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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沙汀是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这正是再合适不过的搭档，而且艾芜已经在市文联里。同这两个朋友合作是令人愉快的。
1951年我从川西文联调西南文联，又与沙老在一起。机关在新民街离“解放碑”不远的一座院子里，原是军阀的洋房，石头铺地，正中一幢三层楼房，旁边一个相连的院子还有座小三层楼。沙汀一家便住在这小三层的二楼，一大一小两间屋。沙汀夫妇住小屋，他岳母领三个孩子住大间，只杨礼不在身边，刚宜四岁，有个吴嫂管家。
沙汀一直瘦削，嗓门很大，容易激动，吵架没心，人是正直的，毫不虚伪。四川人爱发急，爱摆龙门阵，幽默，他都具备。他对解放后的新鲜东西不能一下子接受，自己开伙，不吃食堂，对机关生活也不适应，总提出要去农村访问。
黄玉颀这个时期参加工作，我们俩都在《西南文艺》编辑部，她做编务。她心情不好，“抗大”、“鲁艺”出身的，都成了干部，她却连党员都不是。人是很倔强、很自尊的，也会与人吵。但沙、黄两人的关系极好，夫妻吵架，最后总是他让她的。①说起来这年玉颀还没到四十岁，她的微突的额头和笔直的鼻子还是显得那么高贵，不像是个钻了十几年山沟的女人。头发梳理得顺贴，发着光亮。说话的嗓音十分细小。对于许多沙汀的朋友，她是个娇美的女主人。但是渐渐地，她总在他耳边说，她对邵子南的倨傲很反感，有意见。
这位与沙汀共事的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兼文联党组书记，他们1946年便相识了。邵是《新华日报》的记者，也写小说，《李勇大摆地雷阵》是他的大众通俗作品，解放后一时在全国产生影响。邵子南直率，为人粗疏，在当时那种尊重“开国功臣”的环境里，他处处流露出以解放区有成就作家自居的态度，慢慢引起沙汀、艾芜的不满。
艾芜这时已从张家花园孤儿院的茅草房里搬出，按理邵子南应当对他有个好的安排。可沙汀第一次分别拜访艾和邵的住处后，他的腹诽便开始了：艾芜住的楼房，房间昏暗而窄小，从写作环境上讲，比草房都不如。而邵子南的洋楼却是亮亮堂堂的。
这究竟还是小节。邵与沙汀、艾芜最大的分歧是如何看待国统区的作家。邵主张首先加强思想改造，然后才能写作。沙汀强调让大家写，写出来如果不好，批评它就是“改造”。这里当然包含自己的一份心理：解放区作家由歌颂解放区到歌颂新中国，是顺理成章的，而自己从暴露旧社会急剧过渡到歌颂新社会，将放弃掉熟悉的生活、语言和思考方式，谈何容易呢。
终于，在一次文联党组会上，沙汀婉转提出希望邵重视党外一些资深文化人，他还举了几种例证。不料邵大不以为然，两臂一抱，笑道：“这点责任我还撑得起！”
这给沙汀的印象很坏，矛盾有了公开化的趋势。西南局宣传部发觉后，召集了一次党内会议，尚未解决党籍的艾芜也应邀列席。大家对邵子南自命不凡和主观主义当面进行批评。艾芜说他因为苦闷，曾经气愤得想自杀。沙汀谈着谈着，落下了泪。
那时候，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这个“生活会”开得比较及时。邵子南犯的是普遍存在的以“解放者”自居的毛病，并不一定是他一人专有。他在创办通俗刊物《说古唱今》等一系列工作上，倒还是支持了沙汀的。邵子南在批评会后调离文联，去市委办公室出任新职。1955年末邵去世，他还写过悼念文章。
他开始解放后最初的创作。《到朝鲜前线去》、《控诉》、《母亲》都是反映现实的，视点换成了城市，他不十分习惯。成渝铁路的修建是一件轰动全川、全国的大事，重庆市文工团石玺在创作一部多幕话剧《四十年的愿望》，他参与了修改、定稿。文化部很重视这部作品，曾调到北京的戏剧研究所由洪深老夫子指导加工。为了剧本没有正面反映部队对修筑成渝路的贡献，贺龙激烈地发过脾气。这个剧的命运比那个写石板滩平叛的剧本稍好一些，1952年9月正式上演了，但随后也就收了摊子。沙汀当时还不能思考其中的缘故，或者就是思考了，也会认为现实斗争是伟大的，主要是作家的思想还跟不上。
他比较能体会的是身处领导岗位，创作欲望不得伸展的苦恼。当时，著名作家都被安排公务，是一种信任。艾芜被任命为重庆市文化局局长，后兼市文联主任。李劼人当上了成都市副市长兼川西文联副主任。组织上还准备安排他作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文化部副部长。
艾芜的局长、主任纯属挂名，一天也没有真正做过。但重庆郊区搞土改试点，艾芜却马上参加了。1952年去北京进行文艺界整风学习后，因为全国工业建设铺开，艾芜主动要求去鞍钢体验生活。沙汀对老朋友软件“抵制”的一套办法实在佩服，但他做不到。他接了工作只会认真去做，虽然他的写作欲望与艾芜是旗鼓相当的。他心里对艾芜还有些不解：怎么能那么痛快地离开四川呢！
1951年3月中旬，他争取到了一个参加土改的机会，到重庆附近巴县界石乡生活了三个星期。他住在界石的海棠溪，也到茶店、腊梅、同兴一些村子去访问，参与说理斗争、评产、分配土地的活动，听过几次全乡性的汇报会。一个依农村为命的作家，迫切想看看这场暴风雨般的斗争会给家乡土地带来什么变化，特别是人的变化。
他看到熟知的乡土社会结构已经大变：过去乡村有权势的人，大多萎靡不振，正如从前农民见到他们时的情境一样。而农民或是已掌权力，或是背后凭靠着权力，表现出一种充满自信的乐观态度，而且喜欢讲开心话。他敏感地注意到：“一般老年壮年农民似乎特别喜欢哄笑”。①在海棠村分配土地的那一天，早年远近著名的歌手、种田的好把式、半盲的老人朱远清也摸来了。他一进小学校的教室，满屋的人都开他的玩笑，问他从前见了地主那么胆小，现在分地怕不怕？
“怕啊！”沙汀听见老头子故作“发愁”的神情说，“怕他的地分不到我手里，叫你们分光喽！”
五十岁的钟老太太扭秧歌舞成了狂热分子。照规矩，此地的山歌是插秧季节唱的，但在没收地主浮财的那一天，漫山遍野响起了山歌声。这歌声传出的情绪被他捕捉到了。1952年7、8月间，他又争取到去成都石板滩参加了一期土改。上级只同意他到川西地区，没有批准他回安县的要求。起初他很感不快，知道这是因为安县的亲戚故旧中多有地主，不宜派他去。他有写一部土改长篇的计划，想到石板滩是华阳、金新、简阳三县交界地带，历史上有名的土匪区，解放后爆发过叛乱，自己已经有所了解，这次工作团团长又是郝德青，省里李井泉亲自蹲点部署，深入下去一定可以有所收获。这样一想才释然了。
石板滩果然复杂。这里要先打政治战，纯洁农会组织，帮助参加过叛乱的农民“洗脸擦黑”，一边肃清反革命，一边搞罚赔、查田、没收、划阶级成分，还要抗美援朝，增加农业收成。
他兴致勃勃地访问、开会、看材料。他的笔记里有各种标题，“仁和八村7月9号事件”，“西河乡贫雇农大会诉苦”，“参军运动在新都土改区”，“龙王乡红豆村农会问题”等等。他现在保留有在石板滩的日记，记载得十分精细：这里男女关系很严……雇工林大兴，十多年前拐走一名妇女，早已经合法化，但现在还有人以此作借口反对他当代表。虽然觉悟程度不坏（7月21日日记）。
（蓝麻箍）他的悭吝是可惊的，一顶开花瓜皮，有一回在茶铺喝茶，太热了，揭下来搁在桌子上面。而在他走的时候忘记了，茶堂倌看见那么样烂，于是顺手扔在毛坑边上。但是这个举动未免奢华，蓝麻箍隔了一夜，跑了十几里路，从毛坑边上捡来他的帽子，抖抖灰又戴上。一个工人形容他说道：“他就有这么狠，买豆腐他要打边上的，还要估倒搭两根葱子！……”（8月13日日记）。
这个老家伙就有这么顽皮，当一佃户指责他退佃时，他竟然公然辩驳，“你不给上够租子啦！该没有冤枉你哇？”另一个说他田一买到手就加租加押，而他也有他的理由，说：“价钱你知道的，我买得贵呵！”……最后，把他罚跪在一边，让他反省。但一转眼，却又弄花头了：四足长伸好使膝盖离开地面。而这么一来，他就再跪多久也不怕了。当那些外乡佃客离开的时候，他更出乎意料，笑嘻嘻的望其中一个说道，“你们说完了哇？”后来他又四处寻觅他的帽子，寻到后又慢慢用袖子揩去灰尘。最后散会了，他爬起来的第一件事，向一个农人走去，要回自己的水烟袋，揣在怀里（7月31日——8月4日日记）。
（你有没有发现？你记下的地主要比农民生动得多！对于粮绅，你能注意到他们的细节；对于农民，你多半想抓住他们身上新的东西，但并没有抓到多少。在艺术感觉上，我承认我还是对旧的敏感）
他有意多观察新环境下的农民。和海棠溪农民一样，他们脸上的表情变了。几次参军会上，报名的青年“在掌声中站起来后一句话也说不出，就只带着幸福的和害羞的微笑”（7月22日日记）。上台戴红花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显出一种尊贵欢欣而略含矜持的表情”（7月27日日记）。
但是他比在海棠溪看得深了。他看到一般农民参加土改的动机是多面的。他参加乡农代会小组讨论，听许多人踊跃发言，提了各种挤出地主隐藏财物的办法，“我自觉到，他们之所以这样勇敢而又精明，其动力正是他们本有的自私心在那里起作用”（7月28日日记）。
他想起前几天胡愈之来谈川北土改的情况，那里有些“积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