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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物刻画的方法，提出这样的疑问：虽然也曾看见过好些普罗作家的创作，但总不愿把一些虚构的人物使其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却喜欢捉几个熟悉的模特儿，真真实实地刻画出来——这脾气是否妥当……②
信的内容和语气都耐人寻昧。两人都还不是“左联”成员，还没有真正发表过作品，了解文艺主要是靠读出版物。他们不是没有看法，在文艺见解上，他们已经十分接近鲁迅，但仍需要通过别人来证实自己。他们不知道鲁迅所住景云里具体门牌号数，便把信寄到宝山路商务印书馆他弟弟周建人先生处转。发了信心里很紧张，怕先生没有时间与陌生人打交道，在不断的盼望和各种推测想象中，谁知很快便收到先生12月8日的简信，说他正在生病，允诺病愈后再来详复。12月28日，鲁迅果然写来了一封相当长的信，这就是那篇《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他回答两人：我以为所举的两种题材，都还有存在的意义。……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①复信内容的丰富，很难使两个当时的年轻人全部领会，但他们受到了回信这个事实本身的鼓舞。转过年来的1月初，由杨子青执笔又写了一信，并附上《太原船上》、《俄国煤油》的小说稿，向鲁迅再次请教。1月5日，鲁迅收到信，10日便写了复信。这次是先生与许广平一起把信与稿子送到德恩里十三号的。他恰好不在，由汤道耕出来收下。但是汤太粗心了，以为送信稿的必是周建人先生。鲁迅夫妇也不予说破，匆忙走了。汤道耕从此就再没有见到鲁迅先生的机会了。这封信据回忆，对《太原船上》颇为肯定，认为写得朴素、亲切，对《俄国煤油》则下了“顾影自怜，有废名气”的评语。①（这够叫人灰心的。如果你不是选了《俄国煤油》，而是选了《风波》送去，情况会怎样？对已经发生的历史可以做假设性的思考，但历史不可挽回。《俄国煤油》刻写人物的技巧稍好些，也更像是一篇小说，我只能选择它。另外，如果没有鲁迅先生的批评，怎么会有《法律外的航线》这一组作品的产生呢？）
废名的乡村小说他是读过的。“顾影自怜”的毛病大概出在描写小资产阶级身上吧。他想得比较简单，把鲁迅信中说的主要看“作者所站的立场”，不是看写什么题材的重要思想忽略了。他决定不发表这篇稿子，并放弃一连串描写知识分子的计划。另一位显然比他受的鼓励大，把新写的《伙伴》勇敢地投到丁玲主持的《北斗》杂志，并因此参加“北斗”读者座谈会，与“左联”先一步发生了关系。
艾芜的《伙伴》还未及发表，“一·二八”战事爆发。闸北正在交战地带，他们夫妇与艾芜在德恩里楼上蹲了大半夜，只听子弹、炮弹在头顶上乱飞。天放亮后，伸出头去一看，在横浜桥一带布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兵，虹口那面更不必说，每条巷道都有哨兵把守。他们等于是住在火线上，困住了。邻居四川老乡的女婿，即《我“做广告的”表兄的信》的原型（此人实际在福建某县做县党部宣传部长，却很幽默，说自己是“做广告的”），出去探路，反被日本兵抓去，更增加了四周的恐怖。这时，任白戈突然一人奇迹般出现了。
白戈是从法租界专门跑来接他们的。他满不在乎，朗朗地说：“既然我能进来，你们就能跟着我出去！”四个人，白戈走在最前面。亏得他那么熟悉，挑着各种大小的街巷兜来转去，有几次一直撞到了日本兵的刺刀尖下面，把黄玉颀吓坏，连叫：“薨凡！我们不要走了，太危险了！”薨凡是白戈的原名。他不灰心，也不说话，领着他们退回来，再找别的路去转。终于被他寻到日兵守卫的空隙，绕过两道岗哨，领出北四川路，逃到法租界吕班路杨伯凯为“辛垦”同事们专租的一间大房子里避难。
这房间是一个前楼，先前已有刘元圃、丁跃诗等逃来，加在一起有十八人挤在一块，办大伙食，吃大锅饭。晚上在地板上睡觉，各自形成自己的角落，还可以互相搭话。战事还在进行，民心也很沸腾，朋友成了难友，比起平时不知要亲热了多少。每天早晨照例抢报看，一张报传来传去。饭后，这些人会跑到北四川路桥的南畔，远眺苏州河北的连天烽火和日本兵的活动。每个人都想自己的心事，久久徘徊、观望。日本一个大将被刺的那个晚上，法租界各条马路都聚集了中国人。他们也像市民一样，去狂欢，去跳，去喊。《北斗》编辑部大概讨论了艾芜的《人生哲学的一课》，引起一片赞扬。逃难期间，叶以群（那时叫华蒂）曾来吕班路约艾芜谈话，后来还经常约他去开会，大概艾芜不久便加入了“左联”。伙伴的进步给他造成不小的心理压力。所以，“淞沪战争”一结束，杨伯凯好意地建议他们夫妇住在他那里，好就近商量书店的事，给他创造研究理论的条件，却被婉言谢绝了。他要搞文学，不是搞理论。搬回战后的德恩里住了一阵，夫妇俩便又一次动身去杭州，仍然住在“汪社”。他一头埋下去创作。当秋天降临，果实熟了，他在杭州写下六、七篇短篇小说，这是他的第二批产儿。他果然不写知识分子，而写起了革命的、下层的和抗日的题材。
1932年4月，写《恐怖》。
《恐怖》是写广汉兵变的。1930年10月25日，距成都四十公里的广汉县驻军陈静珊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之一部发生武装起义。军阀们大起恐慌，便进行“清共”大屠杀。事件发生时，他刚为募款并接黄玉颀从四川回上海，消息传来，成都戒严，部队连夜包围学校，次晨集中学生点名，被叫出的站在一边，就地枪决，每个尸体贴上一张书有“共产党”字样的白纸条，……这些，他都真实地写进了这篇小说。小说没有单独的人物，只有隐约的事件和浓厚的气氛渲染。细节是省一师的，以一个普通青年学生的角度来感受白色“恐怖”。水车的声音也是真实的，这是成都老自来水厂设在百花潭外面的河道里的机械，它上面的巨大竹筒在倾倒水时发出的声响，夜里特别清晰，这是他学生时代非常熟悉的。外国小说教他学会利用它来烘托人们的心理，又有某种隐喻的作用。写大事件却不写大事件本身，而是写侧面，写影响所及，写影响到各阶层，也影响到“我”。所以写来笔法自由，情绪饱满。曹荻秋参加过广汉起义，这是解放后曹任重庆市长时谈起来才知道的。曹当时在广汉一所学校教书，到了兵变发动的预定时间，是他敲钟发出信号。所以曹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沙汀为了纪念他，在重版《祖父的故事》时，特意增补了此篇。
也是这年4月，写了《码头上》。
上海流浪儿童的生活是他亲眼看到的。他们在这个大都市显得人数众多，白天行乞，捡破烂，夜晚东赶西跑地找地方睡觉。苏区红军的新闻，常被小报童们叫卖时当作招引买主的口号，他在上海街上听惯了的，使他在这篇故事的末尾想出流浪儿童向往苏区的情节。对这些，他知道得太少，这个光明尾巴和全作品的概念化，是很明显的。也没有中心人物。
8月，写《法律外的航线》。
他几次出川、回川都乘船，经过贺龙活动的那一带苏区。船上过往客商，散兵游勇，多数乘统舱，大家摆龙门阵，东一句西一句，谈船舷两边地方上的情况。外轮“怡和”、“太古”都是英国人的，水兵架机枪防备红军，靠岸后尽速地离岸，所以称为“法律外的航线”。写这篇小说，有生活感觉，同其他几篇按报上材料加进体验的写法不同。当然有虚构，如查票后将买黄牛票的乘客抛进江中，他并没有见过。此篇像是一个个镜头对接而成，也没有中心人物和完整事件，学伊万诺夫写群众场面，《铁甲列长》的印痕很深。他对这篇的自我感觉稍好。
带着这么几篇小说，他回到上海。但信心仍不足，时时摩挲着这些投入了一部分生命的纸张，却连一篇也没有勇气拿出去发表。艾芜这时与“左联”小说家李辉英，还有一个姓雷的“左联”诗人住在德恩里。杨子青夫妇没能再租到德恩里的房子，便在杨伯凯住的虹口里虹桥一带三角地菜场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栖身。艾芜好几次拉他喝酒，给他打气。任白戈常来看他，也知道了他的创作情况。一次，在杨伯凯家里，当着杨与他的面，提出让他编个集子在辛垦出版。白戈知道，如果他不提，杨子青既便有这个想法也只会闷在肚里。杨伯凯一直强调理论书籍的重要，先前出周扬译的《果尔德小说集》，就表示过异议，这时听了白戈的建议，虽表示赞同，但口气、神色给他的印象似很勉强。而且又接着说，是否先发表一部分，使书的销路更好些。他一听便火了，拂袖而去，搞得杨伯凯十分狼狈。幸亏任白戈从中解说，杨伯凯过后主动催促，派刘元圃到家里取稿，他才将十二篇小说全部交出。稿子可能是刘元圃看的，后来也是刘通知说书稿已送印刷厂，并让他看过准备刊发在《二十世纪》上的出版广告。
集子付排，艾芜听了比朋友本人还要高兴。两人还把其中的《码头上》、《野火》两篇挑出，由艾芜交《北斗》去发表。后因《北斗》遭查禁，小说是在周扬主编的“左联”另一刊物《文学月报》上登出的。艾芜为这个集子的封面，还托了耶林请野风画社的主持人、“美联”成员郑邵虔搞了幅木刻，刻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