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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进城不久，成都各界欢迎贺龙和周士弟的会上，刘盛亚邀沙汀一起到前面去敬酒。因了一种复杂的心情，他迟疑了。刘盛亚可能把他的在场告诉了贺龙，不一会儿，就听传来贺老总特有的高朗声音：“唉，沙汀啦！我们同打过几天游击，都不来见见面啦？”
会场上顿时活跃。弄得他面红耳赤，只好起身走过去。
到了春节，杜心源约他去省委探望贺龙。正碰上贺在接待起义将领董长安。客人一走，会客室只剩下了他们，贺龙告诉沙汀，自己将去重庆，组织上也将派他去。这是一个意外的消息。虽然真的执行是在半年之后，他当时的表情一定已经在告诉贺龙，他还是那个离开冀中，一心想奔回川西北的作家，一个对行政工作无兴趣的文化人。贺龙当然也看出来了，但没有当场点破。
待到吃午饭，贺龙夫人薛明也在座。大家谈起敌后生活，贺龙终于风趣地冒出一句十年前就可以说的话：“嗨，别人都是老婆跟着老公走，你呀，怎么老公跟起老婆走呵！”
在食堂几桌吃饭人的哄笑声中，贺龙一语定音，把他离开延安的原因，公开挪到一个家庭的位置上。这也是贺龙一贯的看法。他不能理直气壮地讲出回故乡创作的动机，那很容易误解为不愿写解放区。也不能给自己安上“临阵脱逃”的罪名，那未免太严重。就这样，沙汀在解放后遇上的第一个需要解释的“思想问题”，由贺龙这样解了围。
一二○师的战斗剧社大部分已经是新同志，但他们几乎都知道沙汀，读过他描写贺龙的那本书。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小青年兴冲冲取来一本大连大众书店出版的《随军散记》。这样署名的版本，连作者都是第一次见到，就像重见失散多年的一个孩子。林如稷当场把这本小书抢借去，筹划资金，亲写序言，由他父亲题签，恢复了《我所见之贺龙将军》的题目，很快自费翻印出来。林如稷满有信心地以为这本书会畅销，他忘掉了新社会的书籍事业已经由国家统一管理。川西的宣传部门对解放之初用一本书来宣传贺龙是否适宜，根本做不得主，提出要请示上级。书被扣住不得发行。林如稷的热情被浇上了一盆冷水，弄得狼狈不堪。
紧接着，沙汀请示川西党委想利用一二○师和晋绥军区干部都在成都地区工作之机，组织两三次回忆关向应的座谈会，结果也受挫。他是想到丢失的笔记本，有意重新搜集这位贺龙战友的材料，来写一部书。这个申请未说明任何理由，便被否决了。很长时间他想不通，朦胧地感到有一种巨力在约束着、规定着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所谓党的纪律，他已经生疏。他提醒自己，这是长期在农村散漫生活中淡忘的，灰布干部服还要穿习惯才好。
新社会更多的时候给他带来的是荣耀和责任。他与贺龙的关系令人羡慕。不久，他的党员身份，又由日夜操劳国事的周恩来亲自批示徐冰加以证明。文管会得到川西组织部门转来的北京材料，支部的几个人跑到他的二楼房间来，带点狂喜地交给他看。在刚解放的人们眼目中，一个同周恩来、贺龙一起工作过的人，地位是很高的。徐冰在材料末尾写道，因该同志长期不过组织生活，应加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别人就不大会注意此点了，只认为他是一个老党员、老革命作家。
对于家乡的人来说，他等于出山作官了，纷纷来寻他谋事。萧崇素、何成瑜先后进入文艺处和川西文联。解放前“保护”过他的睢水乡长萧文虎、永兴乡长熊仁卿，也跑到成都来找他，却被他劝说回去。后来多数的“保护人”被镇压了。特别是秀水的谭海洲，据说枪决前游街，还念着他的名字骂。
（你听到这种消息，作何感想？这些人大部分成为革命对象，本在意料之中。不过，初听到他们的结局，心里的感受还是挺复杂的。后来你对他们的后代一个个都很关心，帮谭的幼子上大学，介绍邹家抱房主人的弟弟从事地质工作，是不是存了一个了清宿债的念头呢？）
家乡找来的人多了，引起他的烦恼。接收周光复就冒了风险。此人一直进步，1949年受到压迫跑到成都，被安县的党棍扭住不放，做为权宜之计，参加了一期“游干班”。他并没有隐瞒这一次“失足”，老老实实交待了。陈翔鹤也信任周光复，两人做主把他接纳进文管会。
不过，当周光复又要介绍原汶江小学校长刘逊如来时，沙汀实在火了，吼过一句：“这里又不是安县同乡会哩！”到了肃反的时候，周光复被捕，后保释出狱病死。虽未查出参加“游干班”之外的其他问题，对他不管一个人的政治经历，只问自己对人的了解的“天真”想法，无论如何是个不小的警告。
他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还不大适应新社会，虽然他是个老党员。
成都附近的石板滩发生暴乱，损失了一个工作队。人心不稳，有人劝他搬出文管会，也有人脱下刚穿不久的军装。他却想随剿匪的部队去采访，被劝阻。后来又提出一个集体创作剧本的方案，得到支持。这样，文艺处讨论了调查提纲，派周光复和一个农民业余作者一起赴石板滩访问了十天，回来后由周执笔，他一场一场修改、加工、定稿，一个月的功夫写成了。可惜没有引起什么注意。一册油印本只供传观，没有排演，也没有发表，就流产了。这唯一的一次剧本创作，使他摸到了解放之初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动态，为他以后刻画合作化的干部提供了早期材料。
接下来筹备川西文联。他怕长期脱离写作，先讲好了条件，文联成立后让常苏民、陈翔鹤主持常务，他即退出。当时川西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杜心源去访问苏联，由身材魁伟的郝德青秘书长负责领导。郝对人诚恳谦和，与某些南下干部的骄傲粗暴不同。文联机构是文学、音乐、美术、戏剧各方面人士都要安排的，为了一个川剧著名艺人的问题，沙汀与市统战部长争论得面红耳赤，分毫不让。郝很有耐心地在一旁听着。
沙汀对统战工作一向看得比较远、比较宽。1950年1月，他和我都在文艺处，同时在四川大学中文系兼课，他教现代文学作品。那时，林如稷对征粮措施不理解，当着我俩的面说过怪话。我说，你怎么这样讲？你要当伯夷、叔齐吗？沙汀劝我说，都是老朋友，他是一时冲动冒出一句话来，不一定是他的本意嘛。
8、9月，他安排川西文联人事，提名川戏男小旦周慕莲。别人反对，说是周名声不好。他说：玩弄、欺辱旧艺人是旧制度的产物，我们只能谴责军阀官僚，不能不同情艺人。如果周慕莲川西文联委员当不成，要提名他当西南文联委员！沙汀这个人就是这股子脾气。①郝德青欣赏沙汀，最后总是支持他的提议。沙汀负责起草川西文联大会的主报告，为了四川“戏改”究竟是以京戏为主，还是以川戏为主，他与文管处的白紫池展开激烈争论。白认为京戏已成为全国性剧种，成都正在上演老区带来的新编《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红娘子》，大获成功，说明它能容纳内容进步的新脚本。沙汀从个人感情出发，鼓吹只有川剧才是四川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现在只有《小放牛》好演，就因为外省同志听高腔不习惯，我们抓得也不好。他说得激动时，竟站到椅子上去。他的地方性爱好的热情，把白紫池都感动了。后来沙汀在成立大会上宣读报告，戏改部分的反应最好。
上级答应他从川西文联脱身，原是要他去筹建一个更大的西南文联，贺龙去重庆前向他透露过。西南局这时下了调令，区党委通知他动身，却被他十分干脆地拒绝。理由是熟悉川西社会，想留下来搞创作。第二次调令下来，他不理，又来了第三次调令。他预感到如果走上西南文联的领导岗位，行政组织工作和他的创作的矛盾将会永远附在身上。对着好脾气的郝德青，他仿佛挣扎一样，滔滔不绝地说开了在川西坚持创作的愿望。郝不动声色，只讲了一句：“同志，这是西南局第三次调你到重庆啊！”他心一虚，垮了下来。
这件事不知怎的传到了北京。两年后他被派与马烽一起赴东德访问，马烽开他的玩笑：“你连重庆都不愿去，大家还以为你不肯出国呢！”
10月，邵子南到成都专程来接他，他只好将全家迁移。玉颀也不愿到重庆定居，大约就从这个时候起，她的身体逐渐坏下去，胸口疼痛潜伏下致命的病症。在山城，从西南局宣传部长张子意以下，大家都亲切接待他，好像事先商量好似的，谁也不曾批评他的无组织行为。西南局组织部长张际春知道他有胃溃疡病，在一次会前，还劝他多吃软食。因为事先确定了西南文联和重庆市文联是一套办事机构，西南文联在组建中也受市委的领导。所以市委宣传部长任白戈兼了文联主任，沙汀是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这正是再合适不过的搭档，而且艾芜已经在市文联里。同这两个朋友合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