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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服了。我替你惋惜。我不想反驳，不过我劝你还是去读读鲁迅的传记，仔细想想为什么我与艾芜的行为不同，把人生想得复杂一点，把人想得复杂一点）
杨子青平稳地接受了这桩包办婚姻。他没有立时反抗，这是他与汤道耕的相异之处。山区的童年生活，似乎给他以后带来冷峭和不动声色的文学个性。富庶的故乡平原使汤道耕的小说充满感情色彩。但在日常生活里恰恰相反，他是太懂得社会上的人情，他受人与人关系的牵掣太深，很少自管自地行事。在今后的日子里他也经常要为自己溢于表面的热切人生态度，付出感情、时间的代价。
眼前的李增峨是母亲给他的“一件礼物”（鲁迅谈他的旧式妻子朱安语），是舅父政治生活中的一场平衡性交易。他对这两个人的感情，他对母亲的孝心，对舅父的从小敬爱，很难使他违逆。省一师的环境里没有女性，黄玉颀这时太小，当时还根本没有作为爱恋对象的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影子而已。这样，非自由的婚姻所能引起的反感，被亲情的层层绳索捆住，被对即将降临的两性神秘世界压倒，暂时潜伏深藏起来。
迎娶的场面很大，李增峨的陪嫁也不少。县城里这样体面的两亲结了亲，双方都想全力把婚事办好。杨子青挑开新娘的盖头，看到的是一张年轻而丰润的脸，额前的刘海黑得发亮。她不能算美艳，也绝不丑陋。穿了长到及地的裙子，上身是当时流行的那种袖子短而宽大的绸衫。直到1986年在绵阳沙汀大女儿杨刚俊家里人们看到这位老太太，还隐约可以推想她当年贤良的影子。
李增峨与他的夫妻生活过得也十分平静。他很快就回省继续追求他的新思潮去了，留下妻子在家里。李的脾气和善，少言寡语。她脑筋清楚，粗识几个字，能看简单的书、唱本、皇历，但不会写。后来与他分居，但一直与婆母和睦相处。她总是埋怨说，为什么当年她父亲不让她读书呢？如果读了书，朝熙就不会不要她。
（这是谁告诉你的，有根据吗？你说呢？你不相信她会这样想？我看这是你感到这句话里你前妻的感情冲击了。她毕竟一生只跟了一个男人）
李增峨是小脚。现在所能找到的他对李不满意的最大根据，便在这双脚上。虽然他是用曲折幽默的语调来叙述的。（李增峨年轻时还是漂漂亮亮的，但是缠脚。我这个人有时爱开玩笑。汶江小学有个教师叫郑学元，河清乡人，这个人有学问，我当教育局长时，他是视学，后来当过小学校长。我在成都他曾跑去，说很快要结婚了，是父亲给他订的，女方人不错，就是一双小脚。我张口就说，你结婚我送你一件东西：放脚药水！那个时候女人已经有改造脚了，投机商人想出法子专卖这种药水，说是用来洗脚可慢慢把脚放大。这当然是骗钱的。郑一听我这样说当即不悦，以后终于没有同意这门亲事。——沙汀1986年12月9日讲）
这段话充满弦外之音。老年的他刚刚谈到年轻的李增峨的缠脚，便陡然地叉过话去，大谈了一个同事的小脚待嫁女人是如何被他的一席趣语断送掉的。这里不就暗含了他最终会和鲁迅一样背叛已经承诺、执行下来的婚约了吗？
而对于李增峨来说，这注定是一个悲剧。他们平静地生活了四五年。他正在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思想处于不安定状态中，李对丈夫很体贴，两人很少争吵，至少要比他与黄玉颀的争吵少得多。到1928年两人基本分居后，她还为他生下第二个孩子，即长子刚锐。但是，不争吵的夫妻不一定是幸福的夫妻。到1950年四川解放，杨刚俊在罗江当县委宣传部长，父亲路过该县去看她，她已经把自己的生母从其娘家接了出来赡养。那一次，他见到了李增峨。
刚俊说：“爸爸，现在是新社会了，你们分居这么些年也不办一个手续，我看不太好。”
父亲同意了，说：“那么，今后我来负责你母亲的生活费用吧。”
女儿没有同意。就这样，他在自己女儿的提议和帮助下，在整整二十多年过去后，与李增峨，正式离婚。这笔婚姻的旧帐和新帐的恩恩怨怨，是否就此了结了呢？也只有历史知道。
这时还是二十年代的中期，四川的新旧变动之快让老百姓摸不着头脑。全国是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张作霖走马灯一样上去下来。四川表面打的是五色旗，实际却是刘湘、杨森各据一方。归结为“保定”、“速成”两大军事系统的实力之争当然可以，但同系中并非完全一致。只见各自扩充自己的势力，招亡命之徒成军。有枪便有一切，队伍素质糟到不能再糟。1925年速成系杨森发动所谓“统一之战”，刘湘联合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赖心辉和贵州军阀袁祖铭等组成“川黔联军”抵挡，反转来将杨逐出成都。刘湘占据了川东，成都被三个保定系的军阀刘、邓、田占领，仍然是勾心斗角、矛盾百出。
就在1925年那场混战中，郑慕周的上司刘禹久（成勋）岌岌可危，被迫下野。郑与其心腹们商量对策，大部分人都主张对刘倒戈，自谋生路。郑却坚决不从。因为他觉得刘禹久对他太好，他有今日不应忘恩负义。但是这支由他一手带起来的军队的命运，他也不能置之不理。最后，郑慕周毅然决定与刘共进退，把军队转交给他的下属。他本人去职，放弃继续高升的前景，永远离开军旅。
郑慕周下野时已很富有。他回到安县，购置了五百亩田产，做起了士绅。川西北掌握武装的袍哥大爷几乎都是他的旧部与至交，与成都的旧军人也保持往还。他没有倒台。在安县，每一任新县长到任都要去拜会他，假如不想得到他的全力支持，至少也希望不要引起麻烦。郑慕周俨然是安县地方实力派中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这样的人如果作恶，没有人能挡得住他，但幸好他没有忘掉他是怎样从一个“烤大火”的流浪汉混出来的，对新潮流也不是全然无知。杨子青还太嫩，影响舅父还没到时候，但外甥的日益趋新，老有经验的郑慕周看在眼里，也不会不懂得时势是怎么回事。娶着好几房姨太太的下野军人热心地为家乡做些公益事情，和更恶的势力角逐，这里，既有封建士绅和袍哥的“传统”在起作用，也有他本人慷慨好义的性格在内。他的作为，与杨子青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仍然发生着密切的关联。郑慕周下野是1926年。这一年的7月，杨子青完成省一师五年的学业，也毕业了。这时他二十二岁，与同学比是个老大哥。他读了不少新文化的书籍，哲学的、政治的、文学的，接近着四川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迟来的启蒙显示了出其不意的优势，由无条件接受“五四”民主主义思想跨越到社会主义边缘，两步似乎并成了一步来走，加上对新文学发生的向往，彻底改变了他旧日军阀子弟的生活态度。他结婚是在老宅。但随着哥哥跟着舅父积下一些钱财，母亲在振兴家业思想的驱使下，买下并建起了杨家碾房，同时，感到两个儿子都已成家，房子住得挤了，开始在碾房一侧兴建新房。规模搞大了，以至不惜大肆借款来盖新的院落，连郑慕周都感到不妥。这是母亲多年心里酿成的一个梦。
他已经变了。母亲治家的理想，在他心目中无形缩小，失去光彩。他利用次子的优越地位，向家里提出出川求学的计划。他想去的学校本来有两个，一个是北京大学，一个是上海大学。这后一个学校，因他读过它们的社会科学的讲义，觉得是把革命和读书两相结合的好处所。去北京大学，因想到有可能使自己成为鲁迅的学生，也十分向往。在政治上他热烈拥护国共合作的新潮，赞成在广东已于7月份宣言誓师的“北伐”。有机会能去看看全国沸腾的政治情势，也是他极愿意的。刚好，下野后的舅父在北京了解局势和拜会朋友，来信要他去考学校。这样，他便打点行装，准备第一次离别故乡远行。
外面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呢？他不清楚。当他登上重庆朝天门江边的一艘火轮，站到船头看两江汇合的滔滔洪波，他只是确信，东出夔门，迎面而来的必是一个更大的天地。他的年龄使他对生活的憧憬、追求，大大高过于对人生现实的忧虑、失望。这时候，他还没有学会忧虑和失望。这是你第一次出川。每次离川和回川，构成你一个生命之圈。开放这圈，你受到外来的冲击；封闭这个圈，你又实现了你自己。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这时我决然选择了一定的政治和爱情之圈，而且永远不悔。
沙汀传……第四章 择路而行
第四章 择路而行
外面的世界
广东的北伐轰轰烈烈。1926年7月，他又一次与谢荣华同路，出门求学。这次，他们可要走得远了。
他第一步的想法是，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或东南大学，看看那里的教育办得怎么样，然后再决定行止。谢荣华准备到上海去投考。
去南京是因为向履丰的鼓动。这位向浑的弟弟，在成都有名的贵族学校“联合中学”读书时，两人常在安县旅省同学会的聚会上见面。此人老成朴素，与他很是投机。向履丰先他一年毕业，一个人跑到南京寄住，一边在大学听课，一边自学。在他给杨子青的信里，盛赞六朝古都的环境古雅、安静，如何适于读书，考学校或自学又如何方便。这样，凭着对向履丰的良好印象，他决意到南京，去试一试学习文科的前途。专心地学几年社会科学，是他心中朦胧的与革命相联结的一件事情。
从成都到重庆，杨子青初次踏上了这条“东大路”。当时成渝公路没有修好，不能直通长途汽车，但也有几段路，有那种破破烂烂、随时都会抛锚的老爷车，在尘土里颠簸。其余的路程便只能靠坐得你腰酸脚麻的滑竿了。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