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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县一个外地搬去的师范学校教书，与一学生谈恋爱，两人跑到重庆。所以，沙汀第一次见他，他在做新郎官。杨晦个子奇小，穿着极坏，他的皮鞋补了又补，可以想象一个大学教授穷困到什么程度。一次沙汀去拜访，在他的宿舍里住，臭虫多得吓人，一夜未睡安稳。次日回城，杨晦夫妇还没起床，他打个招呼，洒洒脱脱离开。
（杨晦似乎是偶尔涉足评价了你的小说，称你为“四川社会的叙事诗作者”，说你有“农民的性格”，“在一个狭小的地域内生活惯了”，“带点拘谨”、‘慢工出细活”制出“专精的产品”②。还是很有见地的。
他注意到了乡土给我的滋养和束缚的两个方面）
姚雪垠在“文协”同住时认识。姚抗战中写《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出名，又写《春暖花开的时候》、《戎马恋》，一时成为畅销书，很引人注目，也引起一些议论。沙汀他们认为他只是不够成熟，曾与茅盾找他谈过长篇创作问题。茅盾推崇托尔斯泰，说要有托翁“抓得起来，甩得脱”的笔力。因为姚的小说流行，陈纪滢把他拉得很紧，在一起筹办刊物《微波》。为了这件事，沙汀与他谈过多次，提醒他注意政治倾向性。
几个月的重庆生活过得很有意义，新老朋友的交往鼓起他更强的创作信心，对局势的了解也加深不少。夏衍和他在一个小组整风，从左联中、后期编《光明》与夏合作，他就佩服他思想敏锐，办事细密的作风。当时，党对国统区文艺界，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有两个联系系统。一个是郭沫若、阳翰笙的“文工会”，管创作方面。一个是南方局的文化组，徐冰管统战，夏衍管新闻，后者到得较晚。过去的沙汀，与现在的何其芳，都是后面这个组的。
夏衍1942年化装逃出沦陷的香港，经桂林到重庆后，就在《新华日报》，同时参与雾重庆的戏剧活动。沙汀到捍卫路的居处去看过他，是一所平房，离张家花园不远。当天乔冠华也在座。
11月5日，南方局为抵制潘公展、张道藩企图成立“中国著作人协会”来取代“文协”的阴谋，决定由夏衍领导，在参加他们成立会的时候，相机斗争。“中国著作人协会”的成立大会在上清寺求精中学对面的广播大厦召开。沙汀进入会场一看，与会的文化人好似分出了清、浊两流，王平陵等一伙，夏衍周围的一批。会议进行到选举理事一项，无党无派、有胆识的洪深起来发言，要求讨论一下图书审查制度，场子里顿时热闹。夏衍站起来沉稳地走出会场。这是个信号，沙汀和其他朋友们，都一个接一个退席，根本不理会招待人员惊慌的劝阻：“怎么就走啦？还准备得有饭！”这个没有大批进步作家参加的“著作人协会”，便偷偷偃旗息鼓了。没过几天，周恩来的座机冲破秦岭上空骤起的暴风雪，从延安安全返渝。沙汀当天闻讯后，真有点后怕。其芳、以群和他准备组织一个欢迎晚会，并请周副主席讲讲日益吃紧的西南战局和大好的欧洲形势。11月13日，已经下午两三点钟，晚上七时的会还缺少一个有声望的主持者。郭沫若其时在赖家桥乡下，路太远，几个人又没有去过，找他已来不及了。1942年底同夏衍先后从香港、桂林撤来重庆的茅盾，住在长江北岸的唐家沱天津路一号，沙汀拜访过，路熟。这样，便自报奋勇，单独去请他。
这条路，如果从观音岩下到嘉陵江边走水路，大约一小时够了。谁料江边雇不到划子，只好步行到码头乘小汽船过江，再走一条丘陵的石板路去茅盾住地。这条路一边是连绵的小山，一边是青青的冬水田，过了几个月的繁闹城市生活，突然走入图画一样的好景致里，他恍惚间觉得是身处故乡的山径了。
他忆起最近多次见到茅盾的情景。茅盾进城如果当天回不去，就常到张家花园，临时搭铺挤在以群、沙汀的房间里，三人往往谈到深夜。茅盾是极健谈的。有一次大家终于谈倦躺下了，沙汀照例不能很快入睡，他觉出晚秋季节夜半的凉意，抬头见茅盾的被子没有盖好，便起床蹑手蹑脚走过去打算替他掖被角，不料茅盾一下惊坐起来，把沙汀吓了一跳。原来，两人都是惯于失眠的。
还有上一次去唐家沱，是与何其芳同行。谈完工作，茅盾向两人诉起了生活上的苦恼。几个日常令人烦躁不安的邻居，还有夫人孔德沚，因为长期的恶劣政治环境，把她弄得经常怀疑周围的人都是特务，都在跟踪他俩。这天夫人不在家，茅盾提出让其芳设法为德沚找个职业，由他自己出薪水都可以，只怕她在家里精神再也承受不住。他絮絮地谈了好久，沙汀第一次听他在自己面前谈这种琐事。茅盾感觉的细密和神经过敏都流露在他面前，使他一下子亲切感受到这个文学前辈的创作气质。
黄昏前走近唐家沱场口码头。他计算好应把回程的划子雇妥，但打听一下就大失望了，本地的船夫怕空船夜归，再不愿去重庆。见到茅盾，说明来意和交通的困难，茅盾爽快地答应去主持会，并说，滑竿都不要坐，就走石板路去大码头乘划子过江。两人一路谈天说笑，不知不觉就进到城里。座谈会是在文工会大楼的会议室开的。参加的人很多，茅盾让周恩来讲话。周讲到黔桂战争最坏的发展可能，指着下面的巴金、沙汀说：
“你们都是四川人，敌人如果真的敢来入川，这个地方正好可以打游击嘛……”
周恩来的乐观情绪传染了在场的人。
不久独山失守，形势的陡然严重，使得疏散外籍文化人的工作又一次提上日程。为了应付突然事变，沙汀建议设一个外地人的紧急避难地。《光明》的同事沈起予，这时在自己兄弟开的味腴餐厅做事。这家餐厅兼旅店开在民生路“米亭子”附近，三层楼房，相当兴隆。沈的兄弟在闹市一带显然与社会有广泛交往，沙汀想起利用这个餐厅，便跑去找沈谈。
沈面有难色，有些吞吞吐吐。这件事也就放下。
后来，南方局提出向四川乡镇进行疏散的计划，关键是建立几条可靠的交通线。于是，沙汀接受了疏通合川——遂宁——绵阳交通的任务，准备离渝执行。徐冰甚至问他：“是不是先带一笔钱去，看在哪个点上开个店铺做生意？”
他决定乘邮车去成都。托人买到抢手的车票后，他到天官府郭沫若家辞行。前些日子，他曾与茅盾一起到这里，与郭沫若商量推荐给苏联同行翻译的中国文学书目。今天是与其芳同行，在郭寓碰上夏衍、冯乃超，不知怎么一来，话题扯到沙汀今年四十生日，大家起意要给他庆寿、饯行。文人的情绪来得快，说“庆”就“庆”，纷纷站起来就走。郭沫若也要下楼，被人们劝阻了。可是，等到在沈起予兄弟的饭馆坐下点完菜，郭沫若还是披着一件士兵穿的灰布大衣，一个人摸来。郭沫若放达的豪兴，这次表现在最近处。喝酒划拳，冲着沙汀高声呼喊：
“四十大庆啦！”
“一帆风顺啦！”
为了在太平门邮政总局上车不致误点，临行的一夜，姚雪垠介绍他到王亚平家里借宿。靠一个作家的笔杆子养不活家小，王亚平的妻子靠缝织、出售童衣维持家计。这一晚沙汀几乎无眠，他在灯下赶校《困兽记》的清样，好交还以群。
第三天，坐任邮包上颠簸到成都暑袜街邮局，住小福建营一个姓萧的同乡家。他顺便参加了表弟婚礼，贺郑慕周、谢象仪结为儿女亲家。他们在成都临时租下了房子。沙汀与舅父谈好，由郑的旧交遂宁萧经武，绵阳寇雪年来照料将来疏散的文化人。加上合川的赵其文，这条交通线算是有了眉目。他又拜访了张澜、杨伯凯，取得各方面的支持。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与影人剧团的应云卫见面，做了随时撤退的叮咛。
杨伯凯办报需人支持，经沙汀报告南方局，派出的是黄药眠。后来报纸没有办成，黄留下给《华西日报》写文章。他能翻译、写诗、写小说，也能搞理论，被戏称为“黄大师”。沙汀陪“大师”逛街，一路上要了两回吃食，惹得“大师”连称“你的胃口太好了”。沙汀还去陕西街探望前辈叶圣陶，两人一道在少城公园的“绿天”喝茶。叶问起了延安的情况和自己一个儿子去那里的事情，邀沙汀为《中学生》写稿。后来沙汀从家乡还托别人捎了一篓绵竹的曲酒双沙酲色赠给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
他向陈翔鹤问起了在成都乡间养病的张天翼，后来便由巴波引导他们到郫县土桥去探望过一次。两人在鲁迅丧事上相识，抗战分手，已经许久未见。在张家花园，以群告诉他，天翼患的是空洞型肺病，医生已对这位讽刺作家判了死刑。现在看到他躺在一个当地青年地主为自己结婚而准备的新房里，面色憔悴。见到沙汀，脸上泛起红潮，挣扎着坐起，用嘶哑的嗓音问起延安和敌后的情形。他原来也是要去“鲁艺”教书的，所以，对沙汀的每一叙述都贪婪地吸取，报以孩子般虚弱的笑。
沙汀默念心中的祷语，希望天翼有一天还能拿起笔续写他的《华威先生》。在暴露的眼光上，他们俩是如此相近。他当时不敢奢望会有奇迹出现，离去的时候就像是永别。回到成都后，住在华西坝新识的林如稷疏散房子里，他突然患病，是一场疟疾的发作。如果他能知道天翼真的可以起死回生，这场传染病对他的加害肯定也会缩小多了。
其芳在重庆曾建议他完成任务后留在成都教书，以便在文化界继续工作。这听来像是组织上的意思。所以，他便托了翔鹤，去问四川大学中文系。没想到系主任罗念生一听推荐的是沙汀，害怕他的“色彩”，一口回绝了。沙汀对教书原本就缺乏兴趣，他没感到丢失什么，立即准备回睢水，并到李劼人办公处去辞行。李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