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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他接受这场论战的角度，显然不是纯哲学的。所以，这些笔战的文章最能让他记住的居然是吴稚晖的《一个新信仰的人生观和宇宙观》。这是他和道耕一起跑到青石桥商务印书馆的阅览室里读到的，发表在《太平洋》杂志上，他读了一遍又一遍。这个以后自命为蒋介石政权下的“刘姥姥”的吴稚晖，当日这篇文字写得可是洋洋洒洒、风趣泼辣。他挖苦玄学家，说他们虽然盛赞东方这好那好，一出门还是要坐轮船火车，绝不会坐鸡公车的。吴稚晖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讽刺文采，使他感到兴趣。吴还有一部《上下古今谈》，他和同学当时没能找到，一直等他第一次到了北京方寻来读。他对吴的文章的着迷，就同爱好搜罗尼采、泰戈尔、罗素的中译本一样，都是他思想急剧变动的外在表现。到了1925年，好友张君培逝世，在汤道耕临去云南流浪以前，杨朝熙与同学一天比一天多地谈起社会改革来。道耕读社会科学书的兴趣也日甚一日。两人读过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经常交换意见。汤道耕本来就很沉静，甚至有点孤僻，钻进哲学就更爱思索问题。两人都很佩服恽代英、王光祈一批人。恽任过川南的师范学校校长，人俭朴，思想又新，在四川青年中威望很高。杨、汤虽无缘见他，但他们都是《中国青年》这个发表早期共产党人理论文章的著名杂志的读者。
我们当时认为青年最有希望。所以沙汀在学校取名杨只青，即·只·有·青·年才有前途的意思。这是我们在省一师经常谈的话题。记得他很长时间给我写信还用“只青”的名字，后来才正式成了“杨子青”。①杨只（子）青、汤道耕曾经与另外两三个同学一起，散发过一次传单。完全是青年人自发的政治举动，没有任何人指点，就草拟一个内容，攻击一通社会的黑暗，油印了到处送，表示对社会的“宣战”。
他们还商量如何去进行社会调查，想到四川以外的地方去看看。受了勤工俭学潮流的影响，汤道耕和九班的苏玉成很早就酝酿步行去云南的计划，他也表示愿同行。因为改革社会依赖实践，已是他们谈论唯物主义的必然结论。两人在一起读《红楼梦》，好多次汤道耕都提到贾政书房里的那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包含了人的阅历经验比读书更为重要的思想。本来说好要几个人一起走的，可是这一年暑期，汤道耕对家里给他订下的一门亲事，越发不能接受。正好，九班一个姓黄的同学要回川南的家乡珙县，可以结伴走至川滇边界。于是，汤忽然抛下一切，走了。待他从家里赶回学校，却只见南行者给他留下的一封信，劈头第一句话他至今还记得，是：“我相信世界是唯物的！”（你说你真会与艾芜一起去流浪吗？实际上既然没能流浪，现在探讨一起走的可能性也没多大意思了。当然，艾芜的牵挂比我少，他可以自顾自。社会捆绑我的绳索要比较长一些）
新与旧——包含一个新人的旧式婚姻
（艾芜流浪去了，我实际仍旧以一个大少爷的身份空谈新思想、新文化，一面沉溺在文学作品当中。——沙汀1986年12月9日讲）
这是一个各方面都呈现出新旧冲突的时代。杨子青的思想也在激荡之中。大约在1924年，他便认识了十一班的周尚明、冯棣、刘尔钰几人。他们既倾向革命，又喜欢进步的文艺作品，一有空就跑华阳书报流通处。他在书店里常常发现这几个低一班的同学和自己一样，买的都是北新书局等出版的书刊。后来又知道因为家境都不富裕，又渴望得到新知识，他们采用了一种“分买共读”的办法。周尚明负担购买《向导》、《中国青年》，总是星期天便赶早跑到昌福馆去，抢先买到新刊物，带到附近的一个茶楼上，热心地阅读起来。他们也买鲁迅主编的《莽原》周刊。周尚明在这几个人当中格外能引起他的注意。他的模样是：高高的身材，两颊经常泛着红色，向左边横梳过去的头发，总是拖一撮在额头上；发觉时便那么敏捷的把头往后一撂。①
这个人注定要在他的政治生命中成为继张君培之后的重要角色。特别是汤道耕走后，他与周尚明几人的关系由一般的相识，迅速发展到亲密的程度。实际上周尚明1925年已加入了共青团，不久任了团的成都市委书记。不过在杨子青眼里，他只是省一师最进步的学生而已。
周尚明很有正义感。当时学校里有旧生欺侮新生的陋习，一次，见到一个高年级学生又在侮辱新入学的同学，他挺身出去当众指责，得到杨子青他们的钦佩。周吸收新知识的欲望旺盛，少城公园图书馆成立不久，他在学校办了个“通学证”，每天晚饭后跑去阅读馆内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一读就是两三个钟头，然后积极介绍他们也去。周为人爽朗，说话锋利、机智，有组织才能。在校内他最先与几个同学办起一个文艺性的板报，起名《砧声》，声望很大，吸引杨子青每期都去看。很快地，全校各班都纷纷办起了这种板报。
周多才多能，话剧演得也不错。在校外组织了少年俱乐部，十一班好几个同学像陈昌村、石邦榘，被他带动去参加演戏。上演过《刀痕》、《一个漂泊者》（据蒋光慈的《少年飘泊者》改编）、《假洋鬼子》（据《阿Q正传》改编）等剧目。周在一个戏里饰过哑巴，在成都演出了名，所以后来他在下莲池被枪杀，有的小孩子听说了，回家抱住母亲哭，说“哑巴也死了”！周尚明演戏，杨子青当过配角。周的精神、人格力量显然吸引了他。
这时候，在成都的青年学生中，“五四”以后思想的分化渐渐演变为政治斗争。按照不同的政治信仰，青年们分成了三民主义、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三派。杨子青周围比较接近的同学大都看不起国民党。因为省一师的学监罗锐伯曾经为国民党内部的一次选举，企图拉自己的学生冒充代表去投票，结果被他们拒绝，从此威信大降。加上他们周围没有左派国民党的多少活动，形成了自然的疏远。
可是国家主义派的风头在省一师却很足。特别是其首领四川人曾琦1924年由法国回来，办了《醒狮周报》，推波逐澜，发展了一些青年学生。他当时不知道，四川的共产党、共青团组织，这时已经初步建成。国立成都大学在声援“五卅”运动中由党团发起而组建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便坚决地同“醒狮派”斗争，被称为“社科社”。与社科社取一致立场的，有省一中的石犀社，师大的导社，法专的共进社和省一师的赤锋社。周尚明便是赤锋社的领导人之一。十一班里“醒狮派”的学生不少，周尚明他们与不提反帝反军阀，又反对三民主义里面的“民权”、“民生”，主张所谓“救国”论的同学，时常展开唇枪舌战。杨子青也和周尚明一样，幽默地称他们为“狗儿派”，意思是他们根本不配和“醒狮”的形象连在一起。
杨子青对辩证唯物论的兴趣越来越浓，他的革命倾向已很明显，但是这时他没有参加任何组织。别人对他的军阀舅舅的背景是否有所“警惕”，或者也令他自己迟疑不前，这都是可能的。至少后来袁诗尧老师听说要把他派到安县去搞组织活动，便曾在内部表示过不以为然。袁不够了解他，也不知道周尚明在省一师高年级的学习阶段里已经完全信任他的这段经历。而这段经历正和二十年代中期一部分进步青年相仿，面前展开的是一条从事实际政治活动的道路，并不是文学。
1925年5月，杨子青被舅父和母亲催着回家结婚。女方即李丰庭之女李增峨。在郑慕周当上旅长之后，他与李丰庭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四川防区制时代，凡能占据到现在专区那么大一块地盘的军阀，不仅可以任意决定防区内各级行政官员，还可预征粮食，制造铜币，做稳土皇帝。郑慕周的防区也不算小了，松、理、茂、汶，又兼汉军统领。李丰庭就被他保荐去茂县当过县长。但没多久，茂县境内发生一次教案，几个基督教徒遭了抢劫，死了一个。责任追查下来，将李撤了。慢慢地，李和他从前的下级郑之间有了点隔阂。为了弥合这种缝隙，就由谢象仪力主保媒，让杨家娶进这个李家小姐。其时，杨子青二十一岁，李增峨十七岁。（一个接受了“五四”精神洗礼的青年，应当只有一条路：抗婚。但是你却屈服了。我替你惋惜。我不想反驳，不过我劝你还是去读读鲁迅的传记，仔细想想为什么我与艾芜的行为不同，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