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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体会着这个处在磨石与磨盘之间的滋味，曾想写一篇小说，叫《钻磨眼的人》。后来还是把这句话“送”给《木鱼山》的主人公汪达非了。
（你解放后也一直在当干部，这里的推崇似乎包含你的心境在内？我不如他们。我经常心与愿违，或者言不由衷。所以我说过基层是“强者的岗位”）
本年10月下旬，他还去过三台，又一次与王达安朝夕相处了近二十天。参加乡、社各级会议，从旁观察王达安怎样处理日常事务。两人一起同饲养员、邮递员、拖拉机修配员谈话，甚至乘兴喝几杯水酒，使他增进了对这位出色的人的理解。王家每顿都是“搅搅”，社、县为了照顾他，三次送来猪肉，都使他心绪不安。靠了阅读带在身边的契诃夫小说《幸福》、《学生》，才压下烦躁。
王达安的工作水平常让他吃惊。看王的笔记，字写得比一般大学生都强。王不同意乡里的安排，主张全力把小春种下去，话说得很生动：“雁，已经过了。牛嘴里冒烟烟了。赤脚踩在泥土上已经觉到有点冷，不能再推迟了！”十中全会已经使尊胜有了富农“夺印”，霍家营“阶级斗争”的“经验”。沙汀思想上的弦也绷得紧。但是，王达安讲过的他从1959年到1961年的苦闷心情，还是很能打动他。与西关公社的干部反对浮夸后的遭遇大致一样，王也受过批评，后来在大小会上默无一语，不愿说任何做不到的大话，也不反驳别人。他也是钻在磨眼里了！像西关那种上级突击检查堆肥，就在靠近马路的田野弄些石块垒起，外面用泥糊上的做法，他们也被迫干过，心里是很难受的。
王达安使他不断联想到张书记和黄勤明。就在尊胜的一天夜里，他感到了创作冲动。用黄勤明的一个故事构成的《煎饼》（又名《隔阂》），已考虑了几个月，终于找到了前后通气的关键：只要把小说里的支书刘家柏留在老太太家吃煎饼的打算，写成是临时的、意外的，一切就妥帖了。心理的曲折度使小说结构摆脱了呆板，一下子定型。
《煎饼》是他“文革”前最后一篇颇见功力的小说。它定稿在1964年春，搞了将近一年。越来越强的表现“阶级斗争”的意图，对原来的生活进行“典型化”的改造。故事原型在他的札记本里是这样的：黄勤明队上有个生活富裕的养蚕妇女，霸占了工具，不肯把一部分蚕工交劳弱户做。黄几次晓以大义，都置之不理。一天乘她赶场的机会，说服她丈夫把养蚕家具搬了。后来她破口大骂，声称“我以后看到他的影子都要骂一个够”！黄勤明听说了，一个下午，女人正在煎油饼子，他一直走入厨房，笑笑说：“让我帮你烧火，你就尽气力骂。不过，挨骂饿了，油饼子我可要吃的！”硬坐到灶门口去。结果不但没再挨骂，还吃了两三个饼子，连粮票对方都不收。
这是一个做群众思想工作的例子。基本轮廓保留下来，连西关楼房沟的名称、风貌都保留了。这个吵吵闹闹的向大娘却由富裕农民降为贫农，在她的背后安插一个挑拨离间的富裕户谢胡子。小说的价值从现在看反而大大降低。年初下乡获得的东西，到年底下乡重新思考时被扭曲了。
两次下乡真正积累的生活，从此潜伏下来。这一年，下乡前后都是开会。1963年3月在武胜与艾芜他们会合，回蓉便去北京开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讨论“写十三年”的问题，这对他的两个长篇计划都极不利。巴金从上海来参加文联会议，两人碰头了。朋友们得悉他的身体不好，创作常被打断，婉惜他的处境。天翼、文井、其芳都建议他借用作协总会的力量，请一两年创作假，摆脱省里的工作。文井夫人说他太善良，应该减少顾虑，争取时间写作。巴金终于说服他彻底检查病情。4月末，他与巴金、孔罗荪同车，来到阔别二十五年的上海，住在东湖路招待所。他去参观了虹口公园的鲁迅墓。大陆新邨的故居，知道离他住过的四达里、德恩里很近，但未能便去凭吊，倒拿出时间帮助在沪演出的川剧团解决吃米的问题。
5月，利用等待中山医学院床位的空隙，陪巴金夫妇、刘白羽赴杭州做短期休养。碰上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也在这里。他觉得有些紧张，就像小孩子背着家长做了一件什么事。巴金自告奋勇去说明他的病情，这才恢复了他的游兴。
夜晚，从临湖的杭州饭店出来，同巴金在苏堤漫步。想起青年时代两次与玉颀避居此地，写出他的第一批作品，恍然若梦。
延安时期认识的陈学昭来看大家。见面第一句话，“你看我犯了大错误”，眼泪汪汪的。他不知道这个文静的留法女性如何会成为“右派”，安慰的话脱口而出：“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好像犯错的不是陈，倒是自己。
本地主人九姑（方令孺）赏饭，席间有一怪菜，名“三杯鸡”。很久以后，他想起了这道菜，好事地写信给李济生转问巴公，是否记得九姑介绍的做法。据说，巴金一口气说出来：一杯香油、一杯老酒、一杯酱油，不加水，将鸡砍烂放入干蒸即成。从此，他总忘不了这个菜，忘不了巴金的记性。
返回上海，他住进中山医学院的十二号病房。十七天的时间里，检查了鼻子（出气时常受阻。大夫十分健谈，就是没谈气紧算什么病）、心脏，（几天前刚与巴金、萧芜登上杭州六合塔第四层。一大群人只上去四个，看来这个部位还成）、神经（会诊：严格意义上你没有患神经官能症。失眠只要加强调节）、肠胃（为何时常泻肚、疼？“胃溃疡十年不犯，不会有问题”。林院长是专家，其话可信，虽然他也有行政、业务矛盾的满腔苦衷）。
医院宣布他是个没有重大病症的病人！这使他一阵轻松。巴金临时被派往越南访问，于是两人再次同行赴京。在邵荃麟的干预之下，四川批准他的要求，先行休养半年，然后搞创作。他精神愉快地回去。这些天他长了三斤分量。从体重计走下来穿鞋，他幽默了一下：“只长了一双鞋重！”
没料到，他如同重获生命力一样，很快下乡到三台王达安处同吃同住，11月7日被召回，正准备当年第三次进京开会，玉颀却病了！
玉颀肚痛由来已久。谁也不把她看成是比沙汀病重的人。可是最近有些蹊跷，健胃止疼的药吃下去顶不住，人虚弱得不行。
11月9日，他决定陪她诊病。与中医学院联系后，知道相识的医生在省政协开会，便冒雨去那里按脉。过了两天，她稍好了些，两人还去春熙路散过步。所以，13日6时半起来，虽然玉颀不能送他，他并没有十分担心。在床前反复叮咛她要按时去医学院门诊部检查，便驱车前往郊区机场。
飞机一直到9时5分才起飞。因为这天凌晨，成都上空大雾弥漫，久久不散。近处机场的指挥塔都时隐时现。从停机坪侵入候机厅玻璃窗内的湿气，带着一股新鲜的腥味。他觉得两小时等待某种吉凶未卜的前景，犹如等待了一世纪！
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如此辉煌隆重！毛泽东、刘少奇到会，周恩来、陈毅、贺龙、邓小平做报告。赵树理在人民代表如潮涌出会场的当口，只说了一句他的《一场风波》“比《夺印》自然”，便被冲散。后来在作协相聚，大谈了一阵双方都视为生命的农村。
回到成都，听说玉颀患的是肠胃癌的一刹那感觉，金易迸射天外，大陆急沉海底，他失去知觉地站立着。这是一个人无法上诉的终审判决？！
记不起1964年的元旦是如何熬过的。
只记得盼救星一样，盼望巴金寄来药物。有人告诉他，日本有一种新药“四列（丝裂）霉素”，很有效用。他便写信到上海、广州询问能否在国内购到。巴金见信后立即行动，遍拢日本友人相助。正在上海办工业展览的日本代表团秘书长押川，和沙汀访日时为他们做过秘书的年轻日本朋友宫石，都十分友好，紧急打电报回国买好药，空运上海。药是1月8日自东京寄出的，本说一星期到达四川却未到达。这时，上海、成都两地信电交驰，可以想象当事人的心情。1964年1月14日巴金致沙汀：“药到上海，当马上托航空公司寄成都，我已和罗荪谈好，请勿念，其他事你不用管。请你保重身体，不要多往坏处想，也不要过分焦急。目前只望药能早到，而且效力很大。”
1964年1月15日沙汀致巴金：“丝裂霉素即承宫石由日本寄出，可能还得一些日子方能寄到。……医院一个星期多前，即已开始注射一种美国特效药，反应不大，效果还好，尚可应付一段时间。”
1964年1月24日巴金致沙汀：“信、电收到，知道医院有别的药可用，我们比较放了心。你叫我们不要着急，事实上我们都很着急。……不知道向谁打听，也不知从日本寄药需要多少时间，我们只有等待。但又担心会误你的事，因此不能不着急。同时也怕你着急，急坏了身体。”1964年1月31日沙汀致巴金电报：“药已收到至感至感”。
哪里找得到这样的朋友，对你的片言只字，连一封见不到手迹的电文，都保存完好。这张沙汀八个字的电报，便一直收藏在武康路一一三号巴寓书房里。沙汀接到药，是知道它所包含的份量的。
但妻子的病实在太深沉了。世上已没有能对她起死回生的药。到了在“川医”动手术的那天，大家怕他受不住，只让杨礼守在母亲身边。他上午仍是开会。此时只有工作能转移那种生与死的焦虑。10点多钟，文联一位去城外打靶的同志捎回杨礼的话：手术做完，没有发生差错，母亲从手术室回到病房。礼儿是把它当作“喜讯”传来的。他一听，立刻靠在沙发上，几乎连知觉都失去了！他预感到一个大手术这么快做完，是更大的凶讯。
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