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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
（你想，你还能忘记德恩里吗？不必打趣，我怀念德恩里，应当包括黄玉颀、周扬、周立波、任白戈、艾芜……）
在德恩里建立的小家庭是很简单的。黄玉颀起初还想读书，进了“美专”。他还是一边自学，一边参与辛垦书店事务。杨伯凯给葛乔汇来陈静珊的股金，有两千元，还说可陆续再汇。成都车耀先的“我们的书店”，合川的一家书店，都代销辛垦的书籍。只有南充一个姓廖的青年做葛乔的助手，有时包书、跑邮局，弄不过来，他便跑去帮忙。
辛垦的事业好像很有前途，不久，杨伯凯结束教务，携全家返回上海。他带来成都大学的学生刘元圃、谭辅之，并宣布了一个由书店提供生活费用，来培养一批青年理论翻译者的计划。说陈静珊支持这个办法，愿意出钱。从推荐叶青，到这次未经商议便引进新成员的做法，激起了杨与原来四个发起人之间的矛盾。后来叶青与杨伯凯又提出办理论杂志《二十世纪》，争论更为激烈。但最终还是办了，他还被说服着，用“杨朝熙”的名字，充当了刊物发行人。《二十世纪》的出版，引起了文化、思想界的注意，叶青批判胡适的文章的发表，影响更大。名教授邓初民来过“辛垦”，希望能在他们学校代售这本刊物。周扬转达以讲尼采的唯意志论闻名的李石岑想见叶青的意向。据周扬说，李已开始倾向唯物论，应当用叶青的一套去影响他。为此，他曾与叶青、周扬一起去过李宅。
可是书店立脚刚稳，杨伯凯便以葛乔应专事译述为名，将叶青的同窗、南充一中的教员张慕韩弄来当经理。这引起书店内部的轩然大波。葛、王退出书店。杨子青也感到杨把他们甩在一边，反正他的兴趣已从这个文化事业，渐渐转到文学上来，与书店的关系便一天天淡薄下去。
他在上海的朋友本来不多，葛乔去了北京，王义林离开大兴坊，新识的周扬又从德恩里搬走，时常与他们夫妇来往的只余下还在教书的任白戈。老年的杨子青现在谈起这个老朋友，也是充满了感情。
（任白戈死，周立波死，我哭得最伤心。记得黄玉颀第一次怀孕不愿要小孩，在老靶子路一个姓沈的医生处打胎，身体很虚弱。我天天看护她，几乎要拖垮了。白戈知道后，便在学校请假，把一切事情放下，帮我轮流看护。德恩里房东日本老太太都夸奖白戈。白戈为人随便，他在我们家出入时间长了，有时叫他帮着去买东西，他起身就走。我们看他穿了出门的衣服，迟疑了，说买的是豆腐，他说，买就买，照样西装笔挺地捧着豆腐回来，豁达得很。白戈与我同时退出辛垦后，便去山东教书了。他后来也加入“左联”，做过许多工作。——沙汀1986年12月9日讲）
但任白戈不大谈文学。正在理论和创作的交界线上徘徊的杨子青，在等待一个时机。条件成熟后一切在于一个触发的媒介。1931年4月，在上海的马路上于千万人中竟然与阔别六年的汤道耕相遇，便成了这样一个燃点！
这是《文艺新闻》周刊刚刚披露“左联”五位成员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被秘密杀害于龙华警备司令部的惊人消息不久。这一天，子青陪着因病已经停学的妻子，从老靶子路宽仁医院回来。在北四川路的横浜桥上，一头撞上独行的老朋友。他觉得汤道耕简直是从天而降的。汤道耕看着杨子青和他身边的这个小女人，也呆住了。他连忙将汤拖到不远的德恩里家中。刚巧任白戈来访，互相介绍后，这才知道汤道耕是刚从南洋回国，住在宝山县泗塘桥一位农民家里，是一位在劳动大学农学院学习的云南青年王秉心介绍的。他热切地邀汤道耕搬来同住。他几乎立刻意识到，这对于他们两人来说，都是万分必要的。几个月后，发生了“九·一八”事件。《泰晤士报》的英国记者在外滩竖起写着“日本人占领沈阳”的大牌子。入冬，汤道耕搬到德恩里十三号的亭子间，与他们夫妇为邻。安顿好后，老同学详详细细谈起他从云南到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的飘泊生活。他的经历带着浪漫的热带气息，六年里做过杂役、店小二、家庭教员、仆人、编辑。在仰光病倒，为川籍和尚谢无量先生的三弟万慧法师收留，煮饭打杂，还搞社会活动。因与“马共”发生联系，被驱逐回国。在厦门逗留时，想进入苏区不成，这才来沪。这些以后被一一写进《南行记》美丽篇章里的故事，让杨子青夫妇听入迷了。那时，他（指杨子青——笔者）虽然尚未动笔创作，但已经苦心自修文艺好几年了，听见我有那么多那么奇的经历，且将过去所熟悉的我的性情加以估量，便劝我无论如何也像他似地致力文艺。并把当时穷迫的我，拉到他的家里住着，使我每天都得安心地无忧无虑地从事研究，写作。又在研究和写作的路上，热心地给了我无穷的指示。记得那些日子的晚上，当我已经倦了，头偏向另一边的时候，他却还更加热烈地说了起来，一面伸出手来，摇动着我的膝头，使我又不得不凝聚精神，重新谈论下去。①
半个世纪以来，这两个朋友回忆起共同的文学发端，一个说是那一个启发了他的创作欲望，另一个说是这一个鼓励了他的写作决心。这怎么能说得清楚呢！杨子青已经很长时间朝夕沉浸于文学。这年初，还偷着试笔。现在遇到这样的挚友，越是用劲地说服别人，便越是在催促自己的文学新生，两者是合而为一的。
汤道耕身边这时连一本书也没有。自修写作的生活开始以后，便借了他五、六本赵景深译的契诃夫小说看，借李青崖译的莫泊桑小说看。耿济之译的屠格涅夫《猎人日记》（即《猎人笔记》），省一师时期正在《小说月报》连载，是杨子青一本本买来撕下装订成书，两人一起读的，现在又来一起讨论。他们还谈《战争与和平》里安德烈夫人生孩子一节，气氛写得如何之好。汤道耕觉得中国小说似不必着急看，杨子青却比较宽广，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桥》，沈从文的《灯》，都找来读过。他在构思小说，对创造社的偏爱情绪已经消退。
这样，两人天天聚在一道，晚上读书，白天埋在屋里往纸上涂抹。汤的《太原船上》，他的《俄国煤油》、《风波》等小说，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
差不多每个作家的第一篇小说都带有自叙的色彩。他一构思《俄国煤油》，在描写他“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的时候，便加进了自己困居上海的种种感受：租界和华界的区别，亭子间或几人合住一个前楼的狭窄，二房东的奇怪职业和脸色，晨起弄堂里马桶成列的臭气，打汽煤油炉子的麻烦，在繁华马路上容易迷路，或走路不看脚下，以至常常踩了别人，招来詈骂的窘态，都是他这一年多亲身体验到的。这一段生活给他带来的阴暗心理，与他读过的外国心理小说汇成了一片。
此外，还有整个“左联”初期普罗文学对他的影响，使他在一个琐屑的故事里企图渗入重大的政治意向：有意要反映群众在中苏建交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看法。他知道，对于这种知识青年的灰色情绪应抱批评的态度。可自己不也是这样的青年么？一种讽刺与自责混合的情绪在笔底自然流露出来。一个做着白日梦的罗模便在德恩里小屋，经过白日梦一样的冥思苦想产生了。
（多少年以后，有些很有特色的作家，批评你的文学是“客观主义”。他们如果知道你的处女作是这个样子，该怎样说呢？从我的道路来看，直露地抒写，像发泄自己情绪一样地写小说，是我的幼稚期，然后进入咀嚼生活、咀嚼情绪，再写出的时期）
写好《俄国煤油》，与流行的小说一比，他感到迷惑。这样一个罗模能有积极意义吗？如果写下层，他想起了家乡的生活。这太熟悉了，一条新公路的建设，会带来老百姓各种各样的惊恐，特别是推鸡公车（独轮车）苦力的惊恐，这是个很好的普罗主题。他想起鲁迅的《风波》，一条辫子引起的故事。想起读过的外国小说，用一件事来展示各种人物反应的技巧。一些片断在脑中闪过，他急忙捉笔，写了“几段乡村生活纪实”，拟题目时干脆写上了《风波》两个字。
随着第一批小说的写出和反复讨论，他与他的伙伴的忧虑加深了。汤道耕写的虽然是下层劳动人民，但与这时“左联”提倡直接反映现时代大潮流的作品仍有距离。他们没有能力写都市的集会、罢工，也没有写农村的反抗、起义，这能有价值吗？他们要从事的是左翼的文学，但稍一实践便感到其中的矛盾性，起码在“写什么”这个问题上感觉无所适从。
讨论中，汤道耕问起了“五四”时代便景仰的鲁迅先生。他在缅甸时，鲁迅正同创造社笔战，南洋的进步文化刊物是上海地下党的人在那里开辟的，他们都赞成创造社，认为鲁迅“落伍”了。现在一问起来，他即告诉：鲁迅就住在附近的景云里，先生到上海后发表的杂文仍有巨大的影响。这样，两人决定共同向鲁迅先生请教他们心中的疑问。费了不少的踌躇，由汤道耕执笔起草了一封信。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曾手写了好几篇短篇小说，所采取的题材：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把那些在现时代所显现和潜伏的一般弱点，用讽刺的艺术手腕表示出来；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下层人物——现在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把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冲动，刻画在创作里面，——不知这样内容的作品，究竟对现时代，有没有配说得上有贡献的意义？①
对于人物刻画的方法，提出这样的疑问：虽然也曾看见过好些普罗作家的创作，但总不愿把一些虚构的人物使其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却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