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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突然接到哥哥的来信：母亲谢世！
母亲曾是他最亲近的人。随着他长大，接受了新知识和信仰，他与母亲渐渐远离，她的生活对于他已经成为一片陈迹。但是听到她逝去的噩耗，他还是沉默了好久好久。平时闲下来愿意逗着礼儿玩玩的心情都提不起，时常一个人跑到海边徘徊。那个小小的安昌镇，跟着母亲的形象，装满了他的心胸，在感情上怎么能割舍得下呢。
母亲撒手而去，家事一败涂地。原来仅有的一点接济也断绝了。单靠写作，想在这陌生的青岛维持三口之家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开始与黄玉颀在灯下讨论下一步的打算。如果奔丧，玉颀不便回川，在青岛丢下玉颀母子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只有先回上海。
艾芜听到朋友仍要回沪的决定，也黯然神伤。他并不阻拦，他也是要走的，只是不便马上同行离开。两人的青岛写作计划以失败告终。沙汀变卖掉所有带去的家具，买了两张青岛到上海的海轮统舱船票。
艾芜送他们一家上船。一路上，惜别的话说得都提不起精神。只听艾芜低声叹息：“这叫啥子生活呵，现在就弄来一个铜板、一个铜板算着过日子！”生活担子压得他苦极了，好朋友远行，他连助他买一张三等、四等船票的财力也没有，满脸歉疚的颜色。沙汀照样安慰艾芜，劝他早一日也回沪。
船开行后，海上的风浪并不大。但沙汀夫妇都是第一次乘海船，那种整幅的大的簸动，就像一个人牢牢地与船体捆绑在一起，在海面上下起伏，是从未经历过的。于是晕船、呕吐，吐得一塌糊涂。只有二岁的小杨礼照常玩耍，高兴地嚷着要带他上甲板走。船在黄海夜航，这天正是1935年阴历八月十五中秋，船上的水手很喜欢小杨礼，送给他月饼、水果吃。海上生明月，那个晶莹剔透、苍苍凉凉的圆月，与它洒下的银辉，像故乡的梦一样，留在沙汀的心中。
回到上海，全家又住在恒平里。前楼住不起了，便挤在一个亭子间里。周扬、周立波听说他的窘困状况，通过“社联”的吴敏，在正风中学给他找了几点钟的“国文”课。正风中学校长曹亮，也是“社联”盟员，学校里延聘的教师很有些左翼的人士。这样才算解除了饥饿的威胁。除了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过章太炎的文章，余下的时间，还是每星期与小说散文组的人一起开会，协助周扬搞联络。周扬向他介绍过沈起予，以后的熟识，是在编《光明》的时期。与魏金枝相处，也是周扬的主意。魏长期在麦伦中学教书，同时写小说，为人朴实、诚恳。还联系过刚从日本回国的欧阳凡海。至于接触徐懋庸、冯余声，都不是工作关系，是经过这时“左联”的秘书长任白戈相识的。冬天，周扬为帮助他度过年关，让他写过一个电影故事，经夏衍交给“联华”电影公司，预支了五十元钱。
我第一次见到沙汀，是1933年底或1934年初，在“左联”为《子夜》出版开的一次庆祝会上。同时也见到艾芜。开会的地点，在北四川路一个日本小学里面，这是郑伯奇办的日语学习会所用的教室。会议是叶以群主持的，茅盾也出席了，去的人很多。沙汀的样子与现在差不多，他变化不大，现在就是老一点，瘦一点。他与艾芜都穿长衫，不修边幅。喜欢摆龙门阵。我这时在电影界工作，他告诉我文学界的情况。周扬器重沙汀、艾芜、张天翼这三个新进作家。沙汀写家乡，不熟悉的不写，上海他不写。是个严肃认真的现实主义小说家。
沙汀编电影故事给我，搞点稿费，才度过了1935年年底，这完全可能。故事内容记不得了。那时都穷，周扬、于伶都穷。这种故事绝不会拍，应付老板的一个名义而已①。
接着，哥哥寄来了一笔汇款，说母亲谢世已经快半年了，早该归土，要沙汀赶回家去，共同办理丧事。家里的情形信里虽然说得隐隐约约，看来是糟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安葬母亲的孝心他是有的，也想回去看看家事究竟如何，还可以乘这个机会，重新接触一下故乡的生活。这样，沙汀向周扬说明了情况，将正风中学的课让给了别人，把一部分钱给黄玉颀和孩子留下，让她们母子俩仍住在恒平里，托了杨骚替他照顾，这年的冬末，便只身启程返川了。
半个多月的赶路，远远看到城外南塔的塔尖，怦然心动，不是滋味。家乡还是那么古旧，只是格局显得更小，颜色觉得更加暗淡罢了。
一进杨家碾房的院门，阴阴惨惨，只见堂上停了两口棺材：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嫂子。原来母亲死后，因家庭纠纷，这个大哥的后妻，听了些责备的话，心思一窄，便服毒自杀了。哥哥杨印如已经不行，成天烂酒烂烟，常醉不醒，靠变卖家产维持。母亲生前置下的家具，不少已经化成大哥烟榻上的锭子。他的社会信用丧失殆尽，连郑慕周对他也极为不满，赌气不管。李增峨带着刚俊、刚锐两个孩子，在母亲死后，只得回娘家寄食。由舅父的发达和母亲的经营，曾经造成的杨家小小的“中兴”，已成明日黄花。在整个家乡破败的背景上，只是增加了一笔灰色。
沙汀鼓起全部的心力，来处理丧事、债事。在他的心目中，母亲丧事的是否排场，是他对母亲所能表示的最后一次感情。母亲的棺材是上好阴沉木的，本来是别人送郑慕周的两副，郑给了姐姐一副。国民党部队征过这副寿材，母亲就躺在里面，死活不肯，这回算睡成了。他不理会舅父的态度，请了黄土乡一个经管他家田产的袁某人，承办一切。自己出面向亲友借贷，筹了一笔大的款子，来给母亲做道场，出殡。这件事的经过，在1937年他写的小说《一个人的出身》里，恐怕有些泄露。那里假托的是祖母死后的场景：她的丧事很风光，五天的道场不必说，家祭夜里还从城里买来烟火。是桌面大小的一盒，八角形，吊在临时搭成的木架上放。烟火燃放过一次，就有一台纸扎的戏文吊下来，四射出焰光。为要表示洒脱，便是送半吊钱纸的人家我们也全发孝布。以致“封斋”的一天，许多烂人都拖儿带女地跑来吃，有的连吃三次不下桌子。（这大约不全是虚构。有意味的是，一个“左联”作家回乡替母亲的亡灵超度，他心灵上居然不发生严重冲突。你太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乡土文化的力量，起码我是没来得及产生任何抗拒的想法，就已经照做了）
办完丧葬，沙汀还是让这位袁某做中人，设法把自家在黄土乡仅存的一股田产卖掉。他对这些已毫无留恋，母亲一生挣下攒下的，该还给母亲。哥哥将自己的一份早吃过了头。这点家业按照老托尔斯泰的观点，都已经是可以分光的了，他更从来没想过要来继承。
这个家早就经不起一点风浪。本城的杨茂轩强占南河畔地开铺子和茶馆。他怕涨水冲房，便乱修河堤，以致河水改道，使沙汀家的碾房受到影响。两边的纠纷闹了很久，可是怎能斗得赢呢。杨茂轩的叔父人称“杨泡水”，长得又大又胖，像泡水的豆付干。杨茂轩的二爸人称杨花猪。有个亲戚杨么大人，专能吹牛玩蛇。这一家子人还了得。再从沙汀自家看：么叔行五，人称杨五毒，烧烟、出坏主意，什么都干。更糟的是他二爷的儿子，《淘金记》里的一个主要人物的原型，诨名就叫“白酱丹”。自称懂得阴阳八卦，为人寻找墓地屋基，兼及坑蒙拐骗。有个四叔，日常以养鸟为乐事。百灵死了，还要大哭一场。大哥不必说了，大哥的儿子也不成器。这种中国偏僻内地中小财主家庭一代便腐烂下去的情景，使他触目惊心。这个家，就让它速朽了吧，他心里暗暗喊道。
在等待卖田消息的当儿，郑慕周家来了两个客人。原来是省赈会派下来去北川县查灾的官员。一个姓刘，中年的成都人，与舅父相当熟识。一个姓王，军人打扮，口操湘音，三十多岁，据说是国民党中央派往四川的所谓“参谋团”人员。这是沙汀从他俩的陪同人员中打听到的。郑慕周虽然没有任何公职，一向以热心社会公益自许，为北川请赈他说过话，与成都省赈会的尹仲锡相识。郑在北川也有几块山场，每年要派人去割来，北川的官绅他认识。刘、王两位去北川查灾，先到郑这里来落脚，无非是希望郑能关照一下。郑这方面的经验太够用了，好好地款待了他们一番，派了刘俊逸、尹策三两人陪同作向导。沙汀与舅父说，自己反正这几天没有事，想跟着到那个县去看看，散散心。于是第二天一起上路。
四川的冬天阴湿多雨。往北川去的路一直伸入崇山峻岭之中，远处终年积雪的山顶发出黯澹的铅色光影。路七很难见到几个行人，十来个人步行着，像是通行在无人区里。他在了解了王某的背景后，曾经嘱咐刘、尹两位，如果他们问起，就说他在上海教书，因母丧回来暂住的。路上他与省赈会的人不多搭话。刘俊逸是知识分子出身，在郑慕周手下当过连长、营长，郑下野后，他一直做到团长、旅长。后来，却被别的军阀吃掉，回到安县靠郑照顾，又在县里包点税收支撑门面。比较起来，郑更喜欢尹策三。此人贩绸缎匹头，洋广杂货，是个商人，本钱是郑的部下萧维斌出的。尹为人机灵，周到，后来做过安县商会会长。因为郑的关系，大家自然是客客气气的，谁也不知道沙汀的真实身份。第一天，经永安、擂鼓到达曲山。这三处都有他的熟人，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单独行动，观察一番。当晚，便宿在离安县七十华里的曲山。次日晨继续出发。越是走近北川，战乱后的景象，便越发严重。
对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长征经过这里所引起的事态，当时的《大公报》是这样报道的：朱毛窜金沙江，徐向前股企图率主力由江油、彰明、平武，窜据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