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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欲哭无泪、不知所措、强烈地想看一眼“小燕子”的时候，楼道里不知谁家的门内传来《还珠格格》的电视声音：“小燕子！小燕子”——那陌生而熟悉的声音直灌我的耳朵，可很快声音消失了，是出来倒垃圾的邻居把门拉上了。
哇，“小燕子”的声音太刺激我了！在家惴惴不安的我终于想了个办法：到邻居家看一眼“小燕子”！
用什么法子敲开邻居家的门呢？对，就说我家电插头坏了，借把钳子什么的。
我撒谎敲开邻居门时，心头好不激动，但表面上装出十分镇静的样子。好客的邻居哪想到这是我一手“策划的阴谋”，当我表示对他们正在看的《还珠格格》也愿意看一眼时，他们全家人便热情地邀我坐下一起看。接下去的时间简直可以用“大大过瘾”四个字来形容了。在这个家庭里，“小燕子”不仅吸引了与我差不多大的一个女孩子，也吸引了她的父母和姥姥，我真羡慕他们全家。让我想像不到的是，他们在看完当时痔欹的两集《还珠格格》后，听说我从没有看过以前的《还珠格格》，就慷慨地拿出了录制好的两盘录像带又放给我看……
我完全沉浸在“小燕子”的狂热之中，发现邻居家准备吃饭时，才想起该是我离开的时候了。“对不起，打扰你们好长时间。谢谢！”我不好意思地起身告别，三步两步地回到楼上的家。
当我用钥匙打开防盗门时，发现锁是开着的，心蓦然紧张起来：坏了，妈已经回家了！
“你到哪儿去了？”母亲早已站在小厅中央，等候对我进行审问。
“没、没到哪儿……去楼下邻居家借钳子去了。”我恨自己语无伦次。
“借钳子？那钳子呢？”
我傻了，到人家里半天什么也没做嘛！邻居对我借钳子的事怎么也没提醒一声呀！真是。
“你那点花花小肚肠，还想瞒我？”母亲早已气不打一处来：“我知道你不等我出门，就急着想偷看电视！哼，真有本事，自己家的电视不会捣鼓，还想到邻居家借钳子来！去呀，把钳子借来呀！”
“我知道是你存心把插头搞坏的。”我觉得不能不说，尤其是想到邻居家的那种温馨快乐情景，以及我与母亲之间的不平等。
“知道了你还跑到人家家里去看？难道你永远管不住自己偷懒？”母亲又开始没头没脑地骂起来，她骂人时的那种尖嗓音最让我感到刺耳，而此时我感到的不仅仅是刺耳，是刺心，深深的刺着我的心！
也许是积压在心头的怨忿太多大久，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的声音会大得甚至有些歇斯底里：“我不偷懒！我从来没有偷过懒一一！”
母亲大概没有想到我会如此反抗，她一愣，火更大了，使出她认为大人惟一能制服儿女的手段——抄起一把铁棍朝我砸来……我真的惊恐得脑子一片空白，因为我想像不出我的亲生母亲会用铁棍向她的女儿砸来！
我被求生的本能唤醒了！我退至不能退却的地方，我的手下意识地抄起放在桌上的一把菜刀并且高高举在空中……
母亲惊呆了：“你你你想杀你妈呀？”
“我就想杀死你——！”我的声音几乎使全楼的人都听到了，于是我家的房子外传来无比猛烈的敲门声。
就在这一夜，我离家出走了，什么都没带，便离开了家，离开了母亲，一个人在我们小城的一条河边走了五个多小时，在这阴雨绵绵的五个多小时里，我呼天不应，唤地无声，无数次想向湍急的河水中跳去……那是我一生无法忘却的黑夜。现在我回想起那一夜的情景，我真庆幸自己那一夜没有做两件事：一件是我没有留在家里，假如真的留在家里，我难以压下举刀杀母之心；二是那五小时的漫漫长夜，使我有机会渐渐梳理我并不成熟的心路。
你们一定很想知道我以后的情况。我可以告诉你们：去年我考大学的机会失去了，但我和母亲都不感到后悔，因为我们母女和解了。后来母亲在我出走几个月回家后，重新找了一个中学让我去读，我和母亲对今年我考大学都充满了信心。回想起那段难忘的经历，我只想对所有的家长说一句话，那就是：请在严格要求您的孩子努力学习时，不要忘了给他们一点起码的自由，这样不仅不会影响他们的高考成绩，相反有可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认为这绝对没错。
为了“高三生的独白”部分，我采访过各地的几十名学生，在所有接受我采访的这些高三生中，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他们对现行的教育，特别是“一考定终身”的高考以及高考前的学校教学模式提出了最严厉的意见也是最恳切的希望，那便是请求社会、学校和家长们给予他们最基本的自由空间、最基本的人格尊重与做人的权利。
“我们大部分人都过了十八岁的成人年龄，不能因为高考而剥夺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基本的权利。我们要求有人权——不是西方政界指责我们的那种人权，是我们作为新世纪一代中国青年人应有的那种既有严格要求，又能体现我们健康快乐与自由个性的人权。”一位现在就读于北京某著名学府法律专业的学生如是说。
关于学生的人权概念，我问过不少家长，他们在没有前提的情况下的回答显得很空泛，可真正接触到自己子女的实际情况时，其回答又让我感到吃惊。
“孩子的人权必须建立在～种有所约束的条件下，比如他们应该在完成学校和家庭对他们的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才能谈论此事。”——这是一位在大学当人文教授的学者的回答。原因是他的儿子也是位不安分守己的逃学生。这位教授是在恢复高考后圆了大学梦的“老三届”生，他的体会非常深切：“我的结论是，在中国尤其是现在或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高学历，就意味着你失去社会对你的尊重与选择。设想一下，一个没有高学历的人，想让社会来重用你，那除非在你通过无数次、无数年的艰苦拼搏后才有可能，而有高学历者可以在走出校门时就获得社会给予你的种种机会。难道我们作为家长，有谁真心想让自己的儿女在无尽的努力与等待中来让社会承认和选择他吗？不会的。那样的代价不仅仅是时间和金钱的问题，而且也是整个时代与民族所不允许的。”
不能不说这位高谈阔论的学者的话没有道理，但谁又能为我们的孩子想一想呢？
“剥夺了权利，剥夺了自由，剥夺了最基本的生存方式，我们不就成了一种机器吗？一种让家长、让学校、让一个用先前的那种模式制造出来的一代吗？这就是你们大人们天天说的时代进步、社会发展吗？再说，当我们一个个变成考试机器后，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创造、我们的幻想、我们的灵智，还有我们的爱情都被混灭后，这个世界、这个时代还有什么是可以吸引我们生命活力的源泉？死吧——做一具还有心跳的僵尸吧，阿门！”学生们这样告诉我。
我想用实例来回答不少家长和老师在这一问题上的某些固执之见，它们实在值得大家深思。
实例之一：《贵阳都市报》刊发的一位中学生留给父母的
遗书：
敬爱（的）爸妈：
我已不存在，请不要悲伤。我很对不起你们，请原谅。
我知道你们把我养这么大很辛苦。但是呢，我又没有报答过你们。我的成绩从来没好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我有想死的念头，我曾经有过几次想死，但是我还是不愿意过早地死去，但是这一次，我已经彻底地绝望，并不是什么原因，而是我己感到，我是一个废物，样样不如别人。而且由于没有交成绩册和补课本，（老师）没有（让我）报到，也没有（发给我）课本，今天我们班上来了个新生，侯老师对他讲：“后面的同学基本上都是差生……”我想，我已被老师列入差生行列了。我也感到很绝望。下午，我去问老师，星期一交行不行？据同学说，他假期作业有两道数学题没做（没有通过小组检查），老师说：“不行，今天不交星期一就不准上课。”我真的绝望了。
我也想过，我一死会给你们带来什么呢？有坏处、有好处，我一死，会给你们精神上加了不少压力，好处是我一死，你们可以节约一大笔钱，你们可以不用愁我的开支，你们可以尽情地游玩，坐飞机、坐火车、坐轮船，而不用为我担心。我死了，也不要传开来。因为会带来别人所讲的闲话，使你们很不好。如果真的很想我，便给我写信，你们尽情地玩乐吧，你们也不要想不开，存折密码是1122。来生再见。
李渊
97．2．2010：17
另加一句：妈妈，不要责怪爸爸，爸爸也不要责怪妈妈。
记住。
据贵阳的市民讲，李渊死后八天，报上刊出了这封遗书，几乎所有的贵阳人都为如此懂事的小李渊惋惜和痛心。李渊是位中学生，他的遗书中非常清楚地表明他的死因并不复杂，但却令人深思。那个老师简单而又残酷的一句“差生”和一个“不交作业就不让上课”，使早已对死读书和以分数论优劣而绝望的小李渊产生了想死的念头。而李渊对死所表现的那种冷静和死之前周到地为父母考虑的那种成熟，更使我们为失去这样的好孩子而痛惜万分！
我们从遗书中不难看出，虽然李渊只是个中学生，但他有思考和处事的成熟的一面。同样，在他的眼里，人生尽兴地玩乐是最大的难得、最大的幸运、最大的幸福——他因此用一句听起来十分幼稚却无比真诚的“你们尽情地玩乐”来祝福自己的父母。读到这里，我们都能感到中国的孩子们因为上学而受到的心灵创伤是何等的严重！
实例之二：见《北京晚报》1999年1月26日报道（记者张鹏）
高三生杀死奈生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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