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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政府宣布重新实施通行证法。在紧急状态法实行期间，共有2000名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被逮捕。4月8日，南非议会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以128票对16票宣布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两个组织为非法，并规定继续从事该组织活动的人将被判处10年以下的徒刑。怀着善良愿望并一直坚持非暴力手段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在成立近50周年时，在政府采用极残暴的手法杀害了无辜的黑人抗议者之后，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后果将会如何呢？
1960年8月初，曼德拉出庭辩护。3位法官主要针对他的讲话和文章提问。曼德拉借着这一机会，详尽地介绍已被宣布为非法组织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张、政策和活动情况。“我们要求实现成人普选权，为此，我们准备施加经济压力；我们将发动蔑视运动和待在家里运动。我们将采取个人行动或集体行动，直到政府说：‘先生们，我们再也不能容忍这种蔑视法律的事态和待在家里运动所造成的局面。让我们谈判吧。’”
在辩护中，曼德拉阐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对未来政府的构想，即从非洲人获得议会席位到普选权，最终实现人民民主。他又谈了非国大对暴力的看法，并保证，“就我们而言，我们已经采取措施，保证暴力不会首先来自我们方面。”尽管沙佩维尔一兰加惨案已告诉他：政府为了恐吓非洲人，会毫不迟疑地屠杀数以百计的非洲人。同时他也驳斥了法官对普选权的歪曲，并坦然地谈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以及态度的转变。8月9日，他结束了在法庭上的辩护。
到1960年8月底，政府取消了紧急状态，并释放了被拘留者。因为要为审判案的最后阶段作准备，曼德拉不得不奔波于约翰内斯堡与比勒陀利亚之间，经常和被告谈论辩护之事。这时，温妮已怀上了他的第二个孩子，为了让曼德拉集中精力工作，她承受着一般妇女难以忍受的生活重担。12月的一天，他们的第Th个女儿津荠在约翰内斯堡出世了。曼德拉匆忙赶到医院，在“非欧洲人”住院部找到了母女二人。这里的条件和服务质量都很差，曼德拉决定将温妮和孩子从医院接回家照顾。
1961年初，经过4年多审判的判国罪案已接近尾声。被告和家属们的心情越来越紧张，法庭会宣判被告有罪吗？有一天，温妮正在家照顾孩子，曼德拉、西苏鲁、诺克韦和另一名被告乔·莫迪塞突然出现在家门口，据温妮回忆：
他们全站在车库外的车道上。曼德拉让一个孩子来叫我。我来到他面前。他只简单地对我说：“亲爱的，帮我把衣服和梳洗用具装在箱子里。我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你不要着急，我的朋友们会照顾你。他们会随时把我的消息告诉你。好好照看孩子。我知道我不在的时候，你有力量和勇气这样做，我知道你现在就有能力这样做。”
我赶快收拾好他的衣服。我眼里噙着泪水，但是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短短几个月里已经习惯不向他提任何问题。在我们分别之前，我只祝愿他一切平安，并请求非洲之神处处保佑他，请求他有空回来看看我和孩子，只要几分钟。我提醒他履行自己的义务，为此他训斥了我。
看来，曼德拉已经作好了最坏的准备。3月29日，他回到比勒陀利亚，与其他被告一起听候审判结果。高级法官朗夫首先宣读了调查结果。最后，他要求所有被告起立，并宣读了判决结果：“法庭宣判你们无罪，现予以释放。你们可以走了。”所有被告抑制不住喜悦之情，在法庭外等候的群众得知审判结果后，向他们的英雄欢呼，并一起唱起了《上帝赐福非洲》。
然而，沙佩维尔的阴影还在，受害者的血不会白流。正如南非诗人布鲁特斯在他题为“沙佩维尔”的诗中所揭示的那样：
沙佩维尔事件的意义何在？
不在70人死去，
更不在他们背受枪击，
一再退后，手无寸铁，毫无防备。
当然也不在那沉重的枪弹
穿过母亲的脊背，
撕裂她怀抱中的婴儿，
将婴儿杀死。……
这是一个典型事件……
它无比清楚地说明，
种族统治是什么；
它无比清楚地说明，
压迫者的意愿又是什么。……
铭记住沙佩维尔事件吧，
铭记住那背受抢去的时日。
铭记住争取自由的不屈意志，
铭记住那些烈士。
我们为他们而自豪。
对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和所有黑人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而言，沙佩维尔惨案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向非洲黑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解放运动的策略还应该是坚持非暴力手段吗？回答是不言自明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沙佩维尔大屠杀标志着南非民族主义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而在这一历史的转折中，曼德拉再一次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南非斗士曼德拉第十三章 转入地下
第十三章 转入地下
·“先生，非洲人国民大会副主席奥立弗·坦博要求政治避难”
·受命于危难之际：转入地下
·大罢工夭折
·有限制地使用暴力
·班图斯坦自治计划
·庞多兰的农民起义
·“人民已经绝望，而绝望的人最后将采取报复行动”
奥立弗·坦博正在开普敦一个工会的办公室召开会议。“嘭！嘭！嘭！”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来。“谁呀？请进来！”一位黑人妇女冲进门来，上气不接下气：“快走！警察就在那边的办公室搜查。”在一位名叫罗纳德·塞戈尔的记者的引导下，坦博踮着脚从后面的楼梯溜下去了。下楼后，他停下来仔细听了一阵。当确信没有人跟踪后，他一溜烟窜上街心。街头上传来了报贩的叫卖声：“卖报！卖报！维沃尔德已宣布非国大和泛非大非法！”
1960年4月8日通过的“非法组织法”无论对非洲人国民大会还是泛非主义者大会来说，都是一个突然的打击。成立才刚刚1年的泛非主义者大会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大会领导人索布克韦在反通行证的行动中自愿违法被捕，被判处3年徒刑，勒巴洛、科萨纳等都先后被拘留。大部分领导是在沙佩维尔惨案发生后才被捕的，于是根据公安条例，他们被控有煽动暴行之罪。由于泛非主义者大会发起运动的策略就是鼓励全体会员到警察局去自愿被逮捕，并要求逮捕后不接受保释，不接受辩护，不支付罚款；这样，组织的领导层在宣布非法后几乎面临崩溃。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情况不同。它对这一法令在思想上缺乏准备，这是因为该组织自成立以来从未鼓吹过使用暴力，每次行动都以温和的方式和公开的号召来进行。
值得庆幸的是，纳尔逊·曼德拉在1952年蔑视运动后不久提出的M计划的设想，就是组织有朝一日丧失合法地位而被迫进行地下活动。这一计划的实施为城镇支部保存了一部分基本力量。同时，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委会拒绝解散，并立即转入地下活动，继续组织和领导群众。
“非法组织法”是南非政府对民主力量的一次反扑。它不仅使政府有权禁止任何组织的活动，还对策动罢工的组织者或违抗法律的人处以极严厉的刑罚：5年以下的徒刑，500英镑罚款，鞭抽10下，或是其中的两项并罚。这比蔑视运动后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中规定的处罚重了10倍。当时对上述违法的处置是6个月监禁或50英镑罚款，或两项并罚。
而制定这些法律的基本依据是这些组织旨在用暴力推翻政府。司法部长弗朗索瓦·伊拉斯摩斯在议会上气势汹汹地说：“他们的目的是要南非任何主张白人至上和白人领导的白人政府屈膝投降，他们不指望和平和秩序。他们需要的不是使南非所有的班图人挣1英镑一天，他们要的是我们的国家。”他们指责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用威胁的手段迫使其他非洲人参加运动，指责卢图利和其他非洲领导人是暗地里策划暴力行动的两面派。
白人政府的另一条理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并不能代表全体南非黑人，他们只能代表极少数人的意愿。伊拉斯摩斯认为，这两个组织的正式成员只有70000人，“还不到全体班图人的1％”。政府与班图人沟通的最好办法是土著权力机构，而不是这两个激进组织。据他们看来，“99％的班图人支持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但对政府的强硬政策，也有不同意见。统一党和进步党认为，不管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目的如何，他们的组织并未对现状构成威胁。这种镇压手段只会导致更强烈的反抗。要求得稳定，城市的黑人必须有某种表达自己意见的渠道。“非法组织法”实施的第二天，4月9日，一个被时局搅得神经失常的德兰士瓦的白人农场主开枪打伤南非总理维沃尔德。10天后，土地部长保罗·索尔发表讲话，认为南非旧的历史在沙佩维尔结束，国家应重新认真地考虑它的种族关系政策。有些白人雇主慑于动乱中爆发出来的黑人力量，主动给黑人雇员增加工资。
非洲人国民大会面对政府的镇压措施，迅速作出反应。首先，它派出了坦博、诺克韦等一批谈判能力强、富有经验的领导人到国外寻求国际援助并开展其他工作。4月8日晚上，从开普敦逃出来的坦博化装成塞戈尔的司机，俩人连夜驱车到达约翰内斯堡。在与其他的非国大领导商量后，塞戈尔又驾车将坦博送到贝专纳兰（今博茨瓦纳）边境。凌晨3点钟，他们进入了贝专纳兰，然后又在车里睡了一觉。早上，他们走进了地区长官的办公室，“先生，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副主席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