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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汀画传-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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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眼到了1927年3月,发生了英美军舰炮轰南京的事件。3月31日,杨閛公以左派国民党省党部的名义,在重庆打枪坝召集群众大会。刘湘下手弹压,当场打死打伤七百多人。4月4日,杨閛公被捕,牺牲得十分惨烈。这就是“四·一二”政变前夕,又一次天下未乱蜀先乱的“三·三一”惨案。

  这时,他的家乡川西北一带,邓锡侯、田颂尧的防区,比刘湘的川东平稳。军阀们还在高唱“革命”,没有露出杀机。与周尚明在一起,他的眼光变得明亮,知道许多人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但对四伏的危机,毕竟没有很多警觉。他具体感受到的,还是高涨的革命形势。

  初夏,在同乡萧维斌家里,他又与周尚明碰头。周突然问他:“你如果愿意参加中国共产党,我可以介绍。”杨子青早已从这个亲密朋友身上,隐隐猜测到他的身份,对于这样的询问似乎早有准备。他从与张君培接触到认识周,逐渐抱定只有共产党才是最革命的这个信念,所以,没有迟疑,当即表示愿意加入。

  几天后,周在少城公园与他约会,通知他上级已经批准了他的申请,今后便由周直接与他联系。一切是水到渠成,他做出了决定性的政治抉择。

  (你是不是觉得,这一段叙述得过于平淡?不,我并不想听你在这里高奏凯歌。一个事后证明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在当时可能发生得平平淡淡。影响是日后显示的)

  过了些日子,周尚明通知他,到春熙路孙中山的铜像(现在仍矗立着)附近的一个茶馆来鹤楼会见刘愿庵,周也在场。刘是党的川西特委负责人之一。他在一个报馆写社论,报馆也在这条繁华马路上。

  刘中等个子,胖胖乎乎的。听杨子青谈了安县社会情况后,告诉他当前的任务是,要积极帮助国民党左派发展,以抵制右派的力量。然后,便以国民党川西特派员的名义,委派他去故乡筹备国民党左派县党部。这是他最早接受的一次政治使命。

  他后来还见过刘愿庵两面。刘在国民党背叛后,负责恢复党组织,不幸被捕,于重庆较场坝遭杀害。赴刑场时,用凉轿抬着,由一个手枪连押阵。下坡路滑,轿夫跌倒,把他甩下来。他爬起来忙把轿夫扶了,连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个该怪刘湘,不然我怎会要你们抬起走呢!”几分钟后便就义了。他对这个人牺牲的故事一直记得很牢,讲起来总会流露出敬佩之情。①他不会忘记,当年他回安县所持的委任书,便是刘愿庵亲自交给他的。

  安县这时上层的斗争十分尖锐。国民党右派势力与军阀的勾结还没有完成,绅士阶层里的分化已很明显。县里的三个劣绅,人称“三个瞎子”的林华卿(县团防总局局长)、罗伯卿(城关团防局长)、萧北垣(县参议员),都是近视眼,争起权力来眼睛却睁得老大。他们与郑慕周有矛盾。1927年初,驻防安县,江油、彰明、北川一带的董长安旅部(属田颂尧之下孙德操师),任命安县知县②仁寿人夏正寅。此公社会关系独特,他的弟弟(留法学生夏仲寅)和几个子女都是共产党人,本人思想进步。他又是董长安的异父同母兄弟,后台有利。夏到任后,便对几个劣绅的横行不法表露不满。林华卿去求见夏,碰过钉子,要他“堂见”。这就增加了安县形势的微妙性。

  杨子青回县,抓住这个时机,利用夏正寅与舅父的良好关系,马上去拜会他。夏一口答应支持,经过县行政会议议决,立刻在城医拨了栋房子,给了一笔经费,又物色了一名姓李的办事员,一名姓胡的公务员,很快就推出了县党部筹备处的牌子。

  这件事办得顺利。筹备处周围聚拢了县里一些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主要是青年教员如史鸿仪、赵槐轩、李爽亭、曾学渊、王行之、刘际唐,还有去上海求学未成的谢荣华。一伙人在场集天上街宣传,向市民讲解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也揭露县里魏道三等人宣扬的国民党右派观点,及他们与外国教士的勾搭关系。不过仅仅是造些舆论。

  斗争的焦点,暂时集中在县团务干部学校。这个学校本是为驻防军培养下级干部的,1927年初开办,校址在城北城隍庙。它不收学费,除绅士们保荐的袍哥子弟外,一百多学员中大部分是贫苦青年投奔来谋生路的。夏正寅推举了本地“工专”出身的刘炳(景星)筹备。杨子青与刘在1926年冬相识,还谈得来。刘一任校长,便来邀他作政治教官。他意识到这是发展组织、掌握武装的好机会,即写信给周尚明,请派得力干部参与。上级果然重视,刘愿庵便派了高凌来任专职的政治教官,他也在学校兼课。

  高凌相当精干,凡事极有主张。他来后,杨子青觉得在安县有了依靠,大事情都与他商量。团务干校有了高凌,进步倾向很快显示出来。学员的帽徽本来是赤黄蓝白黑五色组成的五角星,被认为是军阀标志,换成了橙黄色的三角形。军训和理论课程也都步入正规。这个学校的变化立即遭到城里劣绅们的反对。只是由于有夏正寅在,斗争尚没有表面化。当时,川西北的军阀,没有立即跟上“三·三一”惨案、“四·一二”政变的步伐,通过夏正寅,还在要求左派人士去中坝(江油)帮助筹备董长安司令部的政治部。夏正寅找到他和高凌,后经请示,组织上派张秋高、姚自若等党员前去。这期间,郑慕周热心地扩充汶江小学,捐资创办县图书馆。他介绍省一师的同学来校任教,并委托省一师的老师张秀熟先生开出书单,买了不少新文化书籍,主要是商务出的“万友丛书”、共学社的翻译丛书,后来又购置了李调元的《函海》、一套汉文版的藏经及旧书,使图书馆初具了规模。由于有了这点政绩,1927年年中,当原来的县教育局长被控告去职后,夏正寅提出让他接任。他起初不愿做,高凌却积极赞同。他在安县教育界的好友马之祥等也鼓动他。后来,组织上也批准了,才正式接受下来。走马上任前,马之祥开玩笑地说:“准备挨‘快邮代电’啊!”这是当时控告一个人的简捷、流行的方式,意思是说,当上了局长难免会遭到各方面的攻击。

  他似乎成竹在胸,把县党部筹备处周围的青年积极分子,动员起来做事。让李爽亭当教育局文牍。李是个秀才,曾在地方部队干过笔墨差事。又让唐绍周管财务,自己不沾钱财的边,甚至还拿出局长的薪水补贴李爽亭等人。他着手把故乡教育界的老朽们换下去,干得大刀阔斧。全县设的三个督学中,曾学渊、王行之两人都是青年师范生,杨子青把他们从一般的小学教员提拔上来。各乡镇的小学校长,原先不少是乡长、镇长挂名,或被一些前清有功名的人把持,这时均遭免职,换上一批年轻有为者。县立高小的校长萧伯镛是个拔贡,换上了谢荣华。连他的一位老师蒋品珊,也这样被撤掉了。这些做法引得全县的旧绅士们大哗。而他却被自己施行的新政弄热了头脑,依仗着舅父的力量,一味地推行下去。他在教育局长半年的任上,还力主把城关东面的武庙拆掉,平整了土地,规划了县立公园。这个公园一直存留至今。

  正当杨子青的周围,逐渐形成了安县的进步势力,一切似乎可以大有可为的时候,本县的右派势力,发动了监关刘炳的事件。这年秋天,夏正寅外出不在县里,豪绅罗伯卿们设下圈套,唆使团务干校的“收支”(即会计)陈南轩(萧伯镛的舅子)卷了帐簿潜逃,然后买通一个姓沈的司法,逼刘炳清算学校的帐目。但是,在查帐的前一天,突然以刘炳胡乱开支经费做木船在城南汶江供游划为罪名,将他收监。

  杨子青得信后,紧急找高凌商量,认为劣绅联名上告刘炳,意在搞垮干校。现在要使他们的想法落空,应防止校长位置受控。等夏正寅返县后,在夏与郑慕周的支持下,他提出推刘巨川为代理校长,夏正寅邀集县机关法团通过了这个提议。当天下午,他便赶往黄土乡请刘巨川出山。刘与刘炳是本家,旧制成都华西中学毕业,在郑慕周手下也做过事。同城区的土劣是素不相容的。接着,他们又提出,团务干校帐目应待陈南轩归案后清查,设法保释了刘炳。

  年轻的杨子青究竟缺乏对付恶势力的经验。这次危机虽然度过,但团务干校从此不振。第一批学员并未结业便被迫解散。高凌离开安县。是年冬,军阀倒向国民党右翼的态度明朗起来,派往中坝的人受到排挤,夏正寅调离①,县长换成张琳,形势日渐严峻。

  此时,他已开始在自己周围选择可以发展的党员,打算在家乡建立共产党特支。他曾考虑过的人选,在他的“文革”交代材料《我所发展的党员和入党对象》中有所记述:马之祥,秀水人。小工商户出身,家有一座油坊,自己榨,零售,也帮别人榨。他在中坝省二中毕业,考入成都“工专”,中途辍学,回家榨油,直接参加劳动。他是有名的高材生,有人要接济他读完学校,他拒绝了。我在成都读书时就听同乡谈起他。1925年左右认识,他比我大十岁,但像平辈朋友一样谈得来。舅父要办汶江小学,要我帮他找教员,我们不约而同想起他。我去秀水聘他出来,一直教到解放后,当县教育科长去世。我与马之祥,时局、家事都谈。谈过量变、质变、渐变、突变的哲学问题。介绍他看的书,不限于一般人看的进步书刊,还有《通俗资本论》,恩格斯的《家族和财产的起源》、《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等。反帝、反封、反蒋,他态度一直好,也肯钻研问题。毕竟不是青年人,我与他谈入党,他反应比别人冷静。当然是同意的,但后来没有主动提这件事。

  (马之祥是你在故乡最好的朋友。他在你的生活和文学作品中的位置可不简单。从你这段客观叙述中,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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