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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文件给他送来延安的气息，熟悉而陌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他想得很多。自己的创作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似乎不成问题。“有意识地进入生活，向它毫无止境地掘取创作的源泉”①，他一向就是这样做的。他从来认为观察、研究社会和人，比天赋、想象力还重要。在冀中和睢水，他不都沉在生活中吗？但是，谈到描写工农兵，他似乎只注意“农村小市民以上的人物”②，有些对不上号。这几天常听人赞扬《淘金记》的成功，使他不免兴奋，如果按照整风文件衡量，似乎不是主要的写作方向。他没有想通这个问题。
他在以群房间加了一张竹绷子床铺，像几年前一样住下来。“周公馆”确定了在渝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分散学习”的办法，他与何其芳、夏衍、乔冠华、刘白羽、胡绳在一个小组，在五十号开会，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检查。乔冠华长期在香港做新闻工作，这时在《新华日报》负责写国际评论，是个很有才气的笔杆子。他做了长长的发言，检查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对他的影响。沙汀不准备提早发言，他还要思考。
他坐着听发言，想起王若飞前几天开的那句玩笑。他们在延安认识，王若飞敦厚开朗，在五十号当面碰见，第一句话便是：“怎么走了就不转去啦？”他说的“去”，是指去边区。其芳这次交给他一封周扬的信，信中说，听周副主席讲，他在重庆做了不少联络工作，这几年写作也有成绩，但比较起来，还是反映新的抗日根据地的现实意义更重大。你是不是考虑再到延安来呀？周扬的话充满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他应当怎样答复呢？
他想乘机整理一下自己。李长之发表文章认为《淘金记》是“乡土文学中之最上乘收获”①。他提到了果戈理。但对《奇异的旅程》（《闯关》）表示冷淡，认为“黯淡和平凡”。其芳认为《闯关》真实，私下里对他说过：“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矛盾有普遍性，你离开以后这种情况更多了。”整风文件提出的道路是与工农兵结合，他只了解《困兽记》里的知识分子和自己，更难把握新形势下的知识分子改造的题材。他在重庆为书店编了一个《兽道》的集子，请住在文协三楼的宋之的夫人王苹抄《兽道》、《在祠堂里》两篇旧作。王苹告他，在抄的时候，她认真地被小说描写的旧世界震动。那么，他只能写刘家沟。他起了一个愿，在下一部新长篇《还乡记》里，要真正写一个大后方的农民。
他为离开延安而羞惭，又坚持一个作家的立场。他要考虑川北以外他理解不深的生活能不能写。于是他起草了给周扬的回信，讲到家里的拖累，无法脱离家乡的理由。他写道，反映落后的生活，讽刺、暴露，是不如歌颂党和党所领导的斗争来得重要，但自己只能“退而求其次”。
（你这次的“思想斗争”并不严重，而且你的创作观念已经稍稍偏离周扬的轨道，“为我所用”地在理解“工农兵方向”。可能是这样吧，因为我接下去写的东西虽然受了这次学习的影响，大关节没有改变）
以群在编《青年文艺》杂志，向他约稿，他一连写了两篇。一篇是论文《向生活学习》，借着为以群的新地出版社看稿子发表感想，检讨了自己只以“农村小市民以上的人物”为描写对象的毛病，但主要表明，他对生活的态度是符合整风精神的。另一篇是小说《堪察加小景》。这也是他对这段学习的形象性总结——他还要发挥对旧生活熟知的优长，着重暴露，但他是热爱压迫在生活底层的还无福当家做主的“工农兵”的。他的讽刺本来便是对新生活期望的一种反衬，现在他更要增加对黑暗中劳动人民的信赖，挖掘他们遭侮辱、被损害的心灵的光明！
他几乎是日以继夜地在以群的房里写这篇小说。在睢水关，他很了解这些被称为“货儿子”、“烂货”、“玩物”的流娼。附近一个乡的大爷婆娘赶流娼的故事，他有耳闻。他们用两根大木头挖洞，把人的手脚伸进，两边扣起，动都不得动，比普通的脚镣还要残酷，叫做脚柞，萧文虎的乡公所里，就有这种刑罚。写出这个妓女筱桂芬的可怜，是很容易的。但是那个想乘机揩油奸污她的班长，在一种特殊的场合下，听女人谈起她哥哥两次出钱还当了壮丁及自己被骗出来的经过，他也是躲了壮丁来当团丁的，他的同情心一时抬了头，邪念终止了，这个写法在他笔下并不多见。沙汀觉得他对人的认识深了一些，对这个出身小粮户，只懂赌博的班长的心理变化可以掌握准，控制得住。班长大部分的机会还是被所丁老娃的迂笨所搅散，但他也是受欺侮的一个，他心里不是一团漆黑。解放后他根据对此篇气氛的理解，改名为《一个秋天晚上》，“秋天”就暗示了这一点。
他写得很有兴致，有时顾不得吃饭，就找出以群的饼干、牛骨髓之类的东西大嚼。以群这时独身，吃食需自己照顾自己，他还是满讲究营养的。沙汀连续六七天关在房间里，到11月24日，写完了《堪察加小景》，以群的食品储备也被他一扫而光。这是他自己最喜爱的一篇小说。
整风学习小组只开了一两次会，便停下了。后来也没恢复。黔桂战事造成大批的文化人流亡，到了重庆的要接待，滞留途中的急需救援，大家分头去做具体工作。
艾芜一家六口，包括新生的婴儿，流离失所三个月，困在贵阳。李亚群奉周恩来之命携款前往救助，才于11月下旬来到山城。初时找不到房子，临时住在“文协”一楼的会议室，就在以群、沙汀房间的隔壁。会议室大而无当，蕾嘉路上病了，婴儿嗷嗷待哺，房间里挂满尿布，情景十分凄惨。沙汀、艾芜一直音讯未断，分手却已整整七年。在这样一个狼狈的环境里相遇，两人的感慨太多。沙汀没有像第一天住进以群房里那样，滔滔不绝地大谈故乡见闻。他看着疲惫不堪的艾芜，简直说不出话来。他也感到难以理解老朋友，怎么有那么大的忍耐力？一个月后，艾芜全家搬到了南温泉的一所茅屋定居。
同样撤退来渝的作家还有田汉。沙汀想起抗战初期自上海返川，住到他南京家里受到的款待。他跑到上清寺求精中学附近去探望这位好客的戏剧家。一家人挤在一个二楼的房间，虽然局促，“田老大”的乐观豪爽仍不减当年。见面大谈川剧“场面”上打击乐器锣鼓铙钹的特点，俨然是个行家里手。
巴金新婚燕尔，刚从贵阳到这里与萧珊会合。巴金和吴朗西在艰难竭蹶中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几度迁址，为大后方的进步文化事业出力良多。这个出版社与沙汀的关系最密切，上海时的《土饼》、《航线》、《苦难》三个集子和最近的长篇《淘金记》，都是经过巴金在那里出书的。他与巴金的交往逐渐加深。艾芜未搬去南温泉前，他们约好一块去看老巴。三人同年，今年都是四十岁，巴金又是四十岁当新郎，见面后同乡们打着乡语开玩笑，沙汀尤其说得凶。巴金的稿费多被“勒索”，这次又请客吃山城的“毛肚火锅”，麻、辣、烫，名不虚传。沙汀口馋，放怀吃得大汗淋漓，以致于冷热一激，当晚回张家花园便感冒发烧，服了多帖中药才好。
在民国路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他还见到从北碚进城的靳以。他是巴金的老搭档，与沙汀也是老朋友了。谈起王映霞抗战中与郁达夫的离异，萧红的婚姻和寂寞，叶紫逝后妻儿的艰窘，都不胜感叹。正是靳以，1940年约沙汀写了《悼念叶紫先生》一文。靳那时在《国民公报》的副刊“文群”上编了个纪念特辑，经沙汀等同意，将全部的稿费用来抚恤叶紫的遗孤。巴金、靳以的为人之好，是很吸引沙汀的。
新认识的朋友里，吴组缃与他一见如故。吴组缃在中央大学教书，已是有名的作家。第一次在张家花园见到沙汀，瞥见他床上那顶疤上重疤的圆蚊帐，便坦然笑道：“哎呀，老兄这床帐子真是洋洋大观哪！”他很关心人，后来常听他讲起大学知识分子的苦况。比如，一位同事，妻子在城里工作，礼拜天才能回乡下，五个孩子统由丈夫照管。这位令人尊敬的大学教师白天上课，晚上一边给孩子们讲故事，一边给他们纳鞋底。吴组缃讲得生动，好像是一篇小说的材料，见沙汀单薄虚弱，问起来才知道是神经衰弱、失眠，便劝他用当时苏联进口的鹿茸精针剂，很直率地说出自己用后的效果。吴书读得多，小说写得少、写得精，谈起自己作品，说《一千八百担》还可以，长篇《鸭嘴涝》是个次品，要求得很严格。这个人对人对己就是这般耿直。
我在抗战中认识沙汀。余冠英办《国文月刊》，让我介绍当前的小说，我介绍了四篇，沙汀占两篇，《在其香居茶馆里》、《磁力》。那时我还不认识他，但欣赏他。见面后觉得亲热。沙汀诚笃，川味浓。我去张家花园看他们，姚雪垠招待我，一连打了七八个鸡蛋，都是坏的。沙汀一句话没说，去煮了两个鸡蛋端来给我吃。以群笑着告诉我，姚去北碚两个月，鸡蛋当然搁坏了。
抗战时沙汀从延安回国统区，有人批评他逃了。我认为他是要写作，我理解他。
他为人好，平时不大说话，对熟人能哇啦哇啦，也幽默。四川习惯浓，麻婆豆腐。
文艺界有些人互相不看小说，或是看沙汀小说的。鲁迅之后，他深厚，我比对天翼还看重他。①吴组缃与杨晦在一个学校教书，住在宿舍区。沙汀去时往往都能见到。杨晦是“五四”作家，是火烧赵家楼翻墙入室的一个。沙汀未写作前，便读过他的翻译《当代英雄》和历史剧《楚灵王》，十分佩服。杨在川东城口县一个外地搬去的师范学校教书，与一学生谈恋爱，两人跑到重庆。所以，沙汀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