓励学有专长的儿女回乡考察，为故乡效力。一个孩子为研究开发安县的矿泉水，去安昌镇调查，来信述说县城新建的街道和现代化楼房，使他十分神往。玉颀的墓碑已经刻好、立好。县政府多次邀请他回去看看，他已经动了心，特别是《应变》的写作提上了日程，他很想回睢水一次，去溯源、寻根，重新找回那个时代的气氛。只是一想到还要在新巷子住，就畏缩了。对于凝结着他这么多痛苦的这所房子，他实在怕再看见它。1985年的春天，一个声音时时在心头作响：坚强些，你的日子不多了，最后回故乡一次吧！
这是由于许多事件促成的。周扬的身体显著恶化，脑血管供血不足，造成全身神经麻痹。上次看他，步履尽管不稳，尚能送客到门口，这时生活已不能自理，握住他的手，反应已相当迟钝。看到同自己有半个世纪友谊的朋友，端坐不动，由别人一口一口地喂食，沙汀感到揪心。
解放以来，周扬和他在历次运动中都犯有“左”的过错。周的领导岗位高，责任也更大些。但是他知道，这是一个睿智而识大体的人，他的失误是在追求真理中的失误。“文革”后，周扬不谈十年中自己所吃的苦，却在许多场合真诚地向受害的同志、向历史表示忏悔，而且在新时期率先在党内进行新的理论探索。
（你在理论上往往信服周扬）
苏灵扬提醒过他，见到周扬不要谈外面的事。可是他还是说顺了嘴，讲起一位上海作家要来探周的病，说如果不会客，便是远远看看也行。周听到此，突然有了反应，双眼挂泪。为了宽周扬的心，他讲起延安的一段往事：周曾赞扬过一位美国记者。那个美国人初到中国，对人们喜欢挂在口头上的词语“没关系”、“不要紧”，大不以为然，认为很消极。可是后来他改变了看法，从中悟出中华民族豁达大度的坚韧品质。局扬仿佛明白了沙汀摆龙门阵的用意，脸上泛出笑容。可惜两人无法按今天的东西方文化比较热，再来谈中国民族性的正反两题了。
他后来多次去北京医院探望周扬。看到他似乎没有转机，几次忍住泪逃出病室。最后不是他来慰问苏灵扬，倒变成灵扬追上来，说：“你这个人不要太动感情了！”（你的感情的力度影响了你的深度）
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他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