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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明白：那些有能力和成绩好的孩子都把上大学作为自己的惟一人生选择，而那些成绩不怎么样的孩子感觉把上大学作为惟一选择可能把他们自己逼上绝路，所以才准备了第二、第三种选择。还有一类孩子自知根本考不上大学，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人生的坐标放在考大学上——这是一种彻底的放弃。可见，除了彻底的放弃者外，天下的学子和他们的父母亲们都把命运的第一选择放在了考大学之上。
这是中国人特有的人生坐标系。决定这个坐标系的有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意识，更多的是现代社会的生存与就业的压力，当然也包含了某种理念与追求。
有人让我相信，别听一些瞎胡扯，其实凡是进高中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没有一个不从骨子里想上大学的，除非他们力不从心或者另有原委，即便是这样，所有的人都抱定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努力加倍地去圆他们心灵深处的大学梦的决心。也正是这种从骨子里和心灵深处涌动迸发的上大学追求，才真正使得中国的高考战火越燃越烈。
我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分析判断，也有理由认为中国人的这种追求本身就极富价值，正是它的存在，才使我们的大学门变得异常神圣和庄严。
然而在听到这种声音的同时，我听到了另一种被人称为“挑战中国大学”的声音。这是由我们的同行、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先生和他的儿子赵延父子共同发出的。
赵长天主持进行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在1999年响遍大江南北。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文比赛，而是能使获奖的小作者兔试直接进入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比赛！仅一篇作文就能进北大？这使得《萌芽》杂志领导的这场“挑战高考”的作文大赛格外引人注目。问题还不仅如此，正当许多家长和学生纷纷对不用考试就能进入北大的作文比赛产生浓厚兴趣时，赵长天主编又“以身说法”，把自己儿子的成长经历端到了前台，响亮地提出了“为什么一定要上大学”的质问。在全国人民空前热衷于准备把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家庭储蓄投入子女的教育、国家大张旗鼓地搞大学扩招时，赵长天父子的这一呐喊，听起来不能不说是震聋发聩。
赵天长的儿子赵延在初中时上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一附中，真正的市重点中学，赵延父母当年都是这所中学的优等生，可儿子在初三之前成绩从没有好过倒数第十名。到了初三，赵延开始知道用功了，每天做作业至半夜以后，成绩明显上升，“中考”时仅差一分不能直升本校高中。照父亲赵天长的身份，再出不多的钱进个重点高中应该不成问题，在上海这个高考录取率最高的城市，进了重点高中再想上大学绝对不成问题。然而问题到了赵氏父子手里，却成了另一种情况：
“爸，我以后不想考大学了，所以……”
“所以连高中也不想上了？”
“嗯，你同意吗？”
赵延把难题搁到了父亲这边。如果换了另一位父亲听到这样的话，不是怒发冲冠，也可能拔拳相揍了，但赵长天没有，他沉思稍许后，认真地回答了儿子：“我尊重你自己的选择。”
儿子当时非常吃惊，但很快又自信地朝父亲感激地点点头。知父莫如子，老爸是个明白人，赵延正是对这一点心中有数，他才敢向父亲“口出胡言”。
“什么，侬哪能连儿子不想上大学都让着他呀？”像全中国普天下的百姓一样，赵延本人决定不上大学倒没有引起同学和老师的反响，而他父亲、身为上海作家协会头儿之一的赵长天，却在那一阵子受到很多同事和朋友的强烈反对和谴责。“不管怎么说，只要有一点希望，大学还是要考的，何况现在都到21世纪了，不上大学就意味着没有了进入新世纪的入门券，你当家长的不对孩子负责还有谁对他负责？千万别顺着孩子……”
赵长天当时的压力还真不小，而他竟然顶住了。
“我就是不高兴读高中。上初中都要每天学习做题到深夜12点以后，到了高中怎么办？还不天天不睡觉？所以我不愿读这样的书。”儿子赵延说。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你愿意考大学，我们作为父母当然支持，但你没有这个愿望，觉得自己不愿意受高中三年的做题之苦，那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儿子当时十六岁了，我觉得他自己应该有选择的能力和权利了。”赵长天说。
这对父子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关注，是因为儿子在没有上大学后出现的变化，用父亲的话说是“我特别特别的开心”，不用像其他家长那样整天为孩子的作业和成绩紧张与忙碌；不用像其他家长一次又一次到学校参加家长会接受“战争动员”；更不用像其他家长面对儿子高考可能的成功或失败犯心脏病。让赵长天最开心的还有儿子后来不仅改掉了许多毛病，比如由仅仅爱好武侠小说，拓展到在中专学校里能当语文课代表了，而且学习成绩从后十名上升到了前十名；见生人胆怯时的口吃也没有了，并且当上了文学社“头儿”。儿子所学的海关专业使他在毕业后找工作很顺利，两年多来的工作实践中他同样表现得心情愉快和积极努力。
“你对爸爸的最大要求是什么？”
“当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在我身边。”
在一次电台做节目时，儿子这样回答主持人，赵长天听后“特别特别开心”。为此赵长天对现在的考大学风有了自己的一通宏论：“现在重视考大学相比‘文革’时的白卷英雄是一种进步。想念书就再往前走一步，但要允许和尊重个人选择适合自己的路，谁都不应受歧视。”
允许和尊重个人选择——这话对今天的中国千千万万家长们来说，是不是太重要了？是不是太值得教育和鼓励学生及老师都补上这一课？
人类的文明进步表现在什么地方？科学与知识当然是重要的明显标志，但就个人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不是体现在自己的权利和理念真正被社会、被他人所尊重的程度？然而看看我们现在的学生家长及老师们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子女与学生的：考不上大学你就是猪狗都不如！你是世界上最笨最笨的人，以后考不上大学你只能去扫大街！还有比这更难听的话。于是孩子们从入小学门的第一天起，在家长和老师们如此这般的灌输下，就知道了不上大学就意味着自己是“笨得不如猪狗”，以后就只能去“扫大街”。他们于是自觉自愿地成为考试机器，自觉自愿地放弃了本该属于自己应当被人尊重的选择人生命运的权利。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学生，在我们多数家庭里成长着的孩子。
“文革”十年使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无数人成为了“被耽误的一代”，这是人人都痛恨的政治灾难所致，这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也是极少见的，它多少带有“不可抗拒性”。然而今天的高考指挥棒的挥动是不是又导致另一种残酷的形式，迫使我们的孩子正在成为“被剥夺选择个人权利的一代”？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谁又能不认同这个结论？
普遍的情形是孩子们已经麻木了，即便他们隐隐约约知道些自己的这种权利，但也看在父母含辛茹苦的份上不想开口了。不是没有孩子站出来像赵延那样面对父亲表明心迹，只是现实中这样的事太少了，赵延敢说是因为他的父亲理解他，并尊重和支持儿子的选择权。如果换一个父亲或母亲，赵延的结局可能就不是现在他很开心的现实。
我在某学校采访时，知道那里前年有个落榜生因为不愿再考大学了，父亲在他回家后先是狠狠地揍了他一顿，然后告诉儿子：不考大学可以，你要是留在家里，你就去死，要不你就给我滚得远远的。
儿子欲哭无泪，用什么话恳求父亲尊重他想做一名摄影师的选择都没有用，最后儿子只好关上门割腕自尽……
“我们学校这十年中已经出现多起不考大学而被家长逼死逼走的事件，弄得我们老师压力都特别的大。你想，如果不帮助孩子考上大学，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当老师的不也成了间接杀手嘛！”这个学校的一位老师黑着脸对我说。
在采访这类“高考报告”时，我的感觉总是最痛苦的。
其实人人都知道这个理：社会是由各种人组成的，大学生或者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塔尖，没有塔底、塔座，也就不可能组成一个完整的高塔。
可问题是“知本”时代和文凭社会逼得人人都忘记了这些理儿，通常的劳动者光荣，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话只有在每年的“五一节”那一天才有人出来喊几句，剩余的三百六十四天里我们听到和见到的全都是“知本”与网络等名词，以及由“知本”和网络名词构成的一夜之间便可富甲天下的美梦和花环。
“知本”和网络肯定是我们已绎进入的新世纪里最重要的事情，但需要指出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大学的数量还很有限，即使按照国家制定的大学入学率将从现在的百分之九左右上升到百分之十五左右，仍有百分之八十五左右的适龄青年不能跨进大学“龙门”，过度地强调人人考大学显然只能让更多的人在门幅有限的“龙门”前殉葬而死。最主要的是我们会发现即使像美国这样的教育大国，不选择上大学的人仍占多数。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人疯狂地想做“比尔·盖茨二世”吗？不知有谁提起过比尔·盖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