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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文明秩序的解构与重建的问题，是怎么做一个像样的中国人的问题。时间一晃一百年，中国发生了多少悲惨壮烈的事情，可是我们始终不渝地在寻求着建立一个现代文明格局的途径，这个文明格局包括很多内容，比如政治上怎样安排、经济上怎样安排、教育上怎样安排等等。这些都是新的文明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中国大陆一直在寻求，从当初按照苏联模式搞计划经济到今天按照市场经济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目的都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台湾一直也在寻求它的现代化，也是经历了多少个模式的转换，一会儿学这个，一会儿学那个。老实说，香港早期其实并没有与中原文化追求现代化的运动结合在一起，可是到了近30年，由于它的经济急速增长，特别是它在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等等方面逐步形成的中心地位，促使它在建立现代化文明秩序方面要先行一步。因为无论大陆也好、台湾也好，当时都还没有碰到过像香港这样尖端的问题，比如国际金融如何运作、国际贸易如何运作等等。而这类问题又是任何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所必然要遇到的。可能目前在中国大陆、在台湾都开始遇到这些问题了，那么，香港已经形成的一系列处事方式、制度法规等等，就显得特别具有借鉴和参考的价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香港文化对于中国社会寻求建立新的现代文明秩序，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不过，你刚才所讲到的香港〃快餐文化〃的问题，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由于香港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并且以贸易为导向，竞争性格特别强，相应于文化上，我们也确实看到一种功利主义的倾向。也有很多人批评香港人是利字当头，是粗俗的物质利益的追逐者。这些虽然也是事实，但是显然不能说是全面。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从积极的方面去看待这种文化特点，就会发现一些可能同样很有价值的东西，譬如说，在重视功利的背后，我们是否可以看到重视效率与效能的理性主义精神？在拼命追逐物质利益的背后，我们是否可以看到勤劳苦干、分秒必争、依法行事等等文化取向？香港的通俗文化确实时常泥沙俱下，但是，即使出于竞争的需要，香港的电影电视也不时会推出一些相当不错的作品，有些甚至可以称之为精品。香港的娱乐文化之所以能风靡东南亚，进而在中国大陆和台湾走红，肯定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这一点上，我是主张宽容的，而宽容也正是面对多元的香港文化时所需要具备的一种心态。
中华文化与现代文化水火不容？
问：金教授，您刚才对香港文化所作的这一番分析，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一个地域文化的范畴，涉及了整个中华文化。譬如，您讲到中国几千年的文明秩序，到了20世纪初开始出现解体，中国人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大问题。您甚至认为这个问题的严峻程度，要超过改朝换代、超过异族入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冲突。我对您的这个观点很感兴趣。因为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多次改朝换代，但是，对中华文化的延续并没有造成什么阻遏；同样，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多次的异族入侵，其中蒙古人和满人还建立了元朝和清朝，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中华文化以强大的包容力把异族文化吸纳到华夏文化的大家庭里。如此看来，中华文化似乎不必有什么担忧。然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忧虑明显加深，以至于要发动一次五四新文化运动来拯救民族危亡。而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引进西方的新潮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否定东方的传统文化（例如打倒孔家店）。这些命题的提出，本身就非常值得深思。五四运动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进步意义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当我们站在新旧世纪之交，回顾这段文化历程的时候，却也是百感交集。我们不禁要问：难道中华文化同现代化真的是水火不相容吗？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途径或者办法，让中华文化也逐步实现现代化？说句玩笑话，我们能不能在不打倒孔家店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呢？
答：你的问题实在太大了，恐怕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讲清楚的，我只能从几个大的方面谈谈我的看法。
我刚才讲到中国传统文明秩序的解体，大体是在20世纪初出现的。但是，如果往前追溯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中西文化的较量早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太平天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我们都知道洪秀全是信奉基督教的，他在鸦片战争后建立〃拜上帝会〃，以西方的宗教思想来反抗满清政权，把中国的半壁江山搞得轰轰烈烈。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现象：一方面，洪秀全是拿西方的观念来攻中国的儒家文化；另一方面，他是一个汉族人，他所攻击的对象又是满清政权。从汉人反对异族入侵的角度说，他的攻击是天经地义的，不攻不行的嘛，这是个种族认同的问题。可是，像曾国藩这样了不起的中国读书人，却发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你拿基督教文化来搞垮我的中国儒家文化，那你就是破坏我们的文化认同啊，就是断绝我们的文明脉络啊，那怎么行呢？结果，曾国藩作为一个汉族知识分子，宁可站在满清政权这一边，而把种族问题和文化问题区分开来，在种族与文化这两者之间，曾国藩的选择是很清楚的：他选择了文化。因为在他看来，没有中国文化也就没有了中国，捍卫中国的文化比推翻满清政权更重要。
然而，到了五四运动，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的中国人饱尝了国弱民穷、受人欺侮的痛苦，痛感中国非强大不可，再不强大中国就完了。当时满清政权已经被推翻了，可是中国还是不行。于是，大家就认定：要想中国强大，非把中国文化打倒不可，只有打倒了孔家店，才能让西方的各种现代化理论进到中国来。这就是说，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已经彻底地站在当年曾国藩的对面，他们不再认定有中国文化才有中国。相反，他们把中国文化与中国民族命运区分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出路只有实现现代化，而现代化的途径只能是全盘西化。从某种程度上说，孙中山是如此，陈独秀是如此，鲁迅是如此，胡适之也是如此……
问：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提出要创造一种新的文化，以新文化来代替旧文化……
答：对，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可是什么是新文化，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每个人都从西方文化的大构架里，寻找自己所认同、所需要的东西。西方文化本来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乃至近现代的种种社会思潮，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传统，在这个文化传统内部，也存在种种矛盾和冲突。客观地讲，马克思就是批判西方文化的。他虽然是西方人，但是，他所创立的理论却是非常有深度的批判资本主义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反西方的西方主义者。所以，他的理论很容易被一些曾经受过西方列强欺侮的国家和民族所接受，用来反对西方列强，反对资本主义。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最先在俄国被接受、进而在亚洲一些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家被接受，可能就与它的反西方性有着某种关系。
其实，如果我们把思考的空间再扩展一些，就会发现，中国人在19世纪末所面临的问题，也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直到今天，几乎所有非西方国家都面临着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不但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面临这个问题，连西方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希腊，也受到了现代化的冲击。希腊拥有非常古老的文明，但是它现在基本上还是个相对落后的地区。我举出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使西方的文明秩序，也要经历现代化的洗礼。事实上，经过现代化洗礼的西方文化，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西方文明了。它从启蒙运动发源，吸纳了此后的许多文明成果，先影响西方，进而影响全球，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社会发展大潮。它来到中国很早，19世纪就来了，但非常遗憾的是，它来中国的时候面目可憎，因为它带来的不是收音机、不是电冰箱，而是坚船利炮，是血腥的征服。这是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它最先向中国人展示的恰恰是它最丑陋的一面，是战争，是帝国主义。正是帝国主义把资本主义世界化了。它使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文明，突然之间面临危机和挑战。而作为这些古老文明的代表者，那些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所感受到的痛苦是无比深重的。在中国，就出现了一个十分典型的事件：王国维自杀，你可以把它描绘成是家族性的悲剧，也可以把它描绘成是政治性的悲剧，但是，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文化的悲剧。
问：您讲得非常正确。我曾经读过陈寅恪先生所作的《王观堂先生挽词》，记得挽词的前面有一段序文，其中就讲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在这里，陈寅恪先生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王国维的自杀其实是一种〃文化托命〃，是他与自己所视同生命的文化〃共命而同尽〃（陈寅恪语）。王国维的最后抉择，反映了当时中国第一流的文化学者，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既无力回天，又不肯就范的极度悲哀、极度矛盾和极度痛苦。
答：其实，陈寅恪先生一生的遭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地方。在西方，第一流的大学者，比如说，像马克斯·韦伯，他所看到的西方原来整个神学的宇宙秩序，被一步步地破坏，出现了〃世界的解魅〃，对他来讲，那种深厚的悲情感觉，我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