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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山》、《好吃船》、《喝早茶的人》在《申报》发表，转入对四川社会风俗的描绘。但还没有想好，政治上的要求和小说艺术的美如何谐调。突然把童年印象与1931年秋出川船上所见，写成了小品散文。小幅的形式，较易调度，也显示了他创作上处于探索的过程。
创作上的苦恼解决不下，“左联”内部的宗派纠纷却日益严重。沙汀、艾芜都卷在其中，情景是相当难受的。这时，省一师高三班的同学萧寄语在济南教书，他想搞创作，却一直未得其门。这个人独身，租的房子有空余，多次来信邀艾芜去山东，并述说那里的环境安静，不会像上海这样干扰写作。艾芜天生不惧怕飘泊，他对上海已经厌烦，写不出东西的痛苦更深，便决定前往鲁地。
1934年12月，艾芜携新婚才五个月的妻子，摆脱了一切，经南京去济南。沙汀去送行时，艾芜还一再劝说他，无论如何，你也到山东来吧！
寻回那片乡土
艾芜到了济南，不断与沙汀有书信往还。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刚建立家庭，马上便被“家累”吓住。艾芜一次来信述说，在济南观览黄河，在一个小甸子上，见一条小小的毛驴，拖着重载，艰难爬坡的情景，说这便是自己。朋友的这些夸张的知心话，沙汀读了并没有太在意。家本来就是躲不开的温暖牢笼。男人以往的“自由”失去了，总不免发发牢骚，自己也是这样。倒是艾芜不断在来信中责备他不该留在上海，催促他北上的话，使他动心。
“左联”的组织工作越来越难搞了。创作上已把笔锋转向对川西北家乡的描述，但还没有十分的把握。潜心写作需要足够的时间和比较稳定的情绪，上海的环境徒然使人气恼。到山东去，或许是一个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吧。
1935年3月，艾芜去了青岛。沙汀经过反复思量，也决定将全家迁往这个海滨城市。他把这个想法与周扬一说，周扬竭力反对，强调通过沙汀联络的作家数量很多，这样一走会影响工作。沙汀一下决心就比较固执，他向周扬陈述了离沪后专心创作的计划，仿佛青岛能为他铺排下新的文学路程。他答应了正在办一份新刊物的李辉英，到山东后立即给他寄篇小说，以此预支到一笔钱充当路费。他把恒平里家里那些半新不旧的家具全部托运搬走，以示长期在青岛居住的决心。动身是在6月。那天沙汀、黄玉颀带着刚会走路的礼儿，马上要去北站，周扬、立波又一同来劝阻。箭在弦上，这怎么能阻止得了？他抱着不无歉疚的心理，还是上路了。青岛诚然是美丽的。拍浪的海岸，金黄色的沙滩浴场，深碧的海和浅蓝的天空，都使在山地长大的他感觉新鲜。青岛的殖民地色彩也使他气闷。火车站的尖顶、“八大关”的花园洋房群，满街金发碧眼的欧洲人和趾高气扬的日本人，高贵和贫贱都露在街面上。
他当然住不进高贵的地段。在车站西边的距野路，艾芜帮他们夫妇住到自己房子的对面。这是一个二楼，楼下房东在邮政局做事。两个朋友离得如此之近，从沙汀的楼上便能一一见到艾芜家的情景。
安好了家，逛了几次海滩，到栈桥上去看看小青岛的灯塔，然后在桌边坐下来。他计划要写的是类似《乡约》、《凶手》这样一批小说。1936年他编《土饼》集，收入《乡约》时，改名《丁跛公》，又深思熟虑地添加了一个副题：“一个道地的四川故事”。是的，他要在这远离四川几千里的海边，找回他的故乡，找回他那个破烂不堪却又叫人昼思暮想的故乡。少年的记忆，经过成年沙汀的思想过滤，最早浮现上来的都是一些怪诞的事物，他又沉入到年初写《乡约》时的心境里了。《乡约》是标志沙汀创作转向的作品。安县就有这么个姓丁的乡约，实有其人。“乡约”名称自有了保甲制度以后便绝迹了，它相当于保甲长一类角色，但职务范围是专管收银钱的。包括征收粮款、烟捐等等。由于川北家乡特殊的世袭关系，当“乡约”的人，往往几代都干这个营生，父亲是乡约，儿子长大也当乡的。丁跛公本人其实并不跛，父亲是跛的，等他继承做了乡约后，人们还是照旧叫他丁跛公。乡土社会的人是不大流动的，彼此熟透，绝不会搞错。干这种差事，既要有逼小粮户上吊的本领，还要能应付上面的呵斥。逼债是不会受人欢迎的。揶揄、放赖、狗仗人势、苦苦哀求，经得多了，他也会揶揄、放赖、狗仗人势和苦苦哀求。加上性情，成了人人可以开玩笑的人物。所谓“有趣的恶人”、“可怜的恶人”，喜剧性很强的人物，第一次完完整整地被塑造出来。把这种“恶人”夹在团总周三扯皮和被硬派奖券的农民、寄居他家的内弟干黄鳝之间，让他表演，是经过沙汀运用他的政治意识分析过的。生活本身便是这样，自觉地设计人物和情境，更收到了形象活脱、针砭社会的效果。
写作中他非常注意叙述结构的层次：先是一个小圈，贱价从屠夫手里讹来的枪支转眼叫团总无偿收去；然后是一个大圈，如何费尽心力让农民每人白出半条奖券的钱款，让奖券都落在他的手中，如何为了打听开奖的消息受人捉弄，如何在知道中了一个尾奖后做开了发财之梦，最后被团总轻轻巧巧又讹了去。临了，土匪来抢这个精光的中奖者，竟发现无东西可抢，于是，砸坏他的右脚踝骨，成了货真价实的“跛公”。两个圈收束得密不透风。加上叙述语调的不动声色，充分发挥出家乡语言的机趣，和表现性格的魅力，奠定了他的乡土短篇小说的基础。
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国民党政府正在积极推行保甲制度，发卖奖券更是花样翻新。所以，《乡约》写出后，上海书报检查闻出了异味，没有通过，是寄沈从文在北方的《大公报》副刊发表的。
去青岛的前夕写了《凶手》。“断腿天兵”被挟持着，枪杀自己当逃兵的弟弟的故事，这是他好久以前从故乡听来的。地方军阀的内幕，抓案、抓壮丁，训练新兵以及枪毙逃兵，这些事他都熟知。写“断腿天兵”，因为人物是个地道的受害者，愤恨不平的感情压倒了一切，写事重于写人，以至于写到他的“傻”相，也风趣不起来，变成了纯粹的揭露。（你是最推崇含蓄蕴藉美的。对啊，我后来看萧红的《牛车上》，写格杀逃兵的故事，由死者的妻子，在一辆牛车的行进当中，断断续续追叙，景色也随时变换。萧红写得举重若轻，从容、哀伤，不像我这篇剑拔弩张，气氛、效果反而大不如）
现在他坐下来，构思另一篇小说。前不久，他收到一封家信，讲了所谓“剿赤”的队伍，在故乡周围的骚扰。自己家经过逃难、卖房、修屋的折腾，欠债累累，也已奄奄一息了。
这勾起了他对家乡连年兵灾的回忆。这种记忆几乎从民国以前，他的童年开始，就没有停止过。离得故乡越远，他回忆的线头也扯得越长。他想起了安昌镇西街的老屋，他的三进住宅的诞生地，想起了为避免军队总来驻扎，镇内殷实人家，包括自己家，纷纷改装大门门面的旧事。他总能联想到故乡生活那种特别可笑的情致：为了急于把门面改成铺面，急于把改好的铺面房子出租，弄得木匠和租主十分的倨傲，简直把事情颠倒过来，仿佛主人哀求他们来作活，来租住似的。这和刚离开的上海的受雇之难和顶租房子之昂贵、不易，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乡下财主以为装修一下房子，便能消灾，头脑也着实冬烘。把握住这种可笑之点，他觉得落笔叙述这个故事变得容易了。
就因为是在一个最陌生的地方叙述家乡自己老房的故事，这篇叫做《祖父的故事》的小说，会少有的钻出一个少年的“我”来。好像鲁迅住在北京写《孔乙己》，会钻出一个专司温酒的鲁镇咸亨酒店的小伙计来充当叙述者一样。写到小说的结尾，祖父哀叹“这个日子真不好过”，作者有点按捺不住，要表示他对现实的感受：“可是祖父，要是你老人家能够从坟墓里走出来看看，你会觉得你的判断太下早了！”他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他真想与故乡的老辈人这样摆谈摆谈，过过瘾。
7月，写定这篇答应给李辉英的小说，他不完全满意。比起《乡约》来，不够精炼，他失落在回忆当中，使笔放松放散了。但他事后总是想念起这篇东西。这是他的创作大的转机来临前的早产儿。后来成了他一本集子的名字，以表示纪念。
写完这一篇，青岛的生活环境使他再不能一篇篇写下去了。他是抱着满腔希望，想得到一个清静的地方来专事写作的。但看起来，“清静”也可扼杀创作的灵感。这里除了艾芜一家，就没人来往了。而艾芜呢，妻子病了，几乎被灰色的日常家务生活埋住。从楼上看到朋友整日里侍候病人、烧饭、洗衣服，伏在桌上写作的时间都很少。他非常难过，又无能为力。两人已没有任何时间可以交谈切磋，更不要说有什么社会活动。青岛仿佛成了荒岛。
这时，突然接到哥哥的来信：母亲谢世！
母亲曾是他最亲近的人。随着他长大，接受了新知识和信仰，他与母亲渐渐远离，她的生活对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