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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年底，郑慕周患脑溢血猝然逝世。建国后，舅父作为民主人士受到礼遇，一直任安县副县长，尽心尽意为桑梓父老服务。接到噩耗，他从成都连夜赶去料理丧事。在绵阳，他乘了一辆吉普车前往安县。车子开到中途，便赶上了从绵阳医院将郑慕周尸体运回故乡的队伍。躺在滑竿上的舅父，面色安详，临终似没有受到什么痛苦。
到安县后，他为他选定墓地，装敛。送葬的时候，他没有参加。他仿佛看见一副阴沉木的棺材渐渐沉入墓穴，泥土拍拍地打落，他想起舅父一生与他的人生轨迹的多处重合：少年的“跑滩”，保荐入省一师，睢水避难充当自己的总保护人。近年来，舅甥之间又多了一层同志式的关系。他觉得失去的是自己的“父亲”。
他没有长久沉浸在哀痛里面。回川后，由于他已经是省文联主席，他的“自由”重新失去了。开会——下乡——写作，成了他的生活三部曲。各种政治运动，全国和省的人代会，全国和省的文联、作协会，还有省里的党政会议，每年平均在各种各样富丽堂皇的宾馆、饭店的礼堂，会议厅和客房里消磨去四五个月以上，然后从飞机客舱和火车软卧上走下来，转乘长途汽车，最后步行到乡村，偏僻的平坝、山沟，住在老乡家里，吃着搅团（有时被房主人偷偷打进一个鸡蛋），摆龙门阵。这成了他的常态。
1955年两次下乡之间，去北京开人代会。1956年2、3月在京开作协二次理事扩大会议。回来到长寿狮子滩电站工地体验生活，写了工业特写《柳永慧》、《瞎炮问题》（后改名《炮工班长冯少青》），并不成功。秋天，重返农村，到绵阳、三台、安县，前后活动了半年。为了反映新农村，他不能固守故乡，而要寻找在风土人情上与故乡相近，而在发展上比较“先进”的根据地。后来，三台县的尊胜社，成都附近新都县新繁的新民社，川东武胜县烈面的西关社就成为他主要的生活基地。他已经不是生活在哪里就写哪里，而是为了写作有意地下去生活。
他这次去安县想有目的地搜集解放初期的材料，他没有忘怀与胡耀邦谈过的写作计划。8月14日，第一次乘宝成铁路去绵阳。刚俊和她的母亲已在这里安家。第二天，刚俊陪他去安昌镇。故乡依旧，他努力寻觅新的印记。
南门河坝是那样清冷，我不到一个脚夫。可是茶馆里有不少人打纸牌，街道看起来多狭小呵！
也有不少新屋，还在继续修建，但都是公家的。房屋都有些破旧，看了叫人感觉难受。
晚上，独自出街逛了一转：相当热闹。十字口围了不少人，男男女女都有。各行业的人挤在铺堂里学习。南街上有几处正在修建新屋。木料上坐了妇女们乘凉闲谈。……
安中校正在开青代会。一个突出的现象：青年们学习着普通话。走来走去，客客气气地在学发音。①他住在县委，在北门外文庙旁边。这里在他幼时是一块桑园。江山已经大改，安昌镇现镇长为糖工出身，副镇长过去是使女。城里老少皆知的“朱凉粉”告诉他，苦人翻身了，富人只要子女个个参加工作，处境也未见得有多坏。
他到睢水、板栗园、苦竹庵各处去重温旧梦。同时了解赵鸿图带人组织第一届县人民政府，征粮、剿匪、巩固政权，国民党三○二师起义又叛乱的经过，农民怎样由观望到行动，以及当时社会风貌的种种细节。调查的对象从干部、农民、军人、地下党员、教师、商人、家庭妇女，到昔日的告化、袍哥大爷，直到自己的哥哥杨印如。这是他一生所做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调查。他的札记本写满了需用放大镜才能看清的小字。你几乎不能相信，这小小的一册竟记载有几十万字。
他注意搜集各式人物“应变”的史实。最初触动他写《红石滩》的，就是这批活材料。
听别人告诉他，河清的恶霸万卓生于解放不久就回去了，仍然做乡长，做征粮队长，仍旧坐了滑竿进城开会，后面跟了一批斗伴。春季学校开学，他也仍然对教员讲话。只是表面上穿着、吃喝全变样了，到了即将开始“减退”，这个人被捕前，更加会装穷，背地藏匿起一切值钱的东西，偷偷享受。
土财主对于解放军来临的想法，完全凭红军北上长征经过此地的老经验。卖谷子，筹现款，预备跑滩，或者藏到哪里。1934年的经验对他们还有影响，总以为跑一趟又没有事了。他们对这一场人类史上数得上的大战争，所知实在可怜。县镇上的商人，“应变”的办法显得乖巧。开初几天，不少商店早早关门。不然就把铺子里的东西逐渐减少。再过一段时间，把铺子关了，在街边摆摊子，卖个香烟什么的。到了最后，就连摊头也收拾了。因为商人最敏感，对新制度放心不下，慢慢把货物藏起来，或者转移到外地去。当人心安定，居委会催他们开业，开头都说：“开啥子业呵，本钱都吃光喽！”
要写一部川北解放的长篇小说，安县第一任新县长赵鸿图和他的同志们是主角。旧人物的“应变”只是一个背景材料。他当时对赵鸿图的为人性格、平叛的过程都做了记录。令人深思的是他始终没能从正面下手写出来。到了不限制一个材料是由正面写、还是由反面写的八十年代，他才找到表现这一切的“自己”的角度——原来还是《淘金记》的角度。（你说《淘金记》的视角，仅仅是一个反面的角度？好象还应复杂一点。这是旧的乡镇世界本身的角度，不是由一个外来的世界看乡镇。至于合作化、公社化以后，旧的乡镇世界瓦解，新的乡镇世界我又不知道。所以我写了新的农民，乡镇却消失了）
他在故乡也观察新生活。大批转业军人成为农村骨干，是很显眼的现象。他曾做过访问，知道他们立下的业绩，也发现许多军人成为女性争夺的对象。有的还利用自己的地位欺辱妇女。他跑到乡公所、社办公室去听登记结婚和要求离婚、退婚的人的申诉。他虽然很少采用婚姻、性爱的主题，却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并写下感想：结婚和离婚都为了那同一原因：生活。从这些案子，我们不难看出，一部分农民的生计仍然是不富裕的。想起一个人竟至为了一份口粮、两件衣服而结婚、离婚，这该多难受呵！①
他敏锐地从光明的农村看到各种阴影。他乘车进入安县，在界牌乡停车喝茶，与老乡刚搭上话，便听到他们对上级硬性规定种植粳稻的不满。在县里他终于搞清楚了原因：那一年稻种运到，快下种了，地委突然指示，一定要拌上什么药才能种！季节过了十几天，赶快来电话，不拌药也可以了，已经耽搁。
还有一个社，秧母田都做好了，上面才把粳稻种分配下去，还说，这么远运来的，一定要种！
到了这一年下来，许多社减了产。一个社干部对沙汀说，主要原因是种双季稻和粳稻，要减产近一半。无论是多种一季或改变品种，都不合川西北高寒地区的实际情况。可是五十几户的小社，你种三十多亩粳稻都不行，一定要完成二百亩，保守的帽子才允许摘去。社干部跑一趟乡上，挨一次批评；受一次批评就回来开一次群众会。最后一次会开了三个晚上，每次都熬到鸡叫，群众吃不消了，说：“好吧，就照你们的意思订计划种好了！”
“通没通呵？”干部还叮住问。
“不通没办法啦！——通了！”
这简直就像一出喜剧小品。可悲的是这种瞎指挥，从干部一边讲，用心却是极好的。当时的社干部要求上级能允许先试验一季，领导说，这是已经试验过的，哪里还用得上再试验呵！又说，这些种籽是打了不少麻烦从天津运来的，领导上未必还会害你们？你们举件事实来看看，政府哪件事情是害你们的？
用政府的威信做抵押，办错事，恐怕就是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等沙汀彻底看清楚，则要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创作《木鱼山》的时候。这些故乡土地上发生的事实具有尖锐的政治性质，他无法写入小说。他的注意力转移到能用作品反映的人民内部矛盾方面。
这一“转移”，给他带来最有深度的几篇作品。
从安县赴三台尊胜，为了访问农户的方便，索性在王达安家的堂屋搭起床板住下。他很快发现这个乡的农业社情况比去年复杂了。他与几个要求退社的社员谈过话，了解社员对生产、借款、普选的各种意见，发现合作社有影响农民传统利益的一面。比如收花生，本地历来的说法叫做“挖一季花生长一身肉”。尊胜社安排妇女扯花生，起初大家十分踊跃，带起孩子上工。后来社里规定吃一颗花生扣一个工分，谁都不愿干了。统购统销后，农民闹粮的纠纷也相当普遍。有的统购会上发生扭打干部的事件。但是在各种矛盾中，乡村干部的任劳任怨是起了很大的缓冲作用的。
沙汀一次在睢水参加干部会，会场设在睢水河对面的小庙。有个姓伍的干部久等不到，大家说为了粮食问题有些人在与他扯皮，他老婆受不住骂，常和他吵闹，今晚也许不会来了。可到了深夜，他终于露面。一进场，有人忍不住逗他：“听说人家喊起你的小名在骂呀？”
“骂就骂好啦！这一带哪个不晓得我叫伍奶娃？”他满脸不在乎的神气。
这个对答的场面深深触动了他。
在尊胜，他了解到合作化高潮抽了许多能力强的乡干部回家办社。邬述成就是其中一个。结果，八元一月在外的工作津贴取消，医疗证也收回，老婆在家天天抱怨。邬所在的社初成立时，把社员吃肉、推磨、治病，甚至剃头都包了，以为是体现合作化的优越性。勤俭办社后，社员闹着借支，开条子，但邬述成不管女人怎么闹，一个钱也没挪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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