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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互相喊起了“同志”。武装人员里,七个是八路军,今年2月从山西前线调回读“抗大”,不久又被送到湖南湘潭学开“二分机关炮”。一个是新四军,要入“抗大”。从湖北、江苏、河南、陕西各省来进“抗大”的有九人,倒有六个是女性。一个坐在汽车司机旁边手抱孩子的妇女,原来是徐海东的夫人。一个农民模样、晕车很厉害的中年人是徐海东的哥哥。这引起沙汀极大的兴趣。被立波的《冀察晋边区印象记》激起创作欲望来的沙汀,在读那篇报告的时候,已经记住了那位英勇而富人情味的徐海东将军的名字。现在他的夫人穿了军服,像一个大兵一样坐在这个车子上,这不是太有意思了吗。
两个“民先队”队员是活跃分子,组织啦啦队拉歌,特别的有劲。其芳很快坐不住了,在车上窜来窜去,休息时爬上爬下,找这些“同志”聊天,热心地搜集材料。沙汀注意到汽车司机是车上唯一一个露出冷漠、倨傲神气的人,大家叫他汽车工人,不称“同志”,这是抗战期间滋生的一个发着不大不小财的阶层,以后更在滇缅路上显出神通来的。好在大家只是一味敷衍他,只望路上不抛锚就行了。余下的时间还是快快活活地唱歌:全国动刀兵,
一齐来出征。
你看那大旗飘扬多威风——这批人马哪里来?
西北陕甘宁。
杀退鬼子兵,
一齐下关东。
城头上站着两位大将军——威风凛凛是哪个?
朱德毛泽东。
这个歌是配着陕北粗犷的民间歌调唱的。对这两个人的“英雄崇拜”,在以后的日子里,也是沙汀觉得并不难接受的延安空气的一部分。
车子开过咸阳、泾阳,在三原住了一宿,又休息一上午,然后开往耀县、同官。30日经宜君到洛川。越是接近目的地,能见到的徒步去延安的青年学生就越多。他们的衣服上,头发上、眉毛上沾满黄土,背着背包、书包,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在公路上不绝如缕。沙汀感到他们更像是一队队的“朝圣者”,比自己勇敢得多。他真想去叩问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探听他们的身世、经历和满脑子的理想。在8月的最后一天,他们的车子滚了满身的尘土,经过鄜县、七里铺、少陵川,远远地看见宝塔山了。
十八天,行程三千余里,从成都到了延安。
四个人一起住进城里的西北旅社,这是边区政府招待所,专门招待外面新来的人。一个临街的小院,平房,土炕,纸糊的有方木格的窗子。第一顿吃上黄澄澄的小米饭,中看不中吃,挂在喉咙上,很难下咽。当时还不大觉得,只感到新奇、兴奋。延安这时还未遭受轰炸,窄窄的城内街道,两边商店的招牌都是蓝底白字,铺板也是浅蓝的,虽不漂亮,却显得洁净。
刚到不久,周扬、苏灵扬就赶来看沙汀夫妇,并结识其芳、之琳。周扬显然已摆脱了上海后期的阴郁心理,脸色红润。他受到毛泽东的器重,主持边区教育厅,也是4月刚成立不久的“鲁迅艺术学院”的领导人之一。诗人柯仲平主持“文协”工作,腰间插根旱烟袋,人称柯胡子,也跑来慰问三位作家。延安文艺界为他们搞了个简短的欢迎式,沙汀代表三人讲话答谢。
才几天,就觉得穿长衫别扭了。何其芳尤其来得积极,见了周扬就要求换装。他把自己的、沙汀的夏布长衫、西服,都拿到南门市场上卖掉,换成卤羊肉、枣糕、蕃茄吃。或者几个人拥到北门饭铺去享用延安的特别菜:“蜜汁咕噜”、“三不粘”。刚从国统区来的人,嘴巴原是吃惯了的,稀奇的是蔬菜很缺的黄土高原上竟会有那么多的蕃茄、黄花菜。
呼吸着延安的空气,沙汀感到了这里的穷苦和自由。踏着麻草鞋的知识分子很少有愁眉苦脸的,起码看上去一个个都很快活。女同志用布条打成的草鞋,还有各种花头。到处都有歌声。一个刚来的电机工程师甚至抱怨说:“这些人花费太多的时间在唱歌上。”可是等到沙汀四人穿上周扬送来的灰布军装,像个延安人似地走在街上,他们的口里也要哼出歌子来了。
周扬满足了他们的另一个请求,9月初的一天,安排好他们去见毛主席。毛泽东住在城西凤凰山下,“光华书店”的上面,一排三间石砌的窑洞式的屋子。他从一张没有上漆的白条木桌边站起来迎接客人,高高大大,穿一套蓝布制服,比较整洁。这时他比以后要瘦些,眼睛有神,看上去精力充沛。沙汀坐在他对面,觉得他平易中气度不凡。等到开口说话,谈吐幽默、生动,牢牢地吸引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寒暄过后,沙汀他们说,这里给他们很深的印象,很想写延安。“延安有什么可写的呢?延安只有三座山,西山、清凉山、宝塔山……”毛泽东微笑着,一边习惯地举起右手来,说一座便弯下一根手指。“当然,也有一点点可写。”
等以后沙汀在枣园听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说;观察在柯仲平的诗歌朗诵会上,毛泽东耐心地坐到底听完;看各种场合,包括露天观苏联电影时毛的露面,慢慢地熟悉了他的身姿,说话的语式,知道这句“也有一点点可写”的话,是有相当份量的。
沙汀他们又说,想经过延安到前线去,到八路军活动的地区去生活一段时间,写抗战需要的通讯报告。毛泽东表示赞许。他点着头,从容地说:“文艺工作者应该到前方去!我支持你们!”
接着,毛仔细地与他们攀谈:从大城市来的人上前方去,走路很可能成为一个困难。但不要紧,这很快就可以习惯的。他举着自己的例子。大革命在武汉的时候,也是每天出门就坐车子。后来上了井冈山,没有车子好坐了,只好让两只脚自己走,很快也就学会走路了。大家听得都笑起来。(你是否感到毛泽东的讲话是他身上最有魅力的地方?据说由于毛能运用古语、俗语、笑话,弄出满堂笑声,延安人说话逗趣、诙谐的风气很盛。许多机关、工厂贴有一条别致的标语:“工作时间不得开玩笑”。我初到延安便感到毛泽东的威望无处不在。延安当年演讲成风,王明善辩,周恩来精细、有条理,他们都可以连讲几天。周扬也变得善讲了。不过毛说话大而化之,亦庄亦谐的风格是独特的。)这次会见结束后,周扬便找沙汀谈工作安排。“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时间不久,文学系因缺少教师,招生比音乐系、戏剧系已经晚了一期。周扬主要工作在教育厅,又兼着“鲁艺”文学系的系主任,希望沙汀留下来顶他这个职务。这样,沙汀想很快上前线的愿望便只好搁置了。不过,他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只同意把文学系的事情“代”一个时期。他没料到何其芳痛痛快快也答应周扬留在“鲁艺”教书,这使沙汀对做这个代主任有了信心。玉颀也有了安排,她停顿的学业有了重理的机会,“抗大”成立了女生队,她虽不愿离开丈夫,好在延安不大,还是同意到“抗大”去读书。卞之琳是利用四川大学暑期和四个月的军训时间跑出来的,他没有立即参加工作,就住在城内柯仲平的文化协会。不久,他参加“文协”组织的前方文化工作团访问晋东南太行山区,随着陈赓下面的七七二团辗转了半年。
四个人有了派定,便从西北旅社搬出来。沙汀、其芳立刻到北门外西山山麓的“鲁艺”窑洞报到。
到“鲁艺”的那天,已是傍晚,教职学员们都蹲在席棚底下的饭场上吃晚饭。教务处干部说,那就也吃饭吧。可是他们没有碗筷。接待同志便喊:“从大后方来的作家吃饭没有碗筷,快点吧,谁吃完借碗筷使使,人家还饿着肚皮哩!”几只搪瓷大碗送过来,也等不及竹筷、铝勺,折一枝柳条,搓巴搓巴,交给作家。他们笑了,也学着样子捧着碗面对面地蹲了下来。当然还是黄澄澄的小米饭。每星期才打一次“牙祭”,大米白面。
我是“鲁艺”文学系第一期学员。那时,“鲁艺”院长是毛泽东,副院长是沙可夫。沙汀他们还没到学校来,沙可夫已向我们宣布音乐系要请冼星海,文学系要请沙汀、何其芳、张天翼、陈荒煤来教书。张天翼因病后来没能来。沙汀他们来后,我们曾在文学系窑洞前的小坪上开过欢迎会。沙汀讲话老练、冷静,何其芳讲话热情澎湃。
沙汀给我们讲两门课:世界名著选读和写作实习。我记得他讲过《死魂灵》,他说他读过八遍,记得很熟。讲乞乞科夫,说他做梦都梦见他。我在班里被称为“儿童作家”,意思是年龄最小。沙汀指导我们写作,教我们如何观察,如何记素材笔记,说这些笔记到写的时候并不一定要看,但印象保持深刻的往往是最好的材料。他还讲过鲁迅,茅盾,说茅盾写作如何编制提纲。后来我们写作都是学了他说的一套。①北门外“鲁艺”的窑洞开在一个半圆的山上,中间是块坟地。窑洞门上挂了一块块的帘子。后来有了“等级”,“首长”是棉门帘,学生是单门帘。这里夜不闭户,只怕狼,不怕贼,曾经发生“鲁艺”教师的婴儿被狼咬死的惨剧。学生窑洞,大的可住十人,火炕通铺。作图书馆的窑洞藏有三四千册书,文艺类占三分之二,沙汀的三本小说集这里都有,学生们大部分读过。上课的大洞可装五六十人,但经常不用,在露天讲课。下雨天从窑洞走下来,路滑,常常一个接一个地跌倒。
文学系第一期的学生有五十多个。学制大约一年,入学读三个月书,然后去敌后实习三个月,回来后再学三个月,就毕业了。学生听讲都是自带一个马扎子(折叠小凳),在膝盖上放一块木板记笔记。老师讲课没有黑板可写字,就站在那里,有太阳的天便戴顶草帽。主要还是自己读书、讨论、写东西。
沙汀还教过爱伦堡的《西班牙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