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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隔几天，史良告诉沙汀，已得苏州法院通知，两三日即开庭审理艾芜。只要找个殷实商家做铺保就行了。幸好任白戈有个相识的南充人李季高，此人喜欢做菜，饶有风趣，平时口袋里也会揣包味精。他舅父流寓苏州三十年经商。沙汀便让刚获自由的白戈陪同史良一起赴苏州，史良出庭，白戈找到姓李的亲戚做了铺保。9月27日，艾芜释放。当天晚上，白戈和他便坐沪宁车返沪。
在天祥里沙汀家里，三个朋友经过千辛万苦，总算又聚在一起。尝了六个月铁窗风昧，形销骨瘦的艾芜，使朋友看了很伤心。白戈还是乐呵呵的，艾芜却心事重重。艾芜知道鲁迅捐钱的经过，受到感动，话才慢慢多起来。几天后，艾芜搬到了沙汀为他租好的迈尔西爱路的一个亭子间。沙汀为了安全，也搬了一次家，到迈尔西爱路附近的恒平路恒平里一个前楼住下。艾芜先是独居，不久与白戈同住，先在西艾威斯路一家豆腐店的楼上，后来搬到金神父路路底一家金龙洗染店的楼上。这两个楼上的常客，自然是沙汀。
艾芜的身体在监狱里拖坏了，出来后生了场病，加上坐疮，苦不堪言。可是最苦恼的问题，却是精神上的。原来，艾芜与那个女工周玉冰，在涟文学校已经有了感情。艾出狱后，她也出狱回到南京哥哥家去。艾去信让她来上海，她不肯，反要艾去南京。两人相持不下，陷于痛苦之中。沙汀听了艾芜的自白，便自告奋勇说：“你不要这样难过，我替你跑一趟，去和她谈一谈，看事情到底能不能挽回！”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沙汀只身乘车到了南京，就住在周玉冰哥哥家里。这个哥哥是中央大学图书馆的馆员。当夜开始了谈判，哥哥推到妹妹身上，说一切问她本人。妹妹谈吐诚恳，言语中对艾芜也有感情，给人的印象不错。她说是哥哥保她出狱，如果离开南京，哥哥要担干系、受拖累。听口气很难有商量余地。次晨，沙汀约女工到玄武湖单独再谈一次，这是他第二次走近这个著名的湖泊，却没有心思观赏景物。离开哥哥监督下的谈话仍然没有起色。看这个柔韧女人的态度这样坚决，沙汀留下自己恒平里的地址，早饭都没吃，便匆匆返沪了。
中午到家，与玉颀没顾上说几句话，便赶到洗染店楼上找艾芜，报告经过，说出自己的怀疑：周玉冰的释放可能是附带若干条件的，比如说不能参与政治活动，不能离开南京之类。艾一听，突然失声痛哭。一边哭一边埋怨大家平时不关心他，把他当做“圣人”看待。这使沙汀受到震动。在这以前，在这以后，他再也没见到艾芜这样一种感情的大崩溃，大爆发了！
对于朋友们的婚姻，他作为一个“过来人”，本来也是颇为留意的。任白戈的恋爱便曲曲折折。1932年沙汀在杭州“汪社”写作，白戈曾带女友邬一先来看他。说起葛乔在北平与托派发生关系，破坏他与邬的恋爱，两人闹翻的事，沙汀是同情白戈的。但对邬的印象并不好。后来白戈与邬还是没能结合。白戈在日本结识了李柯，便是他后来的夫人。再说艾芜。“一·二八”事件前，住德恩里时期，与艾来往较多的有个何蔼兰。何也是女工，省师同学的妹子，一看便知不是为了谋生才去当工人的。何的容貌、人品都不坏，黄玉颀曾设想让她与艾芜好起来，便与沙汀商量，沙汀也表赞成。几次想向艾芜提示，但看他的样子，总像不会考虑个人私事似的，就压下了。这次他的痛哭才使沙汀悟到人的感情的复杂，开始为朋友的婚姻操心起来。沙汀叮咛白戈加意留心，最后是白戈搞“左联”组织工作期间，同杜谈一起，介绍了写诗的蕾嘉（王显葵）给艾芜。蕾嘉是湖南人，中国诗歌会成员。等艾芜领了蕾嘉来沙汀家玩的时候，两人已快要结婚了。沙汀当时觉得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搬出施高塔路以后，沙汀就没有再做“左联”的常委秘书，周扬通知他改做小说散文组的组长。“左联”的活动是半地下的，教工人夜校属于第一线，这个维持了三、四年之久的小说散文组是第二线。
第一个来沙汀天祥里家联系的是杨刚。杨刚从燕京大学毕业不久，是个文静而有文化修养的女性。开过两三次会。一次讨论小说《西奈山》，署名刘宇写的，登在《现代》杂志上，借“圣经”的故事来象征红军。另一次便是开茶会欢迎巴比塞代表团。
欢迎会的地点，在西藏路大西洋餐厅。巴比塞实际上没有来，委托了法国进步作家伐扬·古久烈代替他。团长是英国马莱爵士。这一天伐扬·古久烈由周扬陪同去参观晓庄师范，茶会由一位副团长、法国某市长出席，杨刚任翻译。沙汀刚与邻座的《现代》一伙人施蛰存、戴望舒、杜衡打过招呼，只见鼎鼎大名的田汉露了面。但因为餐厅的楼上楼下，多有巡捕与暗探，大家很快就把他劝走。杨刚陪着法国人进来，贵妇人一样盛装打扮，风度好极了。这次欢迎会之后，他与杨刚就不联系了。按照规矩，谁也不会去打听原委。接着叶紫，后来是欧阳山，便来参加这个组。
叶紫与陈企霞编《无名作家》，鲁迅看了他的小说很赞赏，周扬便让沙汀与他联系。欧阳山中等个子，满不在乎的神气。他穿大衣都是在吴淞路买的旧货，便宜，穿上也挺帅。三个人大约每星期在叶紫家里聚会一次，传达上级的精神，谈创作问题，也谈自己的写作计划。有一次叶紫谈他一篇农村小说的构思，沙汀哇啦哇啦提出剪裁的意见。欧阳山笑道：“啊喝！分明一件长衫，这一剪下来，就变成汗衫了。”沙汀穷开心地打趣说：“依我还得去掉两只袖子，改成背心！”赴这种会一路要防止盯梢，谈起来，气氛却是极愉快的。
尽管“左翼”文人一个比一个穷，但是叶紫一家的贫病交困，还是使人无法相信。他住在南市，弄堂狭窄、肮脏。三代同堂，母亲、有肺病的老婆、小娃儿就挤在后楼一间破屋里。叶紫本人经过大革命的逃亡，人瘦得正面看去就像是看侧面一样。据沙汀1940年在一篇文章里回忆：“第一次到他家里去，他就告诉我，他经常是拿马桶当椅凳，伏在床上写东西的。”“为了向朋友借一块钱、几毛钱，来往步行于菜市路和北四川路之间，或者菜市路和真茹等处，乃是他的一桩带着经常性质的旅行”①。
欧阳山、沙汀都爱喝两杯。谈得高兴了，便拿出钱来打高粱酒。叶紫的母亲便弄点泡菜来，给大家下酒。湖南泡菜与四川泡菜很相似，这时成了佳肴。等到走的时候，两个客人往往会忘记什么似的，留下一点钱在凳子上。
那时候，作为“奴隶丛书”的《丰收》小说集还没有出来，叶紫还在申报副刊上写文章谈自己的身世。通过沙汀，叶要求与鲁迅见一次面，这件事是周扬从中联系的。鲁迅出于对青年作家的支持，当然答应。会见地点在北四川路底的一家饭馆，在座的除周扬、沙汀外，还有两位青年记者。鲁迅那天没有说多少话，主要是静听叶紫的自述。环境很不安定，鲁迅先生只怕因为自己连累了青年作者，时间不长便先行离去了。
沙汀搬到恒平里前楼以后，1934年春，玉颀在医院生下了第一个孩子。这是他的第二个男孩。第一个男孩刚锐四年前生于安县，他是在上海得知他降生的消息的。（刚锐的出生会使你十分难堪，因为那时你已经与黄玉颀热恋了。我承认。这不能完全推之于为了掩人耳目，才不得不过夫妻生活。我是人，而且是凡人，纯情的爱恋而外，我也需要“性”。玉颀虽然是新女性，听到后还是做为话柄嘲笑过我。我看她的忍受度算得不错了）
新婴儿的出生居然与大女儿刚俊一样，也是难产！结果动了剖腹术。这在当时还是怪吓人的。是由一个浑名叫“剪刀”的法国妇科医生做的。孩子的取名有意把表示辈份和宗族关系的“刚”字丢开，因为外祖母叫黄周礼（敬之），便取单名礼字，杨礼。有趣的是，以后生的二女一男刚齐、刚虹、刚宜，这个“刚”字又复了辟。
小说散文组这时与叶紫终止了联系，只余下欧阳山。起初，每星期只两人见面，不久增加了草明、杨骚、杨潮。开会大抵都在善钟路底的欧阳山住处。草明生得娇小，她与欧阳山在一起走路，只到他的肩部。杨骚写诗、搞翻译，他与《打出幽灵塔》的作者白薇的纠葛，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线团。杨骚曾有负于白薇，现在两人同住而不同居。外面对他俩的传说很多，沙汀却很同情他们，是他们的好朋友。白薇病了，沙汀去看她，只见她一人呆坐在桌边，面前放着一面镜子（据说老年的白薇房里，不许有一样东西：镜子）。多难的生活使白薇过早地失去了年轻时的秀美，却留给杨骚依然的清癯潇洒。朋友们只是希望他们能重归于好。杨潮（羊枣）搞理论批评，也翻译。他是杨刚的哥哥。他们家在湖北是个望族。在“左联”成员中，杨潮最“阔气”。他毕业于交通大学，外文好，在上海两个外国通讯社当翻译，收入较多。所以，大家口袋一空，往往找他。周扬也托沙汀向他借过钱救穷。他总是慷慨解囊相助的。杨潮也爱喝两杯，有时来开会，会在大衣袖筒里摸出一瓶泸州老窖，让大家畅饮一番。人多了，会就开得热闹，谈起文学创作，大家总是兴味盎然。这种聚会一直继续到两个口号之争起来以后，才被内部恶劣的空气破坏掉了。不过在私人交往方面，沙汀与他们仍是友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