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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与社会主义同时俱来，使他整个换了脑筋。他开始密切关注当代社会问题，以后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一生喜爱社会科学，都是与张君培的启发分不开的。
杨朝熙像海绵吸水一样急切地接受新思想。那些日子，连放假都不回灌县舅父那里，常与张君培一起留校读书。张对他的督促如同严师，一丝不苟。朝熙把舅父给他送来的呢制服、皮鞋、自行车，都搁置不用，学着张那样穿斜纹布的衣服，踏草鞋或者穿便鞋，不用洋袜用布袜。心里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做一个体现时代精神的新青年。
（你穿着上的变化预示了你心灵上的变化。可以说，如果不到省一师，我是不会这么快否定安县的故乡社会、和背弃我刚刚尝到的少爷生活滋味的。不过，这个故乡社会是由你的亲朋组成，舅舅就像你父亲一样，这就使你很难产生厌恶到底的感情，嘲弄的心态是不是就种下了呢？）
张君培1925年不幸患肺病早逝，所以现在省一师十班的名册里没有他。他病后，走路摇摇晃晃，却非常馋，想吃东西。朝熙管束着他，有时两人往往争执得脸红。所以在《播种者》的最末，有一句充满懊悔和挚爱感情的话：“早知道如此，我该多让他吃几块杨麻子的花生糖呀！”所谓杨麻子的吃食，是开在省一师对面空坝子上的一个摊子，扯了个篷篷卖的。花生糖是自制的，卖光了，主人便坐在那里扯胡琴，极悠闲。这花生糖，连同每天清晨小贩送到校门口，装在瓶里，用棉被一类东西捂住保温，取出便可喝的豆浆，或者拿到夜自习课教室来卖的各式糕点，都是穷苦师范生的恩物。现在，每当杨麻子的胡琴声悠然飘进自修室，便会引起杨朝熙一阵思友的惆怅。
到了清明节，沙汀的生活条件好一些，便由他出钱买些菜，替张君培上坟，也邀请我们一起去。我们都是一个班的同学嘛。在那个时代，沙汀能看得起一个校工出身的人，并这样吊念他，是许多人做不到的。①（这里请停一下。你引入艾芜的时机虽然还算适合，但显得不郑重，连个出场的序曲都不奏。艾芜与我存在着一个“甲子”以上的友情，可能会让你注目，但你知道怎样来叙述它吗？我会注意你们各自对这份友谊所说过的话的，但我可不想只对你们两位老人礼赞一番。你们还需要这个么？）
艾芜在班里用的名字是汤道耕。杨朝熙以后一再说起，在省一师，张君培如何启发了他的社会科学的头脑，汤道耕则是影响他接受五四新文学的最好伙伴。
朝熙很快发现，汤道耕与张君培的性格正好是两极。张外向、爽直，说话毫不留情面。汤老成持重，生活严肃，没有任何不良习惯，却很少批评别人。同样是对待他抽纸烟这件事，君培是再三地严厉指责，道耕却不管。他问过汤：“我吃烟，你为什么不劝我戒掉呢？”
汤道耕反问道：“你知道吃烟不好，为什么还要别人劝？
如果我的行为还不能影响你，再说也是空话。”这是杨朝熙另一个畏友自造的逻辑。
最初引起他注意汤道耕的，便是汤的读诗和写诗，而张君培对文学的兴趣不大。汤道耕接触五四新文化稍早，朝熙最早读到的白话诗，像胡适的《尝试集》、康白情的《草儿》集，都是在汤那里借来的。等到经汤介绍读了郭沫若《女神》里那些代表“五四”狂飙突进精神的诗，才真正被新诗吸引住了，许多段落至今仍能背诵。星期天两人一起去成都的通俗教育馆、少城公园游逛。在望江楼俯视滔滔江水，两个青年常不自禁地诵出郭沫若的诗句：山在那儿燃烧，
银在波中舞蹈，
一只只的帆船，
好像是在镜中跑，
哦，白云也在镜中跑，这不是个呀，生命底写照！①两年后，汤道耕与省一师的新繁同乡办了个文学刊物《繁星》，汤在那上面发表的诗，朝熙也是读过的。这是许多文学青年都有的诗的年龄、诗的时代。
最早读鲁迅的作品，已经不是《狂人日记》。记得很清楚，是与汤道耕一起到商业场旁边的昌福馆普益书报社，在《新青年》九卷一号上读到的《故乡》。开始还读不懂，两人反复讨论，一遍又一遍地读，才感受到闰土那一声“老爷”称呼的震撼，被“我”的“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认识所感动。鲁迅、郭沫若，打开了两人的眼界，养成他们的文学兴趣。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创造社那些“思想大于艺术”的激进作品，在很长时间里，吸引着他们。沙汀与省一师其他同学一样用功。他不仅搞功课，还在课余找有新思想的文学书来读，这就与别的同学不同了。为此，我们接近起来。读创造社的书，读《小说月报》、《语丝》。我买不起，沙汀听说书到了，便跑去买来，他看，我也看。商业场上的华阳书报流通处，专卖上海、北京的书。还有一家书店卖泰东书店出的创造社的书。商务出的书，是在青石桥街上。我们经常一块跑去翻看新书。①
（买书是在商业场里陈育庵开的“华阳书报流通处”②，专卖有关新文化运动的书刊。陈为四川做了好事，可惜后来赶船淹死了。我每星期至少要跑那里两次，买书、看书。《创造月刊》、《创造周报》、《未名》、《莽原》及后来的《语丝》，往往一到便抢光。商务用“共学社”名义也出了些好书，如俄国戏剧集、小说集，都是名著，耿济之、耿世之译的——沙汀1986年12月9日讲）
华阳书报流通处，是五四时期四川新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这个店只有一间门面，前面陈列，后面连着屋子。杨朝熙在这里买过《朝花旬刊》，读到挪威汉默生的《饿》。这篇小说写主人公一天傍晚散步，遇一披黑纱女子，调情后被引到女家，在黑暗中经一大厅到其内室，留了一宿。晨起，女人催他走。男人走过大厅，见停一尸体，大惊。跑到咖啡馆读到晨报，见一启事说某地（即他昨晚居地）某人瘫痪二、三十年，几天前逝世。才悟到原来此女二、三十年没得到性满足，丈夫刚死便……。这篇小说到结尾突然翻转出整个作品深意的写法，给他留下极深的记忆，所以六十年后他还能清晰地叙述出它的故事。这是他最早读到的翻译小说之一。
还有一部长篇小说，是商务出版，徐炳旭译的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写的是圣经故事。它所体现的早期基督教的殉道献身精神，使年轻的杨朝熙久久不忘。他还喜欢读少年中国举会办的《少年中国》，记得上面有田汉的《诗人与劳动问题》、《吃了刺果以后的话》。旁征博引，体现出创造社的思想风貌。他读了郭沫若、宗白华、田汉的《三叶集》，其中的通信讲述三人各自的身世，令他同情。鲁迅、周作人的《域外小说集》中东欧弱小民族的短篇小说，《乐人杨科》、《老仆人》等，他也相当欣赏。还有日本小说，也能读得津津有味。那种传奇性的讥刺，尤其使他神往。他对外国文学的爱好越来越浓了。
不过，他虽经汤道耕的引荐喜爱上了新文学，但在省一师期间，主要养成的还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喜好。他的人生观、世界观正处于形成、锻造的时期，在省一师这个环境里，被席卷着参加政治活动，使他的思想经受着时代激荡。他对高年级七班的叶道信、刘砻潮（刘弄潮）颇为崇拜。这两人是全校有名的活动分子。后来都遭到“斥退”。1922年6月12日、13日，为争取教育经费的独立（刘湘被迫答应划拨全川肉税作为教育经费未兑现），成都学生在王右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下，发起请愿。杨朝熙、汤道耕跟着叶、刘这些学生领袖都参加了这次斗争。
（争教育经费，当时闹得很大，我们到省议会请愿，责问副议长熊晓岩和议员曹叔实（西山会议派）。除了省师，还有“工专”一些学校。省议会不准。议员都有轿子，他们让轿夫来驱逐学生，我也在场。学生代表先去熊公馆谈判，熊诬告学生“擅入民宅”，让警察软禁代表，这就动了公愤。几千学生赶去抢走代表，发生了骚乱。学生打进熊晓岩公馆，我记得抱起他家的花瓶打穿衣镜。过后轿夫们又赶来，我们翻墙跑了。我跑进一个成衣铺。那时的成衣铺当门都放个案子，我钻入里面才得脱身。我记得那天艾芜也在。①——沙汀1986年12月9日讲）
阳翰笙在省立一中，加上省一师同学，有搞学生运动的传统，我和沙汀都参加过。像抗议减少教育经费，反帝，反四川军阀，参加游行请愿。四川当时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派（曾琦），也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不过学校里建立组织是1926年以后的事。我们读书时，处于思想宣传阶段。全国知道有共产党，省师有没有就不清楚了。①
不管是谁领导的，凡学校风行的活动都参与其中，这是大势。包括抵制日货或后来成都青年会提倡的“平民教育运动”，当时十班的同学，杨朝熙和汤道耕都起而响应。朝熙上街教过几次课，听课的人中有小贩、苦力，更有家庭妇女。教识字、看报，热心地干了一阵子。与平民的贴近，使他这样的热血青年，具体领会到“五四”人权平等、劳工神圣等等精神的含义。
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思索。1923年中国思想界有一件大事，便是著名的“科玄之战”。这正是他钟情于哲学的时期，被人生观、宇宙观问题闹得好苦，看《向导》，看改组后李大钊编的《新青年》，突然一场轰轰烈烈的论战展开在面前。
他不一定能立即读到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劢的《人生观》②。此文强调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引起地质学家丁文江发表了《玄学与科学》一文①，激烈地批评张“玄学鬼”附身。张再答辩。一时梁启超、胡适、吴稚晖、张东荪、林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