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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博严正指出：“压迫、高压政治和大规模屠杀是种族隔离制度的真正的本性。我们被迫拿起武器。我们将进行武装斗争。”非洲统一组织主席、毛里求斯代表拉纳·克里希纳·兰普尔指出：所谓特兰斯凯独立不过是“玩弄字眼”而已。他说：由南非提供预算，训练军队，提供高级文职人员的所谓独立的特兰斯凯仍将是为南非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工厂、农场、矿山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一个储备库。尽管白人少数人政权进行镇压和欺骗，但是政治暴动在“南非广阔土地上到处展开。南非人民参加了这一斗争。他们的行动造成了这个国家的种族主义统治者难以控制的局面”。
特兰斯凯的“独立”进一步说明南非白人少数人政权执意要在种族隔离制的死胡同里一意孤行。为此，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等组织决定加大武装斗争的规模和力度。1977年，游击队员和破坏者潜回南非本土，开始了真正的武装斗争。这批经过了沙佩维尔、兰加的苦难磨炼和索韦托的战火洗礼的青年一代富有崇高的献身精神，给老一辈民族解放战士新的鼓舞。在他们中间，就有被南非当局判处死刑的所罗门·马兰古和被判18年监禁的莫西马·塞克斯瓦尔。在他的法庭声明中，塞克斯瓦尔毫不隐瞒他的献身精神和必胜信念：
我于1953年3月5日出生在索韦托。我家有6个小孩，我是第3个。我们家惟一干活挣钱的是我父亲，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他的祖国和理想而战斗。战争结束后他被约翰内斯堡总医院“非欧洲人”部雇用，当了一名职员。……
小时候，我的少年朋友与我境遇相同。我们生活在贫困之中，都经历了白人强加于黑人的那种屈辱。我仍然记得清清楚楚我不得不饿着肚子上学……我记得贫困。我们看到墙上涂的标语：“释放曼德拉和其他人。”我每天上学都要从这堵墙边经过。
在镇上住着很多前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我和他们交谈，阅读所有我能找到的材料，熟悉了它的理想和行动，这些理想是真正理智的和高度民主的，我也学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当我在斯威士兰读书时，我遇见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我的看法得到了证实。就这样，我决定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
从根本上说，我从前是，现在也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但我被逼上了这个位置，觉得为了与针对我们的暴力作斗争，我们被迫自卫，没有别的选择。确实，我被受训使用武器和炸药，我受训的基础是进行破坏，但这些破坏是针对机构而非个人。
有人认为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个国家的白人。这只是一派胡言。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它立志于将所有的南非黑人和白人从种族恐惧、仇恨和压迫下解放出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纲领性文件《自由宪章》为所有的民族提出了一个民主南非的理想。我们想成为南非方向设计的积极参与者。
这就是一位年仅24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轻成员在法庭上的最后证词。与他一起被判刑的有12名爱国者。
70年代中期以后，索韦托暴动掀起了南非黑人解放运动崭新的一页。从此，南非的政治局势再也没有平静过，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开始陷入困境。
南非斗士曼德拉第二十一章 温妮抗争
第二十一章 温妮抗争
·凌晨4时，温妮被敲门声惊醒
·温妮被流放到布兰德福特
·“我像一阵旋风一样袭击了这个阿非里卡人的王国”
·逆境中的叛逆精神
·曼德拉的惊异，“布兰德福特成了一个美好的地方，这真叫我难以置信！”
·对温妮来说，逮捕已成家常便饭
·阿非里卡人律师德瓦尔夫妇的人情味
·前安全局头目透露：“曼德拉根本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根本就不应判终身监禁”
“妈妈有那么多的原则，我简直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津荠有一次告诉安妮·本杰明：“但是，她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坚守自己的原则，她甚至把治疗自己的心脏病的药通通倒进马桶里冲掉，因为她只相信体育活动和有益于健康的饮食。她狂热地珍惜自己的健康，从来不吃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她能显得那么年轻就是这个缘故。她和蔼可亲。但你知道，她一旦和警察顶撞起来，那可就糟了，脾气大得惊人。母亲使我们变得坚强起来。有一次，在法庭上，妈妈被定了罪，那好像是在1971年，我哭了起来。走出法庭后，她说：‘孩子，你永远不要哭泣，因为你的哭声只会使他们心满意足。’和我母亲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你能学会毫无畏惧地生活下去。”
1976年8月索韦托暴动中温妮遭逮捕时，津尼和津荠都不在家。当她们从学校回家后，才知道母亲被指控与学生暴动有关，已遭当局逮捕。她们赶到约翰内斯堡去探视母亲，而这个监狱正是温妮在1958年与阿尔伯蒂尼等妇女领袖第一次体验监狱生活的地方，当时她正怀着津妮。当温妮后来回忆起这场会面时，充满着愤怒：
时至1976年，我仍在进行同一场战斗。从我第一次进入这个监狱的时候算起，政治形势没有一分一毫的变动。18年后，我的女儿来看望我时，我作为一个犯人站在那里，境况比以前更糟糕，被剥夺的权利比以前更多。而过去曾经站在这里的那个男人——女儿的父亲——为了追求同一理想，现在正在服刑。这就是政府所谈的“变化”。
这次以违犯“治安法”第6款而遭逮捕的还有12名妇女和索韦托的十人委员会主席莫特拉纳先生。莫特拉纳曾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黑尔堡支部青年联盟的积极分子，1952年参加了蔑视运动，后来成为索韦托的社区代言人。政府企图把煽动1976年6月学生暴动的罪名加到他和温妮身上。而当时他们建立黑人家长协会的主要目的是防止事情恶化，尽管他们知道“我们不能阻止我们的孩子们，也无法让他们离开大街”。在后来的审判中，莫特拉纳和温妮不仅反驳了政府提供的证据，而且赢得了这场6000兰特的诽谤罪官司。他们被释放，并且因被诽谤中伤而得到赔偿金。
这时，南非与周边非洲国家的关系也开始出现危机。1975年8月，南非出兵安哥拉的行动已使它陷入军事行动的泥潭并遭到非洲国家的一致谴责。同时，东面的莫桑比克同苏联和古巴签订了带有军事性质的互助合作条约，而北面的罗得西亚游击战逐步升级。为了解决罗得西亚的危机，同时改善美国与南非的双边关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决定于1977年5月下旬访问南非。南非政府为顺利接待安德鲁·扬费尽了心机。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以减少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它将一些敏感的政治犯都控制起来。按原定日程安排，安德鲁·扬要访问索韦托，以了解1976年6月暴动的情况。南非政府决定将温妮·曼德拉转移出索韦托。
1977年5月16日深夜，温妮·曼德拉正在埋头复习社会学课程。她当时正在上函授大学，主攻工业和政治社会学。由于白天要上班，复习和作业只能留到晚上进行，开夜车对她已习以为常。交作业是有时间规定的，她往往一直工作到凌晨2点钟或2点半。突然，她听到门外有嘈杂的脚步声和人声。自从曼德拉被捕以后，温妮的生活从未平静过，或是警察的例行搜查，或是便衣的日常监视，或是告密者的骚扰，或是破坏者的威胁。她对这种干扰已司空见惯。温妮没在意，做完第二天要交的作业，合上本子，就上床睡觉了。
大约凌晨4点钟左右，熟睡中的温妮被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惊醒。她仔细听了一下，声音更大了，敲门、打窗户，随后是狗叫声，她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从容地坐起来，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走过去打开了门。20名穿着便装的警察在院子里，一个个全副武装。温妮没有说话，弯腰提起了那只随时准备被捕时用的手提箱，里面装满了日常用品：衣服、牙刷、梳子和化妆用品等。警察告诉她：“你被捕了。”温妮还没来得及问任何问题，就被便衣警察塞进警车拉走了。可怜的津荠被一个人留下来，她像往常一样，强忍着泪水，望着远去的警车。
对温妮的审讯进行了几个小时，毫无结果。上午10点钟，津荠被一群警察带来，她随身带着家里的钥匙。“你就要被流放到自由邦去了。”这时，温妮才第一次意识到：她要被流放了。警察搜查了温妮在索韦托的家后，从床上撕下了床罩和床单，把所有的东西一古脑儿捆在一起，放在军用卡车上。他们将温妮和津荠赶进车里，前后左右都是全副武装的军人。车子向约翰内斯堡西南方向行驶了约300英里，来到奥兰治自由邦一个名叫布兰德福特的小镇。
奥兰治自由邦可以说是布尔人定居者起家的地方。他们在大迁徙①时来到这里，并于1837年建立了一个共和国。1848年英国人兼并了这块地盘，但这个小共和国于1854年又争得独立，取名奥兰治自由邦。布尔战争后，英国人再一次兼并此邦，并于1910年将其纳入南非联邦。这里政治保守，阿非里卡人（即南非荷裔白人，原称布尔人）深深地相信，在他们占有这块土地之前，这里是无人居住的。这种信仰演变成一种执着的阿非里卡民族主义，它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平等，坚守白人至上的信条，对黑人民族解放运动刻骨仇恨。
①指1835—1836年布尔人为摆脱英国人的统治离开开普殖民地而东迁的大规模移民运动。
布兰德福特是一个典型的阿非里卡人的小镇，当时共有1900名白人居民。而土生土长的黑人作为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却居住在隔离区。这是一个典型的种族隔离制的样板。白人居住区的最长一条街道的名字象征着阿非里卡人的信仰——“布尔人远征路”，而黑人居住区没有名字，鲜为人知，尽管他们的人数几倍于白人。①布兰德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