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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他胆战心惊的是红卫兵的冲击，抓人。每当这个时候，“学习班”的管理人员就率领他们在大楼里跑上跑下，四处闪避，好像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不久，四川医学院党委孙书记从六楼上跳下去，还有一位什么人又从九楼跃身而下，人人感到大难临头般的震动。
（那时候嘴头上大家讲自杀是自绝人民，我的心里总佩服这些人的“勇气”。
1966年底，省委以保护我们为名，把锦江宾馆的一部分人送到名山县。名山离成都一百多公里，属雅安，是采茶的山区小县，“文革”的风刮得还不紧。戈壁舟、安旗、李累，省文联党组的成员都在这里。对外说是“备战小组”。初时比较自由，我还可以看批判自己的报纸。有些批判内容就像神话，把家乡豪绅的血债，四十年代避居地的房主祖辈、父辈的罪恶，一股脑堆在我头上，叫人哭笑不得。后来红卫兵找来了，看管严厉，半夜会突然拉你起来背最高最新指示，背错了就挨训遭打。那里的农民太好了，一遇到红卫兵动手动脚，他们就围拢来制止，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一次，一个青年农民还挨近我身旁，悄悄问我：“你就是那个写《记贺龙》的沙汀？”他说他读过这本书，很不错的。这个农民当时给我的温暖真是不小，我永远记得他。
1967年从名山步行押回成都。一路之上，每到一个城镇，都要批斗一番。造反派叫它做“放一把火”，借以鼓舞本地的“革命”。批斗前，照例要戴高帽子游街。高帽子的尺寸要看“罪行”大小。有的脸上涂满墨疤，身上还要贴大字报，边走边自我介绍，比如“我是走资派×××”，“我是文艺黑干将××”，像戏台上的自报家门，又像走江湖耍把戏一样。一次游街后，我小声对同伴说：“正式批斗，应当卖门票入场才好。”
批斗台上，一般都跪着两排“牛鬼蛇神”。第一排是主斗的，即我们这些省里的，第二排陪斗的，是本地的。记得一次，我因长久的批斗、打、跪，实在劳累，同时，斗得久了也就习以为常，根本不去听他们喊些什么，一走神，在台上打起瞌睡来，脑袋不由自主地朝前一啄，竟将头上的“纸糊的王冠”掉到台下去了。“还不赶快滚下去捡来戴起！”身边的红卫兵一吆喝，我就迷迷糊糊把跪得发麻的双腿挺直，蹒跚走下台去。我并不情愿地走到那顶高帽子跟前。奇怪，经过一阵子活动，腿脚的酸痛感消失了。这简直是无意中的一大发现。它给我带来的愉快，甚至暂时驱散了当众受辱的恶劣心情。后来就经常故意弄掉高帽子，然后去捡来戴上，争取一次难得的舒筋活血的良机。——沙汀1986年8月讲）（你后来的《批斗场上小景），写的就是这个亲身经历吧？从讽刺来看，你有“堪察加小景”，又有了这个新景。从你的生活哲学来看，你有牛祚的“土拨鼠”原理，现在是“曲线”救自己）
昭觉寺有士兵把守，不会随便被人拖去打一顿，但要挨训挨罚。放风时，“囚犯”在小院坝走动，是不准交谈的。利用清除杂草的机会，几个人擦身过去，可以迅速交换两句话。如果被发现了，要罚站。大家很珍惜这小小的活动时间，小院的清洁工作做得也真是不错。
此外就只准在屋子里写交待，检查。像和尚坐禅一样面壁思考自己的问题，也许什么都不思考。同院的省委统战部长程子健，放风的时候提醒他，无论如何要稳住，情绪要安定。这是很切中他要害的劝慰语，他听进去了。他在囚室破旧的墙壁上想象出沙俄时代流放西伯利亚的革命者，有的在苦役生活中精神失常，或者堕落，有的挺直了身子。他勾勒他们的样子，警惕自己不要垮掉。他常常想起罗素的一句名言：“有些人希望我早死，我不能不把我的死期推迟。”
他觉得这句庄重的幽默的话，用乡音读出来，能从内面激发出深沉的力。
他在九平米的小屋里练气功。气功要求摒除杂念，沉意丹田，气运全身。他一节一节回忆过去学过的气功，练得神安气定，仿佛身处物外了。说也怪，过去他睡觉要求绝对的安静，不能有灯光，不能不服安眠药，现在无药可吃，顶着囚室里一夜到亮的明晃晃的灯，也能安然入眠了。
最使他恼火的是专案组提审和应付外调。如果仅仅是文艺路线上的错误，他愿意承认。他没写出什么英雄人物，思想右倾，从三十年代就跟随周扬的文艺思想，划不清界线。可是他不明白，一个人有错怎么会什么都是错？怎么可以无中生有地诱供？他无法回答关于贺龙在延安、冀中就“反党”的任何提问。他们逼他交待周扬在上海“叛变”的经过，这完全是捕风捉影的事。新巷子隔离反省期间，就有北京来人用小汽车接他到宾馆谈。他说不知道周扬有这种行为。对方叫他写个证明，他说不知道怎么写？那人发了火，叫人用自行车把他搭回来。到了新巷子，带他回来的家伙还惋惜地说：“你要是写个证明，我们照样地坐小汽车该多好！”他真想学鲁迅说一句：“阿义可怜！”
对待各种调查、审讯制造的心理压力，他想了一个办法。手边没有经典作品好读，便吟诵记得的一些诗文，不准确也不要紧。他把在家乡私塾念过的陶渊明《读山海经》回忆起来，反复念着“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诗句。他也喜爱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全文已经不能记诵，“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那一段，在昭觉寺的特殊环境下默诵，体味前贤先哲们的精神和智慧，还是大有教益的。
他学会了对付外调人员的艺术。有人来问：“三十年代你在上海认识戏剧界一些什么人？”“只认识洪深。他是《光明》的发行人兼主编，我是编委。”他这么说。心里想，不能谈章泯，一谈章泯便牵扯蓝苹（江青），麻烦了。
对方显然对洪老夫子不感兴趣，又问：“你知道戏剧界哪些人的情况？听谁说过些什么？”“我一向不注意戏剧界情况，连话剧都很少看，只看外国电影。”他这样搪塞。事实上他与左翼剧联的负责人都相识，也爱看话剧，看过蓝苹演《钦差大臣》里木匠之妻的泼辣角色。
调查人员终于露了底：“有位中央首长，三十年代在上海领导过左翼戏剧运动，未必你都不知道吗？”
“在那个白色恐怖的时候，怎么能随便知道一个‘负责人’的情况和姓名？”他答得更有趣。
来人见什么油水也捞不到，只好悻悻地走了。
可是材料不能不写。他回忆起几十年的生涯，决定把真实的历史留下来。坐牢四年多时间，他伏案写下了一份份书面材料，把自己的家庭，二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过程，三十年代在上海，抗战时期在延安、重庆，四十年代在安县隐居的生活，一条条记录在案。他写了与茅盾、周扬、艾芜、何其芳、李劼人、陈翔鹤等人的交往。受当时认识的限制不可能不“上纲上线”，但一件件一桩桩都是事实。这些材料总共有十几万字。
沙汀比我关进昭觉寺要早半年。这里的正式名称叫第八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吃三顿饭以前也要汇报，一共是五次。起床后必须坐窗旁读“毛选”，不许东张西望。沙汀反应不灵活，卫兵经常在我窗外偷偷过去，发现他在张望，便罚他九十度。沙汀挨罚挨得多。还有一个赵苍璧，是陕北人，念早请示后面那句“坚决执行，句句照办”，发音不清楚，营指导员硬说他念的是“拒绝照办”，就在沙汀窗前挨惩罚。
沙汀和刘文珍学我们的办法，传递过一次东西，出了岔。沙汀把感冒药放在地上，然后，“十七号报告”，说刘文珍把东西丢下了。卫兵训斥一顿刘，刘把药取走。本来干得还行，不知怎么的被识破了。沙汀罚站，各屋翻查私藏物品，来了个底朝上。我偷偷问过沙汀：“你搞过地下工作，未必连个卫兵都对付不了？”他说：“我耳朵聋。”原来是第二天放风，刘文珍挨近他小声表示感谢，他没听见。再提高声音致谢，卫兵倒听见了。于是彻底暴露。
全监狱除了杨超，就数沙汀老实。他一点越轨行为都没有。让他出来，让他九十度，他就照办。他写了许多材料，记不起就说记不起，从来不乱说，也不告饶。他有胃病，吃得少，在昭觉寺戒了烟。从来不去求卫兵做什么事。可是五十军破坏寺庙大殿，拆下贵重的木料打家具、建营房，他气得脸青青的，说这是毁灭文化。①沙汀对喊报告，早就不耐烦了。郑瑛非常硬气，她喊一声“报告”，要求抽烟。得到准许后，就一支一支抽下去。监管人员来干涉，她理直气壮，说抽烟没有中断啊，你们早就准许的啊，弄得卫兵答不上腔。沙汀把这件事情看在眼里，想出相反的软性斗争方式。
为了防止自杀，夏天他们囚室里是不准挂蚊帐的。到了晚上就得消灭蚊子。最有效的办法是先把室内电灯闭掉，然后走出房门，等一会儿蚊子都扑在窗上，再进屋打。他事先故意多放蚊子进来，然后，出门，进门，出门，进门，按规定一遍一遍大喊“报告”。弄得卫兵不耐烦了，告诉他喊一次可以连续出入房间，他的“计谋”成功了。那年春节，他写了一首打油诗：
不炼金丹不参禅，
马恩列斯有遗篇。
斗私批修诚盛事，
报告声中又一年。
因为与外界完全隔绝，外面发生的事情是要凭据狱内的点滴变化来判断的。1969年有一天听邓华大哭，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