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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汀感到他渐渐接近了这个有着光彩性格的人的心灵，感受到他的坦荡的襟怀，他对人的爱，对战友、亲人、孩童，对一切与人和谐共存的生物的爱。
沙汀的笔记里还记录了贺龙周围优秀的一群。2月，政委关向应从路西赶来冀中，与沙汀有机会单独谈过许多次。话题从贺龙、萧克、彭德怀、朱德一直到街头诗，他很少谈自己。
那个萧克，有健康的身子和轮廓显著的倔强的嘴唇，今年才三十岁。在行军路上，他与沙汀谈过他的家庭，中国革命中各阶层的剧烈变动（知识分子比大革命时期坚定得多了），以至苏联小说《铁流》。萧克理智、精细，知识广博，是个军中的秀才，准备用小说来写贺龙与王震的会师，拟想中的长篇的名字叫《罗霄军的激流》。①还有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与他说过老百姓对一二○师制造的种种“神话”。笔记里记下最能说明甘泗淇与贺龙两人性格的一件事：在静乐，因为大家的住处久久不能安排妥帖，贺龙发了火。偏巧屋里一只倒霉的黑色小狗挥之不去。贺龙默默取下墙上的一根马鞭，甘从炕上坐起，装出不以然的神气说：“你这个人太残忍了。”贺嘴上说着，“怎么样，你心痛吗”，怒气却一下子消失了，随即宣布明天他自己去打电话，与地方上交涉宿营的事。
参谋长周士弟，平时少言寡语，是个结实的海南岛人。他黄埔第一期毕业，生就一副一目了然的坦白沉毅的面孔。最著名的青年将领是被贺龙誉为“越打越硬”的贺炳炎。这个小铁匠投奔红军的时候仅只十四、五岁。他的勇敢行为有时近于孩子气。他带着一批“抗大”学生在沙汀部队的后面也过同蒲路，为了让学生听听闻所未闻的炮声，亲自领了警卫员去向碉堡扔手榴弹，消耗了敌人的不少弹药。这件事记入了沙汀1939年2月28日的日记，写散文《通过封锁线》时，又详详细细地作了描述。
像贺炳炎这样的勇士，对贺龙谈起刚到冀中前线的怪老头白求恩来，也语露钦佩之意，说，“开起刀来可蛮呢”。沙汀被他们鼓动着，几次到卫生处所在的东湾里村探望白求恩大夫，亲眼看见他工作起来不知休息，伤员从担架直接抬上他的手术台，锯下的腿、臂堆了一地。诗人见不得血迹，何其芳就始终不敢去看他动手术的情景。
一次，董越千陪沙汀去白求恩的住处拜访。一进院子，见他身穿八路军的灰制服，外面套一件污旧的黄呢睡衣，足踏草鞋，驼起宽大的脊背，正在用一支有柄的小锅煎菜。他见到客人，扬一扬手中的铁锅铲，笑了，说：“你看，我不只是个医生，还是个厨师！”
谈起来，白求恩说他也有写贺龙的计划，但没有多少时间交谈。即使能谈，也是支离破碎的，只好放弃了。这是沙汀第一次听说白求恩也是个作家。贺龙和他的战友们就是这样创立着功绩，并且强烈地吸引了一切有可能靠近他们的人：沙汀和白求恩大夫。
可是“鲁艺”的人在这个军人的世界里并不总感到很好。他们常有某种苦闷，随着军事行动的加剧，他们日益增强了“局外人”的意识。日日夜夜兜着圈子打仗，使文化人感到自己的软弱和无用。部队里营以上的干部才有马骑，而为了这群知识分子就需专门配备一支马队。当马案的战士，往往与他们的关系很僵，认为他们是特殊阶级。
其芳苦闷时，回忆他早期的诗作。沙汀寂寞时便喝上一台酒，吼几句京戏，或者干脆读其芳的手抄诗稿。2月初，何其芳为摆脱没有具体工作的难堪处境，与沙汀商量后，两人分开，其芳搬到政治部与“鲁艺”学员一块协助宣传部门编印《战斗报》和战士教材去了。
文学系的同学终于联合提出回延安的请求。有的特别激烈，认为在这样的战斗环境下已无法从事写作，但是部队将这些一律看成是害怕艰苦的表现。
（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矛盾，原来在这样短暂的军旅生活中，你就碰到了！怕不怕艰苦是最表面的纠纷，我们“鲁艺”师生内部之间，“鲁艺”与部队之间，关于作品应在前方写，写成宣传型的，还是应当在取得体验后回后方写，写成艺术型的，这个争论才是针锋相对，弄得难解难分的）
沙汀站在夹缝当中。做为一个带队的人，他要和一二○师的党组织站在一道。实际上他陷入更深的矛盾中。他不仅渴望创作的条件，还有与黄玉颀的感情牵制。玉颀几次托人带信催他回去，信里的词儿喷发热力，大胆、任性。她住在延安心里很苦，想念老母、儿子，现在又加上想念远行的丈夫。过去她生起气来，沙汀让着她，或轻声轻语安慰她，现在只有对着沙汀离开岚县时照的一张八人合照，在日记里发狠写上：
“青与其说是爱我，还不如说是更爱他的事业。”①沙汀1月份刚到冀中时，给玉颀写过信，还说要尽快回去。2月初，听说延安遭了严重的轰炸，贺炳炎讲，炸死的女学生都是结过婚的，沙汀虽然怀疑这位“断臂团长”是有意开自己玩笑，却仍然心烦意乱。玉颀早已从“抗大”转到“鲁艺”读音乐系，这能不让人挂心吗？他马上拟了电文请贺龙代为拍发，之后，还是禁不住胡思乱想。他表面上拼命说服学生，在学生眼里，他的态度比其芳“严厉”，几个党员学生甚至与他吵起来，但是他凭的只是理性，并没有感情的支持。
有一种纠缠不清的麻烦，他也处理不了。就是“鲁艺”的女学员在部队里受军事干部的公开包围。比如一位负责同志就想把一个女学生介绍给周士弟，遭到拒绝。这引起部队的不满，说知识分子有什么了不起。男学员出于气愤大发牢骚。
这却激化了矛盾，使得双方的关系变得复杂了。
关向应提出了解决的方案：愿意留在前方的，像戏剧系的一些同学，就留下。大部分文学系的同学不愿留下，那就送回延安。贺龙他们本希望沙汀能留下，还替他设想，看能不能把玉颀接到冀中根据地安全的地方来。但是曾经那样努力地劝说过学员的他，还是委婉辞谢了。辞谢的话使他心里好不安静，一旦说出口，便觉得轻松许多。他是以不相信妻子会来为理由的。一直到离开冀中，他还不敢正视自己，不敢把留恋故乡的人物，乡土中存在着他的创作生命，做为一个正当的理由提出来。这在当时几乎完全不可能。妻子长期被他，也被别人当作一个理由，来掩盖了潜在的真正的原因。
冀中归来
1939年4月在他们动身回延安的头天晚上，贺龙肩头挂着电筒来看他。贺从身上取下一支日本自来水钢笔，说是滑石片战斗得来的战利品，送他当作纪念。谈话少有的不起劲。后来贺龙懒懒地仿佛自语一样说：“没等到白洋淀螃蟹上市就走了。”刚说了一句，又落在沉默里面。只有谈起将来的局势，才使气氛稍显活跃。
这时贺龙说：“最好把家里的事情弄清楚。”（女人与革命的矛盾，贺龙也是这么想）“你一定来，我们还要捅到关外去呢！”
第二日黄昏，响了一整天的大团丁村争夺战的大炮声和机关枪声刚刚沉寂，沙汀他们得到通知，可以出发了。他赶到司令部去辞行。贺龙手执一段红蓝铅笔，绕过擎着蜡烛、展着地图的参谋们，走到房门边与他握手作别，随即又匆匆退回去察看地图。
“路上当心些呀，老沙！”五个月来紧紧吸引了他的一个人，从地图上抬起身，大声加上这么一句。
附近的几个村子燃着大火，火光冲天，景色是分外庄严。沙汀怀着一种矛盾的心情，离开了他。
这支回延安的队伍，比起来时要小得多。沙汀，其芳，与“鲁艺”七八个学员，冀中军区政治部一些去延安受训的同志，总共四、五十人，由一连武装人员护送。队伍的总领队姓李，当过教师，是三纵队政治部组织部的负责人，是个很有经验的知识型干部。还有一位以骁勇出名的曹大队长，一位姓姚的行伍出身的参谋。沙汀以客人身份参加队部会议。加上其芳，这些人的性格、面影，后来都进入一部叫《闯关》的中篇小说，又名《奇异的旅程》。
这个回程也确实奇异。4月出发，足足走了两个多月。单是过平汉路，在铁路附近的三十里以内的地区，就转了一个礼拜。有三次已经离铁路只有七、八里远了，仍要退下来。
因为情势与来时大变。沿线的碉堡增加了，敌人分区扫荡，日军头目寺内恰在附近阅军。过去的一条交通要道，在友军往路西溃退时暴露，被机关枪日夜封住了。现在全靠“护路村”的村长、乡亲们“护”着这支小队伍，巧妙躲开出击的敌军，寻找飘忽不定的可以依仗的我军和游击队。“强制通过”，怕损失了人。化装成老百姓通过吧，沙汀同意，领队的却坚持要用部队护送，并负百分之百的安全责任。军人的自尊与文化人的灵活，显出了不同。（读你的笔记，觉得你对知识分子与工农出身的军人之间的关系，开始是抱“平等”态度，认为是可以“互补”的。写《闯关》的时候，我还有这个意思，但自省自责已经增加。这条抛物线过了顶点，再几十年一直往下落，直落到认为自己满身是“罪”）
部队终于想出了办法。他们在拂晓前潜伏在离铁路一里半的土岗上，两个钟头里没有声息。男人也不避队伍中的女同志，就蹲在地上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