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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他操了袍哥了。
但仅仅逛市街，而不深入认识袁寿山，还不能算懂得睢水社会。
袁寿山是这里的一霸。他搜刮每一分能到手的钱，然后攒起来买田、做生意。平时家里的吃食花费，全靠别人无偿供应。吃肉，只消喊人去招呼一声，要多少，就割多少。打酱油、醋就到刘家酱园，只说声记帐。刘煦之对沙汀诉苦说：“算了，可惜我的纸了，懒得记！”袁规定场上卖菜的要一律摆在他公馆门口，他好抽头。各样的菜尽挑好的拿，一家人吃的全有了。最有趣的是他连媳妇的油都要揩。过端午节有人送了白糖，他却要吃媳妇坐月子的黄糖。媳妇不肯，他在堂屋，媳妇在厢房，他就喊：“我向你借一点，二天买来还你，好不好？”可是谁相信他会拿钱买糖？他坐滑竿不掏钱，办法很“损”，从不把滑竿停在家门口，一进场看哪个茶馆的茶客面前放一墩铜元，下来抓一把就把轿夫打发了。这叫“搬墩子”。
他把沙汀的岳母、妻子都请来教书，马上张罗扩建中心校，以公事的名义，上山随便捞木料，然后就叫一个脖子上长包的“刘包包”去转卖。盖校舍的经费筹集得不少，工匠的工钱一文不付。来要钱的人把他包围紧了，就带着上赌场，看他摇“红宝”。赢了，每人还一点。输了，当场就骂：“狗日的，你们没有看见？老子输个精光，还有个钱！”（像袁寿山这种流氓式地积累财富的方式，简直是无法无天了！这有什么奇怪？他背后是无法无天的权势。依我看，只要叫封建专制性的掠夺，都是这个样子，袁不过做得格外粗鲁、狰狞些罢了！）这样一个混世魔王统治的家庭内部，充满了冷酷无情。大老婆烧烟，从袁那里要不到钱，就家里屋外地偷。沙汀刚安家没几天，大老婆提了一对水桶，从她家后门拎过来，对沙汀说：“你们刚来，我卖挑桶给你。”后来知道这是从家里偷出来的。袁寿山末了拿脚镣把她整日锁在屋里，情景很惨。
袁唯一的女儿也染上鸦片烟瘾。嫁到沸水乡，婆家管得严，她就溜到烟馆陪人抽。后来跟一个人跑了。袁寿山闻讯，认为败坏了他的家风，派人到广兴场弄回来，半路上活活打死。事后袁竟得意地对沙汀说：“我干掉她，是先跟祖宗请了香的！”
沙汀听得毛骨悚然。
袁寿山的丑事做得太多，心里不能不发虚。《淘金记》发表以后，袁听说沙汀把桑枣的龙佐卿写成龙哥，担心自己有一天也被写进书里，曾把这个意思经女婿向他透露过。他当然是笑着否认的。他要靠袁掩护他，当时正在写《淘金记》系列的短篇《模范县长》、《和合乡的第一场电影》、《三斗小麦》。袁的所作所为帮助他认识社会，这就尽够了。《模范县长》写粮政。国民党政府禁止私人随意贩运粮食出境，原为了对付粮食囤积。却演变为县长公开买卖运粮证渔利。这是《淘金记》主题的延长。邻县有这么一个县长陈金声，安县花荄乡出身，就是这样干的。《和合乡的第一场电影》写文化投机，一个《淘金记》的变体。沙汀青年时代的一个朋友刘巨川，其伯父在郑慕周手下当过团长。刘在成都读完华西大学协和中学，抗战回家做生意，操袍哥。刘巨川完全变了，借口捐给国家做武器，把附近庙宇的钟磬统统收走，偷卖给造币厂。还有本县的钟表匠梁温如搞实业，真的弄来过一部破电影机在黄土乡放映，结果不成功。小说把两个人、两件事合起来，构成畸型可笑的发国难财的故事。
这些小说中表演的都是袁寿山的同类，实际上袁的形象已经间接地进入他的小说王国。解放后，他多次产生替他直接画像的欲望，连题目都拟好了，叫《流氓皇帝》，但终未写成。经过一个很长的曲折过程，才让他在《红石滩》粉墨登场。袁寿山注定逃不掉被沙汀讽刺的命运。
沙汀的世界分成了几重。袁寿山世界的外面包围着贺龙、白求恩的世界，最深的是自身的内心世界。也奇怪，匆匆见过几面的白求恩老头会让他如此怀念。国际主义者的稀有性格，化成了新世界的耀目光芒。1942年的夏日，他常到袁寿山一爿纸厂附近的草场上散步。这使他禁不住缅想起广阔的河北平原，以及在平原上策马驰聘的岁月。慢慢的，一个描写敌后的题材在心中升起，那是关于根据地的人和外面去的人的故事，较多地融进自己的心境（不能描写自己，也是他的一个局限）。故事呢，就采用两次过平汉路的那一段经历。
正待动笔，中秋节前，郑慕周派人送来消息，任翱突然拘捕了萧崇素，让他马上往山里转移。萧的被拘，是任翱对上面一再加压故作的一个姿态。当夜萧崇素的妹夫彭丰根医生就施展法力，说动了拘留室的看守，与萧逃往萧的老家永安乡。警丁保护犯人一同逃跑之后并未引起什么纠纷，因为彭的作法先已得了任翱、警察局长的默认，他们三人原是邻水县的老乡。但是当时不知底里，沙汀得到“情报”，用籐包装了几本小学生用的土纸作文簿，一个瓦墨盘，几支毛笔和漱口用具，一个人提了躲到苦竹阉去。
苦竹庵位于睢水关以南五里，并不远，却更为荒僻。从睢水小学后面的场口走上一段叫做牛市河坝的高坎，拐入小路，沿着丘陵的边沿绕进去，便到了本地地主兼保长的萧业贵的四合院。这座院子在牯牛背山脚下，后面是一片柏树林莽，很易躲藏。萧业贵是睢水乡长萧文虎的堂兄，有四五十亩地，雇一名叫邱驼子的长工，自种一小部分，还有几户佃农。
比起睢水那一对统治者来，萧业贵是个老实的主儿，为人较厚道。他对外面人说“杨先生”是他请来教儿子萧鸿发书的。沙汀为了谢主人的照拂，也真的抽些时间，教这个八九岁的孩子认字，背九九表。这个家只一妻、一子、一母，还有个未结婚的兄弟和母亲同住同吃。主人殷勤地要他住进宽大的堂屋，使用吃饭的方桌，都被他婉辞了。他要的是安静，选择了正屋边上存放粮食农具的横屋，在拌捅上搭块木板做书桌，坐在矮凳上，几天就沉入创作境界，写起了《过关》。仿佛是找了一个写作的“别墅”。
杨先生选择我家一间能从窗子探看龙门，又通后门的屋子。屋里只一架木床，一张简易书桌，每晚在油灯下看书、写作，很少说话。他穿深灰色长衫，戴棕黄色毡窝子帽，圆口布鞋，便是当时教书先生模样。开始买了砂锅用柴熬稀饭吃，以后为节省时间，便在我家搭伙。他饭后在院里边抽烟边散步，十多分钟后再回屋读书、写作，很少到院子外面去。有时晚饭后戴顶破旧草帽，到院边田坝与农民摆谈。尤其爱跟逃难的人摆，问人家从哪儿来，为什么逃难。对他的究根问底，感到奇怪。消息紧张，便从后门跑到牯牛背山脚树林里。平静时傍晚摸回睢水街自己家里过夜，第二天早晨头戴草帽，拄根竹棍又赶回。①
9月和10月，连续写《过关》，一支迂回通过封锁线的队伍的故事。左嘉这个人物显示他对战争中知识者的认识，也是少有的对自身的思考：敏感，清醒，在生死考验前矜持和自卑混合的心理。为了维护自尊往往不计利害。这是按照何其芳和自己的面目综合塑造的。左嘉戴着其芳的钢丝框架的眼镜，有写诗的经历，圆脸也是黑胖胖的，但骑的却是沙汀那匹青马，有六岁的男孩子。左嘉怕“强迫通过”，主张脱下军服化装成老百姓零散过铁路线，不单在作品中受到队长余明的嘲笑，在实际生活里，这正是沙汀提出过的设想，当即受到其芳的嘲笑的。左嘉更多的是沙汀对自身的解剖，是个思想形象。令人吃惊地是他确实不善于刻画自我的性格。他把知识分子也能具有的品格，“克己”地移到工农干部余明名下。在描写两者的冲突时，以个人的体验接受了解放区流行的向工农群众学习的模式。但他是真诚地写出这些的。（为了这部小说中工农干部的原型，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吃了不少苦头。这个工农干部的手膀子断了，很容易使人想到党内有名的三位独臂将军：彭绍辉、贺炳炎——我在《记贺龙》里多欢写过他——余秋里。他们认为我写的是余秋里，因为人物也姓余。这三位我全认识。去岚县时，余秋里是领队。在冀中遇见贺炳炎。从冀中回延安路上认识彭绍辉。余认识最早，对写这个干部形象的影响最大。总的说，还是综合写成的，包含许多一二○师骁将们的品格和思想风貌。——沙汀1986年11月25日讲）
到了10月上旬，他完成了这个中篇。然后把爬满蝇头小楷的几本作文簿捎回睢水，让玉颀帮着抄写一遍。15日他写下题记，在最后一段写上：作者谨将此书献呈白求恩医生（Dr·NormanBet－hune）之灵，为了他那伟大的怀抱，和他的工作热忱所曾赍给我的永远难忘的感动。①稿子寄给以群，它的发表比《淘金记》坎坷。开始送审顺利，郭沫若主编的《中原》创刊号准备全文一次发表。他已经希望用这笔稿费来过1943年的春节了。不料以群来信说，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刊物发排后又调《过关》复审，结果被扣，理由是“为异党张目”！这个批件1944年在重庆群益出版社，屈楚拿给他看过。陈翔鹤在成都听说此事，透露给一个美国记者。据说这个记者大为不平，准备将《过关》译成英文到国外出版。玉颀于是又辛辛苦苦按原稿抄了另一份寄陈翔鹤。但此后连陈也不知译稿在美国的下落。还是以群想方设法把扣留的原稿索回了，先改名《疑虑》等发表了几个断片，1944年改名为《奇异的旅程》出单行本。1945年才定名《闯关》。是他的书名改得最多的一部多灾多难的作品。
他的艺术注意力一时转向了自身。恰巧寄出《过关》不久，1942年秋冬之交，发生了妻兄黄章甫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