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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供观音，摆了佛堂，楼下是沙汀住过的屋子。①谭海洲的岁数已经不小，讨了两三个老婆。每天跑到后面院子来，让年幼的孩子用镊子把自己胡子一根一根拔掉，借以取乐。他又是袍哥大爷，又是青红帮，在本乡本土自信没有什么地方是他的意志达不到的。由于郑慕周、曹氏兄弟的关系，对沙汀自然十分客气。原来说定回避一切客人，让沙汀单独食宿，但有一天未经打招呼，突然把一个成都来的陌生人带进这个楼下，堂皇地介绍，弄得一块儿吃饭时沙汀忐忑不安。后来知道此人是进松茂山区做鸦片生意的，不免埋怨主人几句。可谭某说：“这些人都是我们兄弟伙的，我能在家招待的客人，绝没人会出卖你！”
此后，谭确实再没为他招引过生客。9月到11月，沙汀足不出户，加快了《还乡记》的写作。冯大生提了斧头进了徐懒狗的院子，两方面的矛盾急速展开，沙汀最后放弃了让一个红军伤员引导冯大生的设想。他曾经认为这是政治鲜明的一笔，在实际处理时，一方面他写不了不熟悉的长征战士，一方面越来越觉得安县农民更多的是忍受，有组织的自觉反抗是太玄虚了。打下笋子归所谓合作社，只要答应给他们留下十斤，农民们就马上妥协，这是真相，他只能按真相去写。
他对安插冯么爸的形象，兴趣大增。这个宁愿逃到山里野生野长，也不愿为乡公所无偿搬木料的老汉，已经是本地农民反抗的极致了。让他在冯大生每次斗争的关口，跳荡到侄孙的面前，是沙汀故意的插笔。徐懒狗的后台保长罗懒王，有袁寿山外甥萧文虎的影子。罗的父亲罗敦五是按睢水的一个怪人雍志禹虚构的。雍志禹当过老巡防军，当过乡长，笃信耶稣。他是睢水的在野派，与袁寿山有矛盾，对当地许多事情看不惯。他弄果园、养奶牛，种当地少有的蕃茄，对烟、赌反感。他甚至能够接生，接难产，还教别人接生。但他是地主，改良了种子，租佃出去的地，产量高了，他就仔细察看庄稼，加租。解放后做为恶霸被枪决。执刑时，别人哭哭啼啼，他不哭。做为一个人，他的性格还是很有特点的。在《还乡记》里，沙汀取了他的狡猾、动软刀子对付农民的一面，写出一个罗敦五。后来在一篇叫《怀旧》的短篇里，取了他的奇崛、与当权者闹别扭的一面，写成一个钟敖（所以小说又名《钟敖》）。
小说又进入三四天写成一章 的速度。谭海洲让他的小儿子谭洪光每日送饭给他单吃。写作困乏了，他就溜到后面的厂区散步。过了倒锅季节的厂房，空旷无人，像个蛰伏的怪兽。从《还乡记》激烈的纷争中摆脱不开的作者，对着这个怪物，总觉得它会突然跳起扑过来。
他想念起山区，想念起刘家沟、苦竹庵来。困在谭家锅厂昏暗小屋的他，像个真正的囚犯。在山里至少可以上山入林地呼吸一点空气。到了这年11月底，他完成长篇的全部初稿，便急不可耐地告诉玉颀，他要回家。
一个初冬的日落时分，王大娘的儿子王大生来接他回去。天擦黑动身，不走大路挑山道。王大生在前面，扁担上挂着他的用物，一荡一荡的。王大生是个中等身材，骨骼宽大的男子。如果在白天看，他面部黧黑，浓眉深眼，赤足套一双草鞋，很腼腆，也很英武。
现在沙汀听着几步之远传来嚓嚓的步履声，感到一个健壮的青年农民、青年兵士用力踩地传出的震音，短促，有劲。这就是他的冯大生，他右臂夹着的包袱鼓鼓装着的长篇稿子里的一个活生生的主人公啊。他虽然还不能探究到冯大生、王大生心底的全部奥秘，《还乡记》在指向社会时趋向简单，在转到刻画冯大生、金大姐的矛盾心理和农民式的表现时，还是具有了深意。他觉得前面疾行的这个农民与自己的亲切联系，就连他的走路方式也是亲切的。他生平喜欢走快路，直直地摆动双臂，像离弦的箭，穿破茫茫无垠的夜色，多么惬意！
生与死，“第六病室”的终结
三年，一个长长的梦魇。在梦里总有人在背后追赶。四川省政府1947年对他下通缉令：“缉拿归案，就地正法，以烟匪报闻”。①四川省保安司令部1947年发出的通令：说他“飘忽于康定、川西北一带，假借亲戚之掩护，准备在安县睢水一带建立根据地”。②
同是这个保安司令部，1948年编发的《一周匪情综合通报》云：“奸匪杨子青，即沙汀”，“近在睢水活动”。③他跑到哪里，哪里都有一对凶恶的眼睛。
住在苦竹庵，1947年收到大哥来信，说绵阳专署的专员冯均逸，近日让新店子的吴季宣转告舅舅，大意是你外甥本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困兽记》写糟了，宣传了“反动思想”。只要去绵阳一次，把事情说说清楚就成了。大哥信中要他“注意”，并问如何回答吴季宣。他让玉颀写了一信，说子青走了，不知去向。
萧业贵的苦竹庵成了他的第二个家。一有风吹草动，他就从睢水家出门溜上河坎，或者经红石滩、邓家碾房绕个大圈子，进入山癈，到萧家避些日子。
1948年他大病一场，险些丧命。身子还没有恢复，追赶的“鞭子”又到了苦竹庵。一天，萧业贵转达袁寿山的话，约他去睢水萧文虎乡长家商谈事情，中间千万不要拐回自己的家。他觉得蹊跷，当晚夜黑风高，他提了一个火篼子，深一脚浅一脚地摸上了街。
进了萧家门，只见袁、萧、乡队副简毅、中心校校长刘学超都在。年轻的校长还有心思说趣话：“咋个脸上灰白白的？”
“你还不知道？恐怕霉得起冬瓜灰喽！”
他貌似解嘲地苦笑。袁寿山清清喉咙，说乡公所得了县府指令，既然累次声称杨子青不在睢水，乡里就得担保“具结”，将来查获不实，愿受处罚。他不得已只好“具结”。
这群人虽力言此事只是为了加倍小心，沙汀已听出话外之音，有将他推送出乡的意思，便当场表示愿意“转移”。随即第二天便由简毅领他步行到距县城一百里，地处安县、绵竹、罗江三县交界的永兴熊仁卿家去。后来又接连转过两处地方。
听不到千里之外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内战的炮火声，他却在故乡土地上这样转来转去。拖着满身的病痛，带着没有写完的小说的种种构想和对亲人的思念。
他知道契诃夫有一部小说叫《第六病室》，年轻的列宁读完它，竟感到自己也被关在这间病室里。整个沙皇俄罗斯当时便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病院。
沙汀抗战以来辗转在故乡各个山沟，每每想起这本书的名字。
一年年，孤独侵蚀他的心，比恐怖更可怕。有时，他觉得他的神经快要崩溃。他曾经起意想写一本书，专记这几年读书、写作、生活的思考片断，就取名为《第六病室札记》。
如果这本书能写出，将是他最困难时期的心境的一次大披露。但是他没有写。痛苦以至无言。
有几封保存下来的值，能透出其中的几丝心曲。1946年3月27日致巴金：“局势日非，家庭负担日重，我也许永远要做乡下人了”。
1947年7月7日致巴金：“我近一两月的情形，颇为不佳，穷病，以及其他，逼得人情绪很坏”，“本年生活特别艰窘”。“我的病，依旧是胃神经痉挛，似乎较前尤甚。为保护老本钱，暂时决定休息数月，再事写作”。
1947年8月3日还是致巴金：“心绪却很沉闷，有时且几乎近于麻痹！”“内人又将分娩”。
沉重的家庭负担加重了他的精神困境。他不断地给巴金、以群、艾芜去信。在茅盾所编的一套长篇丛书停编后，将《还乡记》交给文化生活出版社。催促尽快出书，查询版税，成了这些信件的“主旋律”。如果再不弄点稿费，怎样养活那即将出生的第六个孩子呢？
写作成了“抒愤懑”和“谋稻粱”的两面夹攻。本来《还乡记》完成后，他身心疲惫到极点，想好好休息一段时间，结果仍是不得安宁，接着又写了《李虾扒》、《生日》。在睢水，全国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成了中心小学教师在预备室里的热门话题。正巧，玉颀告诉他，自己一个在重庆读大学的学生，为了躲避逮捕，经过这里去故乡茂县，顺路来看老师，这天讲了许多城市见闻：金融紊乱，贫民抢米事件频繁发生，宪兵特务按黑名单搜捕进步人士……。
沙汀听了觉得很刺激。一般说，他对于社会新闻有特别的敏感。靳以前几天来信为上海《大公报》副刊约稿，他马上意识到这是可写的东西。只是间接听来，意犹未足，便求玉颀把学生找到家来谈话。他事先提出发问的提纲，让玉颀自自然然地与青年人随意交谈，自己躲到板壁那面的屋子谛听。结果这次有意的调查分外成功，他听到更多省内学界和市面的动态，取得实感。
当他赶回苦竹庵去构思新作，如有神助，两年前从报纸上看到的一刘青年男女在成都“少城公园”遭抢劫的消息，和他当时已把它“改造”成在公园进行革命联系的故事残片，突然一齐涌上心头。他把人物活动舞台从重庆挪到成都祠堂街一带，想象男女学生李涛、王南借来当路费的钱因为都是百元小票，才把手提包撑得鼓胀。当公园里的抢劫者陡然跑散，他俩在极度惊吓中刚刚明白是遇到了“强盗”，不是“特务”，反而嘻开嘴欢呼时，喜剧的意味产生。他知道，一篇新作快成了。他急忙把散发着热气的构想搬到纸面上去，笔下来得很快。只剩下最紧要的结尾处理了，家里让上街的萧业贵捎来口信：玉颀生产就在这一两天了，赶快回睢水来！
哪一次生孩子也没有这次透出紧张，而且当丈夫的必须到场。物价飞涨，即便在偏僻的乡场，请一个“稳婆”来接产，也需老老实实付一老斗米。这笔费用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