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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监工催命般的叫喊。矿工不许把食物带下矿井，只能带上能提神的麦特酒。他们在早晨吃过饭后，一直要顶到晚上下工后才能吃饭。“我刚到矿里的时候，很不习惯。一下班后就精疲力竭，想睡觉。我总是把晚饭匆匆地吃完，爬到木板上倒头便睡。矿井里空气混浊，气温与地面相差很大，很伤身体。”每当西苏鲁回忆起那段艰辛的日子，语气里总是带有一丝淡淡的忧伤。“我当时什么也不懂，只会和矿工们一起发牢骚，有些年长的矿工们策划罢工时我的劲头最大，恨不得一下把这罪恶的制度踢个底朝天。”
“听说你干过各种各样的活？”曼德拉好奇地问。“没错。”沃尔特·西苏鲁辞掉矿上的工作后，来到东伦敦为一个白人家庭当过帮厨。这段时间他读了一本英语语法书并旁听了一些政治会议。后来他又回到约翰内斯堡，在一家面包房工作。为了争取提高工资，他带领面包房的工人罢工。然而，老板用各个击破的手段，将每个工人都说服，在原工资的基础上复了工，而将他解雇了。随后，他在好几家工厂都干过，与不同的白人老板发生冲突，抗议不公正的待遇。但同样的结果使他极为沮丧。他只好静下心来研读英语。当他完成了四级课程后，他便兴致勃勃地为一家叫《班图世界》的报纸写起关于科萨民族领袖的文章来，这一方面逼得他进一步加强英语学习，同时也使他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更为了解。
当他得知曼德拉一直就有学法律的志向，西苏鲁立即答应提供经济援助。这样，曼德拉通过函授课程取得了文学士学位。1942年，曼德拉又找西苏鲁借钱买了一套西服和一件毕业典礼穿的长袍，这是为在黑尔堡大学举行的毕业典礼准备的。随后，马坦齐马将曼德拉的母亲和姐妹们用车接到大学城。曼德拉一家人欢聚一堂，回忆起童年的时光，感慨不已。尽管曼德拉很想回库努去看一眼自己的故乡，但他不得不赶回约翰内斯堡，因为西苏鲁的办公室还等着他上班。
曼德拉逐渐在律师界活跃起来，并结识了一些白人律师。通过西苏鲁的介绍，他又在一家白人的律师事务所作为签合同的工读职员，即一边在公司工作，一边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攻读法律。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学以致用的极好机会。随后，曼德拉又转到另一家薪金更高的白人的法律事务所。在这家公司里，有三件事他永远难忘，饶有兴味。他一到办公室，发现那些漂亮的白人打字员表面上都很友好。他刚坐下来，一位打字员就走过来向他说，“喂，纳尔逊，我们这里可没有种族歧视。茶放在柜台上，你可以用一个杯子。”然后她又补充说，“我们为你和拉代贝买了两个新杯子，你们必须用那两个杯子。”还有一次，当他正向一个白人打字员口述信稿时，一位白人顾客走进办公室来。这使白人女孩很不好意思。为了不让那位白人顾客看出曼德拉是她的上级，她从钱包里取出6便士递给曼德拉，傲慢地说，“纳尔逊，请给我到化学商店里买点洗发剂。”
也有一位白人同事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人名叫哈利·布里基希。哈利常和他谈起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律师，并称曼德拉为“优秀而体面的青年伙伴”。但哈利也意识到曼德拉对政治一天天感兴趣，担心他这位黑人伙伴某7天会触犯刑律。有时，他警告曼德拉，“喂，纳尔逊，不要参与政治，对非洲人国民大会要格外提防。”他做梦也没料到，这位黑人伙伴将有一天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袖，带领南非黑人推翻了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政权，并成为南非共和国的总统！
曼德拉选修的业余课程都是晚间上课，有时在约翰内斯堡的公众图书馆，有时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里上课。他既缺乏必要的学习设备，又要受长途火车旅程和夜里11点钟宵禁的约束，每天晚上如此，这对他是一个新的考验。当时班上只有3个黑人学生，除了曼德拉和一位名叫杜马·诺克维的以外，还有博茨瓦纳的开国总统塞雷茨·卡马。当时卡马刚从黑尔堡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读了几个月后，就到英国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攻读法律去了。这也是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塞雷茨·卡马在英国读书时，结识了英国小姐露丝·威廉士。在遭到家族保守势力反对后，他我行我素，与这位伦敦小姐于1948年9月结婚，并将她带回博茨瓦纳（当时称贝专纳）。其结果是他被中止酋长职务并被英国殖民政府逐出国外。从1950年起，他侨居英国6年，随后宣布放弃酋长继承权，于1956年以平民身份回国。·回国后他积极参与政治，并于1962年创建贝专纳民主党，主张种族和睦，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1966年贝专纳独立，改名博茨瓦纳，他出任总统。1969年、1974年和1979年三次大选蝉联总统，在博茨瓦纳享有“国父”之称。他执政期间，博茨瓦纳成为非洲政治局势稳定、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至今享有“非洲小龙”的美誉。
当时的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学派林立，各种思潮竞相亮相。曼德拉所修的课程中有一门是哈罗教授讲授的。他既是律师，又是作家，但种族成见颇深。在课堂上，他公开宣传黑人和女人难以成为好的律师。但他对印度人颇有好感，认为他们在此专业上是有前途的。有好几次考试，曼德拉都没有及格，同班同学们大都认为哈罗教授的种族成见应负责任。另一位名叫布莱姆·费希尔的教师，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很受同学们的尊敬。他对提高黑人地位敢于直言，曼德拉特别敬佩他。有一次，在警察找曼德拉麻烦时，他特地赶来解围。
那是曼德拉第一次与警察发生冲突。那天，曼德拉与三位同班的印度学生登上一辆有轨电车。车上的白人售票员气急败坏地向印度学生叫喊：“你们怎么把一个卡佛尔人带到电车上来？！”印度学生很生气，告诉售票员曼德拉不是卡佛尔人（即“异教徒”），而是一位法律系学生，因此他和任何人一样有资格坐电车。售票员将车停住，叫来警察。警察将四个学生一起带到警察局，并要曼德拉拟定一个声明，声称三位同学将他“架到了车上”，曼德拉严词拒绝。有一个同学赶紧给费希尔老师打了电话，因为他父亲是奥兰治的法律协会主席。费希尔立即赶到并答应第二天在法院上为他辩护。四位学生很快就被释放了。这一事件使曼德拉深深地体会了种族主义政权的荒谬和罪恶，这更坚定了他为自己民族而战斗的决心。
1943年，曼德拉亲眼看到了一场黑人联合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在南非，由于种族隔离政策及种种限制，在住宅方面出现了这样一种反常现象，即工资最低的人不得不住在离工作场所最远的地方。曼德拉曾经住过的亚历山大镇就是远离约翰内斯堡的一个黑人居住区。每天早晨和晚上，非洲黑人排着长长的队等着搭公共汽车去城里上班或是从城里回来。直到1943年8月，单程车费一直是4便士。后来，各公司以战时物价高涨为理由，在运输局的同意下，将车费提高到5便士。非洲人当即加以抵制。15000名非洲男子和妇女排成长达3英里的队伍步行到约翰内斯堡去上班，干完一天苦工后又步行9英里半回家。当时除了有几辆汽车和货车供年龄较大的人和有小孩的妇女使用，大部分人都是靠两条腿。
这一次抵制公共汽车的斗争持续了9天，公司让步了。曼德拉兴致勃勃地指着报纸对西苏鲁说，“你看，这下他们不得不让步了。”西苏鲁笑笑说，“可能没那么容易。”他认为白人诡计多端，对付罢工和抵制等形式的反抗很有招数。果不其然，政府派出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报告的结论是，“根据工人的工资或者甚至根据家庭总收入来说，交通运输费用超出了非洲工人的支付能力。”然而，还在报告发表之前，汽车公司已由于“紧急情况”，重新把票价提高到5便士，并建议非洲人向雇主去要额外的交通费。亚历山大的居民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这一建议对那些没有固定工作的人如临时工、洗衣女工、儿童、探亲访友者和寻找工作的人来说，解决不了问题。同时，这还可能导致亚历山大的居民失业，因为雇主宁愿雇用住在离工作地点近的人。
非洲工人恢复了对公共汽车的抵制。当地一家报纸报道了当时的情况：“许多洗衣妇背着沉重的衣物，佝接着肩，赤着足，拖着脚步往前走。”尽管公共汽车照常行驶，售票员还笑容可掬地招揽乘客，上面还有警察护送，但是一个乘客也没有。这次抵制继续了7个星期。最后，汽车公司同意把工作日的票价恢复到4便士，但是必须购买一本联票；只有周末和没购联票者要付较高的票价。抵制取得了胜利，同时也使广大黑人认识到，即使在南非种族主义肆虐的情况下，团结就是力量。曼德拉的政治觉悟亦逐渐成熟起来，1944年可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南非斗士曼德拉第四章 投身政治
第四章 投身政治
·温柔多情的伊弗林
·“志同道合”与“患难之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南非
·非国大精神领袖伦贝迪——“一个很有趣的人物——狂妄自大而又积极进取”
·非洲主义哲学
1944年，曼德拉的个人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认识了他的第一个妻子伊弗林·恩托科·梅思。当时他还在读书，两人见面后，很快坠入情网，不久就结婚了。伊弗林是恩科波人，与西苏鲁既是同乡又是亲戚，当时亦住在西苏鲁的家里。她年轻漂亮。说话温柔，在市立深矿医院当护士。结婚后，曼德拉和伊弗林搬到伊弗林姐姐家去住，在那里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股比。这位天真活泼的小男孩为这个小家庭带来了无比的欢乐。每天下班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