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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地区的招生部门和学校联起手来做，从中相互得到好处，并结成了一般情况下根本无法捣碎的‘舞弊长城’和铁索链。”他说他女儿去年第一志愿报的省某重点大学，以其高考分数进入了该校提档的前十几位。然而结果就是没有录取她。后来知道这个学校突然把十几个名额的“计划”指标从这个市“调拨”到了另一个市。为什么这样做？全因为某市与该校有一笔为数不薄的“私下交易”——你每年都给我些招生指标，我就多给你“捐献”些资金。最后倒霉就倒霉在像这位老兄的女儿一样的考生身上。很少有人注意高考中的这些“黑洞”。一些高校为什么年年在起劲地向教育部门要“自主”政策？说透了，其中有大大的“黑洞”存在！问题是，你还不好说，因为这是学校的“权利”。可是百姓心里也有杆秤：你的这种权利背后就是严重的腐败，或者让人看起来是“合理合法”的腐败！不惩治这种腐败，天堤旎容！
由于“大官父亲笨儿子”总是存在的，于是该操心者总是层出不穷。而且现在有权人比过去那些“递张条子”、“走个后门”的老一辈腐败者来说要会用权得多。你这儿不是不录取吗？那好，我到他那儿——他那儿的录取分数线比你这儿低三五十分哩！说不定还能进“重点”。于是一到高考前的三四个月，那些省与省交界之处的各派出所工作十分繁忙——都在忙着为邻近的某某市长、某某局长的公子、闺女办迁户口手续！这样的“通力合作”两方有利：一边解决了难题，一边“引进”了人才且还有很丰厚的额外财政收入。
老百姓没有门道也没有多少钱，所以他们的子女只好“落榜”。于是他们愤然：这样的“交易”算不算腐败？如果算腐败，那就也该天堤旎容！
大官做大事，搞大腐败。小官也有小官的办法，可别小看啊！
这几年小官干了不少让人们大开眼界的大腐败之事。
比如1999年初，《中国青年报》两次披露山西两所大学查出了几十个假大学生。这样的事在十几年前是闻所未闻，现在竟什么事都冒出来了。
第一起查出的是山西医大的郑彩云、杜海峰、赵建康、李霖君和梁泽民五位假大学生。山西省招生办考试中心的情况通报这样披露：
郑彩云，原朔州市朔城区一中1998年应届毕业生，本人1998年7月在一中报名参加高考，考分470分。在高考报名接近尾声时，其父郑某持郑彩云的户口和其它有关证明及替考生照片到该城区二中，以郑彩云的名字报名。二中具体办理报名工作的谢万红在未核对有固炷料的情况下，按二中高中应届生对待接受其报名，并给办理了高中学生档案。替考者成绩567分。就这样，真郑彩云以“假郑彩云”的考分被山西医大录取。
杜海峰，1998年在朔州市平鲁区李林中学报名参加考试，本人考分450分。其父杜应（平鲁区教委党委书记）为保证其子能上大学，便通过李林中学建档教师赵建华提供的档案，又持杜海平（杜海峰的别名）户籍证明、毕业生证书在区招办报了名。由于具体办事人孟山森把固旎严，没有核对考生照片是否同户籍等有关证件相符，使得内蒙籍替考生顺利参加了高考，成绩535分，被山西医大录取。
另外三位假大学生赵建康、李霖君、梁泽民的造假情况基本相同，不同的是赵建康由其因病在家休学的哥哥赵建峰代替考试。哥俩替换更容易蒙混过关。
有位山西的朋友说，有几千年黄河文化熏陶历史的晋国人，考试舞弊的“水平”之高是全国罕见的。其实，就全国范围而言，类似山西的舞弊现象不在少数，且有这样一个特征：越是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地区，这种冒名顶替造假现象越严重。
在《中国青年报》披露上面这则丑闻的第二天，该报又披露了江西一起更大的高考冒名顶替事件。江西某国防科技工业学校的四个班中一下查出二十二个假学生！如一个叫“蒋礼虎”的96届44班学生，该生还是此班班长。他对记者的采访连隐瞒都不隐瞒！他说他真名叫周起文，是都阳县人。1996年参加全省统考后离录取线差几分，于是家里人就给了“教育办”的干部两千元钱，于是他周起文成了现在的“蒋礼虎”来到了这个学校。假蒋礼虎说他根本不认识真蒋礼虎，但他现在在学校的档案里都是真蒋礼虎的，连上面的照片都没有换。该校目前已经查出的二十多个假学生的情况基本与“蒋礼虎”一样，都是出钱或者有权者变花样让他们上了学。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这么不高明的造假活动，如果录取学校稍稍把工作做细一点，是绝对可以避免的，但这个学校没有那样做。原因虽不明，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某些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学校个别决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这些丑恶现象得以滋生、蔓延的根本原因所在。
高考中的舞弊造假之风，如今就像我们经济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那种情况：上面大喊反腐败，下面腐败之风却非但丝毫没有收敛，反而贪污受贿的数额越来越大，顶风作案者层出不穷，这可能是当今中国的一大特色。1999年“国考”刚刚结束，震惊全国的一南一北的两大舞弊案即刻“浮出水面”：一是黑龙江望奎县二中高考十六份雷同卷牵出二十二个涉案人，主管副县长、教委主任、副主任、二中校长及考场教师，全套人马一起上阵作假舞弊，实属奇迹！南边的广东中考中发生考题泄密大案，几个校长为追求升学率，相互勾结，串通一气，造成两万六千多名考生重考的“国考”大案。这回广东清远的中考大舞弊，多多少少也使曾几度疯狂的该省某些地区高考顶替冒假的“小魁首们”有些小巫见大巫的感觉，着实暗地里欢欣了一番。
为了考察“中国当代高考舞弊之怪现象”，我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录制室，又重新看了一遍1997年10月23日的《焦点访谈》。在这个以“偷梁换柱，法理难容”为题的节目里，披露了这样一件事：湖北省通城县原招生办副主任熊云鹤在任期间，利用修改考分考号、冒名顶替等卑劣手段，将其亲朋好友的子女送进学校，共作案十二起之多，涉及被冒名顶替的考生十五名。这一案件非常典型。熊云鹤利用职权，使一些本来拥有上大学机会的学子身怀终生遗恨。他的行为，大可叫人生出“千刀万剐方解此恨”之感。因为正是他的卑劣做法，使得那些本来满怀希冀的青年男女，从此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甚而走上一条完全相反的人生之路。当看到那位因人为“落榜”的女孩子不得不年少嫁人的凄凉情景，凡有些血性的人，都会愤怒诅咒熊云鹤这个喝考生血的无耻之徒。
据教育部门与检察部门介绍，像湖北通城的熊云鹤这样借招生办负责人职务之便，在中考、高考中“做手脚”的人，几乎每年都有，就像经济领域中那些顶风犯罪的腐败分子一样，他们极端的自私利己主义思想，严重玷污和搅混了中国神圣的中考、高考殿堂，能让老百姓不愤怒吗？
虽然这种企图借高考为个人私利大捞一把的败类们，早晚总会受到法律制裁，但是，法律虽然可以斩断那些伸向高考的“黑手”，但却难以抚平一颗颗受伤的心灵。
白天德，一位现在不知是否还在人世间的身患绝症的中年庄稼汉。十五年前的那“黑色7月”之后，他以非常优秀的成绩考上了师范学院。他和全家人满怀喜悦地天天等候入学的喜报送达，可是没有，永远都没有……当上面我所说的那个《焦点访谈》节目播出后，勾起了这位庄稼汉“被秋雨浸泡了十几年的灰色记忆”，他从死亡的病榻上艰难地支持起已经被死神咀嚼得所剩无几的身子骨，用尽全部的力气，忿愤地写下了自己的那段亲身经历与日后的苦难：
……临近开学的日子，我还没有收到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而沉寂了几个月的天空终于蕴育了一场绵绵的秋雨。饱受暴晒的世界被清凉的秋雨洗涤得面目一新，连绵起伏的远山在靠微烟雨中愈显苍翠，空气中透着雨后特有的清爽。初秋的细雨给人以仲春时节的感觉，唤起人想要作诗的冲动。
可是这雨下起来就没完没了。天空终日灰蒙蒙的，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一片迷茫的雨雾中。我有些坐立不安了，开始觉得这绵绵不绝的伙雨让我感到纳闷。我想这点雨不会阻隔我的录取通知！但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原因呢？我的行李早已捆绑停当，静静地靠在冷清的墙角，无言地等待我出发的日子……
雨一刻不停地下着，坚硬的土质路面被浸泡得松软，一搁脚就会陷进去。已经过了9月1日法定开学的日子，我依旧没有收到任何消息，父亲看出我的焦虑，安慰说，这样的学校开学要晚些时候。
难捱的日子在这渐渐沥沥雨中一天一天捱过。我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灰白枯槁的脸，感到这沉闷的天空简直要把我压垮。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死寂的等待，我的心情坏到了极点。
终于、父亲再也无心上他的课，向邻居借了一柄伞和一双雨鞋出发了，他要步行六十公里才能到达县城。望着父亲在雨中蹒跚的样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