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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把集子定名为《法律外的航线》，而且按写作时序将篇目倒排，把这一篇置于最前面。轮到要给自己起笔名了，他想起了家乡淘金工人的称呼，金厂中的沙班，也称“金夫子”，便取了“沙丁”两字。艾芜说，这不太像一个姓名，建议将“丁”字改成“汀”，被欣然采纳了。（这个笔名取得实在好。农工有扭转历史的伟力，是你当时尊崇的，有历史价值。还有“开掘生活”的象征意味。连笔划、音调都是枯瘦、简约、滞重的，正合你的美学风格）
于是，在1932年年底的中国文坛上，“沙汀”这个崭新而略显古怪的名字，便和他的第一部集子、第一篇刊载小说，同时诞生。
这是你的“左联”时期。由包括你在内的一批艺术上有追求的作家，才构成左翼文学摆脱幼稚、走向成熟的历史。
1936年才是我的年。我写出属于自己的道地的四川故事，我的文学算有了落脚点。
沙汀传……第六章 时代的和乡土的
第六章 时代的和乡土的
一九三三年的文学新人
他没有料到，左翼文学界会对他的小说迅速给予回响。最早做出反应的又是当时几个著名的作家。
《北斗》讨论《码头上》和《野火》的意见，通过艾芜转达过来。作品得到了肯定。丁玲还在编辑部对沙汀小说的四川方言做了解释。她是湖南人，有些土语这两省相通。
本来，周扬是沙汀介绍给艾芜的，但周离开德恩里时没有留下新住所的地址，两人暂时断了联系。这时，倒由艾芜领他到北四川路“上海大戏院”对面的一个弄堂里，去看周扬。那天穆木天也在，艾芜显得与穆很熟，拿他正在进行的恋爱开玩笑。
周扬告诉沙汀，给《北斗》的小说已经转到他手里，他很赞赏，答应把《码头上》在《文学月报》先行刊出。而且拿出茅盾看过这篇小说顺便在一方土纸上写下的简短评语，大意是说，东西写得可以，只是他不怎么喜欢那种印象式的写法。周扬认为，沙汀能得到茅盾这样的评价已经难得。他真也是喜出望外。
茅盾是他在省一师读《小说月报》时期便敬仰的一个前辈，现在又是“左联”的重镇，所以，他高兴得只记住了他奖掖的话，却忽略了他的批评。而实际上，他对印象式写法的自我感觉，这时还很好，也不大能够引起深的思索。此后，周扬便主动介绍他加入了“左联”。这是1932年11月的事。周扬又将他刚出的短篇小说集送给茅盾看。到了12月，《文学月报》出版第一卷五、六号合刊，上面在登载沙汀小说《野火》的同时，便发表了茅盾的《“法律外的航线”》一文。沙汀真是生逢其时，左翼文学正急需摆脱“新写实主义”的模式，这使得茅盾毫不迟疑地愿为初出茅庐的作者呐喊一声，说沙汀的第一个集子“无论如何，这是一本好书”！
（你当时是否理解了茅盾这句话的份量？那可以去读读我写过的话：“他的评价使我有勇气把创作坚持下去”①。这就是主要的。一个初学者最需要拥有的，是能不能继续干下去的自信力。我在这方面本不是一个富有者）
沙汀感到了茅盾的评价力量，却无法全部理解它的理论内涵。茅盾借了他，批评了“‘革命文学’的法规”。认为他的大部分作品未重蹈“公式化”覆辙。唯对别人竭力赞誉过的《码头上》，提出了严格的批评。茅盾欣赏的是《法律外的航线》、《恐怖》等篇显露出的“精细地描写出社会现象”的才能，运用活的语言的才能，看出他是“真正有生活经验的青年作家”。他的艺术感觉原是好的，这时被强烈时代使命感压住了，加上周围的人大都说他用散漫的场面描写来表现正在行进中的“革命”，是他的特殊之点，“如何的新，如何的新”，所以，在一、二年里他还没有从茅盾批评《码头上》醒悟到什么。
但是，对有人批评他的小说欧化、艰涩、拗曲，他似乎一直保持着从自修外国文学得来的看法。几年后，在一次讨论大众化的会上，他还辩解说，“文艺大众化”是要得的，可是，不能接受说他的作品不够通俗的意见。“他说文艺创作的形式是自由的，尽可利用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而达到他所要达到的目的”。直辩得满脸通红，口沫四溅。①他与周扬的交往逐渐加强。周扬在湖南读中学时便结了婚。搬出德恩里，周的家眷从家乡益阳到了上海。两家往来，黄玉颀和这个高大的女人相处得挺好。周扬孩子有病，沙汀帮着找医生。周扬是个遗腹子，家境每况愈下，他把湖南的家信给这个新朋友看过，信中有这样的话：如果这个家从窄路走宽路自然容易，现在要从宽路走窄路就深感困难了。这留给沙汀挺深的印象。生活上周扬是个书生，需要他提供经验。政治上沙汀是信任周扬的。与辛垦书店的关系闹僵后，一次沙汀在路上碰见周扬，迫不及待地说起来。周扬看他太动感情，一时又说不清楚，便拉他到家里详谈。
事情是这样的：辛垦出版了一批书籍，特别是发行了《二十世纪》，社会上有了一些名声。1932年8月，国民党政府唆使复兴社特务搜查、捣毁进步书店，以压迫出版界，北新、良友都先后蒙难。杨伯凯忧惧辛垦受到查封，便对沙汀、任白戈说，想请叶青去与周佛海拉点关系，两人当即表示反对。杨一看话不投机，便将话题带过。隔一段时间，任白戈从书店张慕韩处得悉《社会新闻》主编朱其华来找过叶青，叶又到南京找了周佛海，书店汉问题了。张老诚，说话的口气又很自然，任白戈确信不疑，便气急地来找沙汀。于是，过去积攒下的不满，这次来个总爆发，两人决定一起脱离辛垦！沙汀把这个意向与周扬一说，得到了支持，周说：“你就专心一意地弄文学吧。”
过了几天，沙汀、任白戈正式找杨伯凯谈话。没有将南京的事情端出，只说要退出书店。杨听了十分惊怪，一再表示挽留，后来要大家去和叶青谈谈。叶青这时单独住一栋弄堂屋子，将南充的弟弟妹妹接来帮他料理生活。他比起刚到上海时阔气多了。
到了约定的时间，任白戈未到。叶青见了沙汀，口若悬河，大谈书店前途，似乎北新、开明也不在眼里。沙汀问他去南京是怎么回事，他明明懂得问话的用意，却狡辩道：“那是有人介绍我一位中央大学文史系的女学生。”随即谈自己如何满意，单等对方毕业后结婚，现在双方通信，讨论治学，将来准备也出本《两地书》，连结婚的费用也可解决……这家伙越说越得意，冷不防沙汀蹦起来，说了句粗话，嚷道：“你可真会打算盘！”不管杨伯凯的阻拦，直冲下楼去了。叶的兄弟见势连呼：“哎，咋就走啦？”只看到沙汀一个气冲冲的背影。他从此脱离了“辛垦书店”。为了避免叶青的纠缠，索性把家搬到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路口的四达里。
沙汀与杨伯凯以后还有多次接触，到抗战时期在成都协进中学共事，知道他主持《华西日报》的笔政，开展“民盟”工作，直到他倒在十二桥畔的血泊之中。与叶青的联系只有一次，是路遇刘元圃，被拖去参加叶的婚礼。地点在八仙桥青年会。沙汀想起他的吹牛了，被好奇心驱使，躲在人群背后远远地看了叶青一会儿。他当然无法预测叶将来还有第二次叛变。只见大红喜幛前叶青身着燕尾服，戴着白手套，身子不时地扭动，似乎对这套绅士服装不太习惯。在强烈的灯光照射下，他脸色苍白，表情呆板。沙汀突然连了解新娘子是不是那个女学生的兴味也失去，中途偷偷溜走了。
用了与对待辛垦同样比较激进的态度，沙汀进入“左联”后。连续写了《战后》、《老人》、《土饼》、《爱》、《有才叔》、《上等兵》、《老太婆》这一组短篇小说。绝大部分写苏区，材料都是间接从报纸上看来或从哪里听来的。不过除了场面，倒是注意了对人物的刻写了。
（写《老人》，我是从党内《上海报》看到有国民党“围剿”的军队占领一个地方之后，对老百姓骚扰的报导，以及公开的《社会新闻》、《文艺新闻》透露的这一类消息得到启发。而人的生活，各地的老年人，总有共同性。想到我对生活的选择，母亲与舅父还不是不理解？靠着推想，挪动了时间、环境，我心目中出现了一个长期不理解儿子参加土地革命的老人，直到反动军队“教育”了他。这篇东西酝酿很久。由于类似题材的作品在当时还很少见，我写时又融进了四川山区的描写，老农的描述，比起完全概念化的革命作品稍好一点，成为这种苏区小说的代表作。以后，才会被鲁迅、茅盾帮助美国人伊罗生编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的时候看中。鲁迅、胡风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当代小说时，也推荐了此篇，由胡风翻译，前面加了小传，登在日本《改造》杂志十九卷一号上面。——沙汀1986年11月24日讲）
同年4月，写《土饼》。
一个美的凄清的故事。母亲用黄土做成泥饼，来“欺骗”饥饿的孩子，也是从报上看到的。故事的地点、人物、体会，都是沙汀的。他想起故乡农村的雕蔽，税收从民国二十几年已经“预征”到民国五十几年，山区里不种大烟还要抽懒捐，军阀造出劣币、假纸币坑害百姓。但因为已经远离故乡，他在揉进自己的生活体验时，是靠回忆来构思的，一种类似童年的体验，使揭露蒙上了一层诗意。这种格调一直到创作《祖父的故事》前后，仍然存在着。
（为什么你不把《上等兵》、《夫卒》这样直接写参加“围剿”苏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