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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苦寒已极的荒凉可怕的灾县，“灵房”一样的县政府衙门，怨怒的科长们和乘机出头的联保主任，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突出了代理县长满身的“泼皮”劲儿。他精力过剩，惯过“烂帐日子”，乐呵呵的满不在乎的性情，只是在勒索出境灾民的办法失败后，有一刹那间失控，但随即又振作起来，想出叫灾民买票候赈的法子。“吓，你愁什么！——瘦狗还要炼它三斤油哩！”生长在赤贫的中国内地的统治者的“蛮”和“蠢”，在一种不自知的境况下，充满自信地活着，且活得有滋有味，这是多么可笑、可怜的现实。经过精心选择的代理县长舒舒坦坦洗好一帕脸的细节，手提包米的手帕、穿腌肉的草绳，挨门挨户借锅做饭的细节，深湛的运用语言的功夫等等，使整个小说表现故乡统治者的行为方式与精神状态，对中国统治结构的愚昧性，刻画得入木三分！
（你一写这种人物，就来了神。丁跛公、代理县长都如此。大概这是我的偏爱。到《红石滩》里的胖爷，不绝如缕。这里包含我对乡土社会文化特质的某种理解吧）
《代理县长》原先交《文学》杂志，送审未得通过。小说刺痛了管书报检查的那些“蛮”而“蠢”的老爷们。后寄到北方，由沈从文转给《国闻周报》才得见天日。
这种地方人物色彩浓厚的小说，在沙汀手里越发变得纯熟。他的文学的时代使命感仍然很强，却再不仅仅为了某种政治主题，来铺陈敷衍小说。他的最有地方性的文学，就成为最富艺术个性的文学！
两个口号·《文学界》·《光明》
写作《兽道》、《在祠堂里》的时候，沙汀从四川回来怕已有三个多月了。不久从环龙路又搬到他在上海的最后一个住所，辣斐德路桃源邨的一间客堂。
他的房间的布置很简单，一张床，和一张写作的台子，以及几大箱子的书籍，其余便是被扔在床头或者台子底下的报章杂志以及一些龌龊的衣服而已。
他本人不修边幅，一年四季老是那一套洋装，但有时也喜欢穿长衫，因此，我们不时也能瞧见他穿着一件蓝布大褂，摇摇摆摆地出现在桃源邨中，这种寒碜而且带点稀有的打扮，是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①周扬很高兴他回来协助工作。周立波其时一人也住在辣斐德路，两人的弄堂离得不远，来往方便，沙汀常跑去看他。除了讨论写作，正碰上筹建文艺家协会、提出“国防文学”口号这几件大事。
他在安县葬母期间，“左联”已经解散了。去安县前，即1935年12月中旬，在周扬家里曾开过一次“文委”的扩大会，非“文委”领导成员的沙汀、周立波、于伶等列席。①大家都已知道，巴黎《救国报》上党的《八一宣言》、《国际通讯》上的季米特洛夫报告，特别是萧三给“左联”的长信。萧三当时是“左联”驻莫斯科的代表，他的信提出解散“左联”以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需，信是经过内部的交通送到上海史沫特莱处，然后由鲁迅转到周扬手里的。沙汀读过。上海左翼文化界自1935年春临时中央局遭到大破坏，失去党的关系良久，现在得到这些文件，其兴奋状态可以想见。所以会上大家对于解散“文委”所属各联，都无意见。等到沙汀从故乡转回来，一切付诸实行。
鲁迅先生对解散“左联”和如何解散“左联”，有不同意见，他很久都不知道。待建的统一战线的新组织，开始定名为作家协会，后有人提议扩大范围，才改作中国文艺家协会。沙汀是三十四个发起人之一。艾芜携家返沪，他参加发起是沙汀邀的。他们散发了《中国文艺家协会组织缘起》的材料，协会的筹备在积极进行。但鲁迅不同意加入这个组织，成为一个巨大的阴影，并且随着两个口号问题的提出，内部的紧张关系日甚一日。
这年2月，周立波于《大晚报》发表《“国防文学”与民族性》一文，“国防文学”的口号得到许多响应。沙汀所在的小说散文组里产生分歧。他自然是赞成的，欧阳山他们不表态度。周扬与胡风在报刊上公开展开的关于典型和现实主义的论争，并不能维持在理论讨论的范围内，双方的意气越来越盛。
沙汀也认为周扬同鲁迅的“误会”多半是胡风造成的。他与胡风的友谊跌到零度以下。胡风在四处传布鲁迅对文艺家协会与“国防文学”的不同看法。周扬这一边1934年秋天以来，便在传布胡风在南京孙科的“中山文化教育馆”领津贴的事。沙汀按照地下工作的规则，早就与他断绝来往。他们想利用此事来影响鲁迅与胡风的关系，结果反而引起鲁迅的反感。
4月初，沙汀将茅盾约来家里与周扬会面，希望茅盾从中调解。茅盾也是文艺家协会的发起人，他过去多次调解过，这次表示无法说服鲁迅先生，拒绝了。
不久，听说中央特派员、大家的老朋友冯雪峰由陕北负使命来上海已多日，却一直不会见这边的人。周扬的不满“传染”了沙汀。等文艺家协会连章程、宣言（宣言是茅盾起草的）都已印好，会址租好，召开成立大会的通知已经发出，一切都已就绪，突然，6月1日新出版的《文学丛报》上发表了胡风的文章《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第一次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周扬他们都认为这是胡风用来对抗“国防文学”的，于是掀起轩然大波。沙汀已经在5月份，被安排参加《文学界》的编委工作。《文学界》、《光明》是周扬、夏衍努力搞起来的刊物，一创刊便卷入两个口号之争。沙汀不是爱动是非的人，他对两个口号在理论上没有多少兴趣。当时发生的这场带有宗派情绪的内部纷争，表现出新形势到来以后，革命内部不同的理解。沙汀考虑不深，主要还是在人的品格上考虑得多，认为周扬的人品比胡风的好，因而信任周扬，但鲁迅先生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鲁迅是他的前辈，文学启蒙导师，与鲁迅的某种“背离”使他困惑。不过沙汀是个只认定自己能看到事实的人，他除去埋头写作，主动的社会活动有限，所见所闻都与周扬有关，这就不能没有局限。
《文学界》6月5日创刊前，茅盾曾约集一批原“左联”成员，在《文学》杂志社座谈。沙汀、荒煤、艾芜、徐懋庸都参加了。茅盾企图说服大家放弃口号之争，但没有见效。散会后，沙汀单独留下一会儿与茅盾谈话。沙汀请茅盾为《文学界》写一篇赞同“国防文学”的文章，一再说，这口号是党提出来的。沙汀把“这是党提出来的”说得极其认真。茅盾不住地摆头，显出一种似笑非笑的无可奈何的神情，始终连一个字都没讲。
（你当时没有从茅盾的苦笑中感到事情的复杂吗？你让茅盾单方面再发表拥护“国防文学”的文章，可见你不了解事实的全部。现在想来，我是冒冒失失用了“这是党提出的”这句话）
周扬《关于国防文学》一文，就发表在《文学界》创刊号上。6月10日《光明》创刊，徐懋庸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便出来公开批评胡风另立口号。这一期还有茅盾小说《儿子去开会去了》，夏衍的《包身工》。沙汀在这两本创刊号上，发表的都是小说，即《在祠堂里》和《兽道》。刊物造成了很大影响。《文学界》主编周渊不是周扬，这仅是个假名。直接领导者，是“左联”负责组织工作的党团成员戴平万，通过原创造社的邱韵铎，打通光华书店得以出版。稿费很低，书店能提供的编辑费也很少。编辑部就设在邱韵铎家里，编委还有杨骚、徐懋庸、沙汀。
在邱家，沙汀开过两次编委会，讨论刊物的内容。徐懋庸自告奋勇，愿为刊物写一篇抗日小说，便是《火焰》，这可能是他唯一的文学创作。徐早些日子，经任白戈认识沙汀。此人其貌不扬，人很聪明，名士派，也有浙东人的倔强。他一度追求过关露，给她留条子写得也怪：“女人！哪一天我来陪你看电影！”有一次，徐去找关露，恰不在，他就坐在楼梯的最下一级等着。上海普通房子楼梯都很黑，关露回来一脚踩在他身上。他这时与曹聚仁住在一道，沙汀一去，他就叫菜请吃饭。他杂文写得多且好，有鲁迅风，鲁迅为他的《打杂集》写了序。朋友们谈起来都感到徐懋庸是很有趣的人物。
戴平万很长时间领导沙汀。他是太阳社的成员，沙汀二十年代末在《太阳月刊》上读过他的作品。自加入“左联”以后，从来没听到过戴平万的消息。周扬告他戴刚从东北义勇军折回上海，这时住在一家商号里。戴平万，广东人，中等个子，谈吐幽默。成立文艺家协会时，他见到欧阳予倩，便说：“看，潘金莲来了！”戴一直认为，沙汀是党员，很信任他。
正是编《文学界》一卷二期的那段日子，一天，戴爽朗地与他谈起来，才知他二十年代入过党，现在关系丢掉了。戴说：“关系没带来，设法证明是很麻烦的事。不如重新加入，我可以介绍。”沙汀当即表示，愿意再次申请。“左联”虽然解散，党团组织依然存在。没过几天，戴便告诉沙汀，他入党的申请被党团通过了。还说，讨论中他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