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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还指出法警当庭打盹，有损法庭威仪。他们说可能是法警值夜班，白天太累了。我开玩笑说，应该学习封建时代，让法警高喊堂号“威——武——，威——武——”那就不会打盹了。
下午跟师弟聊天，感慨人生和教育等。晚上备了会课，然后为某坏人修改文章。我这人不知道记仇，明明经常被坏人欺负，但只要跟我说几句软话，就假装全世界人民的大哥似的，甘心情愿地当牛做马了。
其实今天心中还隐隐潜伏着另一个不平静的湖面。十七年前的今天，我几乎彻夜未眠，为了一份纯洁的理想，为了一声嘹亮的号令，为了一个甘愿祭出我全部青春的早晨……
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最近被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栏目拉去，做了若干期节目，于是又得到了新一轮的表扬和批评。表扬我的多数是中老年同志，比如北大清华的老师同事，主要意思是表扬我借幽默的风格对某些社会现象进行了讽刺批判。批评我的是一些喜欢我的青年学生，例如哈尔滨的小吴和成都的德强，主要意思是担心我说话随便，陷入媚俗的行列。我感谢他们并自我思考了一番，这里稍微说说我为什么答应去那里锵锵。
对于电视台的邀请，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谢绝，一是我的时间紧，无论怎么科学安排都不够用；二是大多数电视节目内容虚假无聊，欺骗观众；三是节目形式专制，以嘉宾为道具，没有起码的言论自由。其实凤凰台也有许多毛病，但相对来说，“锵锵三人行”可以说是中国最真实最自由的电视栏目了。21分钟的节目，基本现场就说21分钟，不删不改，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只要宪法允许的、对老幼病残孕无大妨害的，都可以说。虽然窦文涛老师喜欢说点“黄口”，可能是因为生理发育比较晚，这么大个“熟男”了，还停留在口腔快感阶段，但是凤凰台和中宣部的领导也没有收拾他，没有把他打成“反革命口淫犯”，这就叫“任人唯贤”。当年林彪手下有几员猛将，仗打得漂亮，可是生活上比较花，好像是黄永胜、李作鹏等人吧，每每打了胜仗就去腐化几天。林彪治军极严，可还是下不去手，放了他们一马。窦文涛鬼点子很多，又非常敬业，每天为了做节目而浏览大量资讯，甚至在飞机上盗窃公众报刊，遭到空姐耻笑。每次嘉宾一到，他就开始叨叨，特别是每当美女嘉宾正向孔老师请教画眉深浅入时无的旖旎时刻，这个窦文涛一定皱着眉头闯进来说：“孔老师我看要不咱们就从这句话开始吧。”孔老师最讨厌做节目事前准备，就敷衍他说，好好好，你随便开始，我管保给你接得稳稳的。据说孔庆东是中国著名救场大师，无论主持人卡壳，观众结巴，还是其他嘉宾瞬间脑白痴，只要有孔庆东在场，这节目就是拖不垮打不烂的空中万里长城。许多人看的是剪辑后的节目，以为孔老师爱抢话，其实现场恰恰相反，孔老师从来把话让给别人，只在爆破组成排倒下时，才奋勇一跃，堵上那个枪眼。当然也有颗颗子弹打不倒追兵的时候，只好纵身往悬崖下一跳，“我知道你会接住我，用你花一般的嘴唇和手臂”。
“锵锵三人行”还有一个优点，即政治上的开放度比较大。不因为是资本主义的电视台就大肆仇恨和贬低社会主义，也不因为大陆标榜社会主义就仇恨和贬低资本主义。就事论事，挥洒性情。每次节目都没有“定调子”、列提纲。尊重观众、尊重嘉宾。因为这里不是课堂，用不着讲课，用不着系统、严谨、滴水不漏。大家因为无拘无束而充满了真正的工作责任心，达到了老毛说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顺便说一句，有些热爱毛泽东的朋友批评我不该叫“老毛”，说这样不严肃。我认为毛是个俗人，既伟大也凡俗，我尊重他，也很同情他。禅宗说可以“呵佛骂祖”，那才是真的尊敬。何况毛泽东还远没有达到佛祖的境界呢。一些朋友，特别是基督教的朋友，以前不理解我文章末尾的“反动口号”，以为我辱骂上帝，其实读读禅宗就明白啦。
现在大多数电视台的谈话类节目，一是迎合领导意图，二是又要赚钱。既要欺骗人民，又要假装民主自由，所以往往短寿。录制现场气氛紧张尴尬，有专人组织观众鼓掌喝采，甚至冒充观众提问。观众的表现不合格就不结束，那些好不容易进一次电视台的观众只好忍气泣吞声。对嘉宾也很不尊重。编导事先规定好了嘉宾说什么、怎么说。有一次某编导苦苦哀求我说：“孔老师您就当一回反方吧！”我说对不起，没人可以规定孔庆东说什么，北大领导都不管我，我反而跑到这儿来找个舅舅？有的编导强迫嘉宾对某人进行人身攻击，甚至用侮辱性或者挑逗性言辞刺激嘉宾，以达到“激情”效果。我想问问这些电视节目，你们是社会主义的是资本主义的还是封建主义的？是领导的是大款的还是大众的？其实都不是，一切都是假的，是非驴非马的四不象，是假装民主的专制，是假装个性的恶俗，是假装清纯的烂泥塘。电视要讲究效率，不可避免地需要一定程度的“表演”，但这表演必须是发自真心真情的，表演不等于作假。“锵锵三人行”或许散漫了点，但好就好在，不用配合中央政策、地方法规，不用顾虑大款心情、汉奸脸色，想啥说啥，哪儿说哪儿了，亦庄亦谐，我行我素。所以，他们一找我，我就去了。关于中国电视的诸多弊端，阿忆兄有更精彩的文章，可以参见。
而我由“锵锵三人行”的题目，不禁想起了阿Q前辈喜欢唱的《龙虎斗》：“锵令锵，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咱们每天手拿遥控器，走马灯一般更换着伟大祖国的七八十个频道，竟然大同小异、大失所望、百无可看，百厌不看。僵硬的新闻、恶心的搞笑、弱智的歌舞、虚假的访谈，你说，这还不该打么？
幸亏还有天气预报、百家讲坛、流金岁月、曲苑杂谈、发现探索……以及，锵锵三人行。俺又自夸了一回。俺有个哈三中老同学叫洪舟，在公安部混差，经常打击我的自尊心，他说：老孔居然上电视也能火，可见中国电视多么糟糕了。俺完全赞同他的论断，啥时候像阿忆孔庆东这样的外行，连电视台的大门也不让进了，那中国的电视可能就达到本科水平了。
多情最数王怜花
昨天课前，向学生推荐了王怜花的《江湖外史》，透露了一点“我跟王怜花不得不说的故事”。王怜花是我1983年秋天考进北大后第一个“亲密接触”的人——我们床挨着床。32楼416是间大宿舍，共住10人，五张上下床，三张靠着墙，两张并排矗立在中间。我住清平的上铺，王怜花住小文的上铺，我就这样，跟这位白白净净的福建帅哥王怜花，床单挨着床单，相隔咫尺地成为哥们了。
说出王怜花的真名，那也是80年代响当当的北大才俊，就是蔡恒平——写诗的时候叫恒平的。许多人都赞赏他的小说《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其实他的诗写得更入理入情。小蔡普通话很差，花发不分，肉漏不辨，经常努力地卷着舌头说：“今天他妈的真不象发！食堂的辣个棍棒漏丁，发了我四个一毛钱，居兰没有几块漏！”我就教他说绕口令：“大花碗下扣个大花活蛤蟆。”小蔡说得口水直流，还是说成了一片“发罚法发”。这个对他太难，我命令他干脆每天早晚就练“活佛”两个字。于是早上我还没睁眼，就听耳边有个声音说：“活活，活活。”我就活了。晚上我刚一睡着，耳边那个声音又说：“佛佛，佛佛。”我气得简直要立地成佛了。
不过小蔡有时候普通话却说得格外流畅。一个是朗诵自己的作品时，一个是跟女生套近乎时。蔡恒平是67年出生的，比我小三岁，可能是我们班最小的。我格外钦佩班里的几位67年出生的同学，他们差不多都是才子才女，除了小蔡，还有黄亦兵、黄心村这“二黄”以及湖南状元杨君武等，好像都是属羊的。他们的智力对于今天的城市孩子们来说简直就是神话。小蔡觉得我是语文权威，经常问我这样写是不是病句，那样写节奏好不好。而我们班的诗歌权威臧力却不搭理我那一套语文教条，我一批评他的病句，他就恶狠狠地说：“什么病句？老子这叫象征！”而小蔡特别谦虚，总是拉着我说：“老孔，你再听一遍。”于是他就对着窗户朗诵道：“不要说明天多美好，不要说阳光正灿烂……”我看着他颀长的侧影，看着金黄的阳光缓缓贯注到他羊脂般的少年的脸上，再看看宿舍里的各路豪杰们，觉得这就是北大中文系啊，这些就是我们祖国最有才气最有理想的青年啊。一种天真的幸运感、幸福感，洋溢了全身。
小蔡并不觉得自己小，他很有侠气，很幽默。他自封为司令，封我为他的保镖。他说想找某女生谈谈，问我怎么办。我说：“借书呗。”小蔡眼睛一亮：“保镖，你真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