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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沙汀他们递眼色，让他们谈话时留神。他有一架收音机，靠它传播各种来源于政府以外的消息。沙汀最早读到延安出版的书刊，也是在“努力餐”的内室里。1940年3月14日，车耀先在自己的餐馆里被捕，随后与罗世文一起在中美合作所关押，沙汀其时从重庆疏散回乡正要赶往成都去，他对于车的被捕是很震动的。新朋友中一见如故的是马宗融。过去在上海并不相识，只是彼此知道，但都认识巴金，并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书。马本人是一个正派到不能再正派的书生。他与左翼作家接近，不含芥蒂，不卑不亢，肯交换意见，与沙汀便很投合。沙汀从故乡回成都不久，3月17日，马的妻子，《生人妻》的作者罗淑（世弥）突因产褥热逝去。罗淑朴实、温厚，她有一种吸引人的力量能使朋友之间消除误解，她的产量不多却结实有力的小说发表时，连周围关系很近的朋友都没有思想准备，因而大大惊喜。这样一个不声不响的好女性，遽然离去，沙汀虽接触不多，也心情沉重地赶去吊唁。
陈翔鹤也是抗战后才认识的。大革命前后便读过《沉钟》上陈的小说，他回忆沉钟社的文章也给沙汀好感，懂得了为何这个团体会受到鲁迅的赞赏。
（我和周文分头在成都文艺界联系，第一批结识的人里就有翔鹤。觉得他朴质、熟识得快。他生活不宽裕，父亲开过钱庄，后来破产，才从重庆搬来。这时父亲已经去世。卞之琳、何其芳陆续来成都，我通过他才结识北平作家。
我们虽然谈得来，但起初感到他旧文人习气较重，住房窄小，却极喜养花。所以1938年春夏之交，一天，我到周文家参加党的会议，发现陈也在屋，有点惊奇。他是周文介绍的。我认为一个“好人”入党是好事，后来关系更密切。我去延安前，征得“协进”的同意，把我的课给他教了。——沙汀1986年12月5日讲）沙汀与“京派”作家交往，使人不感到他有“左翼”气。朱光潜在四川大学文学院当院长，这个极瘦极小的中年人是个诚笃的学者。他为了“教育自由”，曾在川大反对国民党二陈派撤换张颐校长，得到沙汀、周文的支持。周扬曾通过沙汀写信给他，欢迎他去延安参观，朱也立即回信表示愿去，但后来被欧美派的朋友阻止了。他夫人是南充人，大家叫他“南充女婿”。
朱光潜的学生卞之琳在川大当讲师。何其芳先在故乡万县教了一阵书，然后也到了成都，在石室中学任教。他们办起了《工作》。何其芳发表了《论工作》和诗《成都，让我把你摇醒》，沙汀读了，改变了对这个带副眼镜，有一个油黑的胖脸的书生的看法，觉得他对抗战成都享乐、懒惰、陈腐、讲究美食的风气的厌恶，和自己是那么一致，对京派作家更有了好感。
我原来不认识沙汀，但知道他。因我参与《文季》、《水星》两刊的工作，郑振铎气魄很大，把上海、北平两地作家拉在一起，使我接触到上海左翼作家的作品，艾芜的，沙汀的。
这时周文、沙汀在做统一战线工作，我模模糊糊感觉到他们与党的关系。他们常来川大找朱光潜，方敬、罗念生、谢文炳。谢是川大外文系主任。这时，我和何其芳编了《工作》，轮流出钱，用土纸印，觉得成都气氛沉闷，想到前方去看看，这样，才使我与沙汀建立了全新的关系。①
有一个道地四川作家和沙汀这个时候才建立起友谊的，是李劼人。他在成都读书时期就听别人说，李劼人是个有骨气的人。当时的督军杨森自命为“文化军人”，招揽留法学生给他当“参议”、“秘书”。李劼人断然拒绝别人的劝诱，当了《川报》主笔。杨森手下一个红人黎纯一无聊地登了“为男友征求女友”的启事，李邨人一天在自己报上也登了一则“为女友征求男友”的启事，其条件有“常服威古龙丸有耐性者”。这种壮阳药丸是统治阶层中不少人常服的。于是老百姓拍手称快。黎挑拨杨森封闭报馆，抓了李邨人。这在当日是轰动一时的新闻。
后来李因为与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共进退，愤而辞职，在指挥街租佃的住宅内，开了名为“小雅”的菜馆，夫妻俩又当厨师，又当堂倌。沙汀上海时期回川，还特意去吃了教授夫妇做的葱烧鱼、红烧牛肉。那是一间铺面的小馆子，真是“雅俗共赏，小大由之”。
现在，沙汀看到的李邨人便是这样一个极富正义感的作家。李已经写出了《死水微澜》等小说，材料是他亲身经历的。一个军阀连长指使几个散兵游勇绑了他儿子的票，经过袍哥大爷出面花钱赎回，使他了解到成都近郊场镇上的人情世态。直接出面斡旋的袍哥叫邝瞎子，就是《死水微澜》里罗歪嘴的原型。李邨人同时任嘉乐纸厂的董事长，致力于抗日文化与实业救国两个方面的工作。这个纸厂在成都的办事处，后来成了“努力餐”之外又一个进步文学界经常聚会议事的地方。
（你的文学圈子扩大了。过去，你的生活视野很大，却只有一个较小的左翼文学领域。是抗日战争造成我的“扩大”，最有代表意义的是我到解放区去，同行的是两个新识的非左翼作家）
整个教书、联络工作占据了他太多的时间，当他的目光从周围这些具有美好人格的“精英”身上移开，移到广大的后方，大半年的观察所引起的深广的忧思，时常触动他考虑：一个文学家的责任在哪里？廉价的热情家的隐瞒、粉饰，究竟有无价值？他本来想寻找故乡抗战的如火如荼的场面，神圣的新的东西，但“一切照旧。一切都暗淡无光”。比如随着日机轰炸带来的全省防空机构的林立，救国公债的发行掀起的呼声，在成都都曾怎样引起他的兴奋呀。
但可怜得很，这些新的东西是底面不符的。表面上是为了抗战，而在实质上，它们的作用却不过是一种新的手段，或者是一批批新的供人们你争我夺的饭碗。所以人们自然也就依然按照各人原有的身份，是在狞笑着，呻吟着，制造着新喜剧。①这种新的喜剧，包含着新旧双重的痼疾。他的家乡的封建性权力结构所带来的人的愚昧，已经在他已有的作品里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污浊一面，现在又以新的可笑方式再度出现。春节时节在安县听说一个故事：一个叫陈雨村的，专科学校毕业学生，父亲陈福田，袍哥，很有势力，和一个姓刘的小老板拼力争夺县防空协会主任这个芝麻绿豆大的位置。北川有人挖出过炸弹的事他也听说过。炸弹是国民党追赶红军时扔下的，与抗日无关。老百姓想把火药弄出来，化了炸弹壳好打锄头、弯刀，结果炸伤了人。只要安排一个喜爱恶作剧的人物，把这个炸弹拿去让陈雨村拆卸，就能出尽防空主任的洋相，就能被小老板利用。这个人他想到了安县的视学戴中孚，一个能产生各种无穷无尽恶毒“智谋”的家伙。陈雨村成了谐音的愚生，一部喜剧就构成了。这时，茅盾主编《文艺阵地》，从广州来信催稿，促成了这个构思迅速“成型”。他早就计划着要写一系列暴露“一切阻碍抗战，阻碍改革的不良现象”的作品，总题叫做《堪察加小景》。这是新的故乡小说。刚完成的这个描写小防空主任愚生的作品便叫《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
接下去，他在《堪察加小景》系列里还想写的题目有：《气包大爷的救亡运动》、《到西北去》、《联保主任的消遣》、《从军记》，等等。联保主任和救国公债的故事他拖延着，但半年多后，终于写出了。其他的均落了空。因为在当时的气氛下，既然张天翼《华威先生》会引起持续几年的要不要暴露抗战的争议，沙汀自己对这个计划也发生了犹疑：写成《防空》以后，我却逐渐动摇起来，怀疑起来了，我问我自己：这样做下去，在抗战期中，真是一桩必要的工作么？我怀疑我是在泄气，而泄气却是不应该的。所以我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当中，仅仅写了这样一篇东西。虽然教书生活给我的妨碍也不少，但这却并不是主要原因。①
（你这是对自己艺术表现的无把握，是一种动摇：或许你是对的，但我认为，不要忘掉中国文人以社会为己任的传统，我们这一代很难只专注艺术。没有写进“堪察加小景”的东西，我没有抛弃，最后都摄入《淘金记》中）
这年7月，周立波发表报告文学《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传布很广。沙汀读到后心里很不平静，最亲密朋友的成功当然使他高兴，但也形成很大的压力：为什么我不能写出内容全新的作品呢？是不是应当改变自己旧的基地，另辟新路呢？“八·一三”后强烈想上前线去的冲动又一次掌握住他。他的山民性格使得他对任何一种欲望，如不经过亲身试验是不愿放弃的。到前线去，到敌后生活一段时间，写出能鼓舞士气的前线作品这个目标，使他憧憬。
在这几个月里，后方年轻人奔赴延安的多起来。原安县县长夏正寅的儿子和他的同学，三个中学生，就曾先后来找他，是他经过组织开了介绍信送他们去住“陕北公学”的。张秀熟闻风还介绍了一位和尚与他们同行。后来听夏正寅说，那两三个青年学生半途折回了，只有那个和尚到达了延安。
沙汀对教书已经很不耐烦，一年只写一个短篇的生活无法忍受下去。暑假将近，他小心地与玉颀商量，看能不能让他一人去延安。
玉颀说：“你去，我也要去！”
这样一个娇妻，能受得了西北黄土高原的风沙？起先还想说服，冒冒失失提出了一个时限：“去半年就回，到敌后跑一趟，写一本像立波那样的报导，你何必跟着去吃苦呢！”可是娇妻更厉害：“我不拦你。把孩子放在我母亲那儿，我们一起去，半年就转来。”
事情就这样定了。难得玉颀有这样的决心，分离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